“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老屋情思

    狂风卷着暴雨，像无数条金色的鞭子，猛烈地抽打着门窗，不锈钢的防盗门嗡嗡地响，第六感觉告诉我，老家那老屋，这回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了。

    清明时节，我回到老家，给父母上完坟后，来到老屋的废墟旁边，目睹着老屋的残砖断瓦，默默感受着老屋淳厚温暖的泥土气息，我突然有一种现实被抽空的感觉，一种莫名的惆怅涌上心头。

    老屋究竟有多老？父亲没说过，我也没查过。我只知道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们这个李姓屋场就有新屋老屋之分，老屋比新屋地势稍高一些，中间隔着一口蒿笋塘。随着子孙的繁衍，房屋不断扩建，蒿笋塘被填平了，新屋和老屋便实行了无缝对接。老屋原来有上下两个堂屋，叔父成家后，上堂屋那边的房子给了叔父，父母和我们六兄弟住在下堂屋的三间房子里。

    对生长在城里的孩子们来说，老屋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它不过是傍山而建的一栋普通农舍，土墙青瓦，杉木门窗。既没有青山环绕，碧波荡漾的美景让人流连，也没有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供人欣赏，更没有叹为观止的文化古迹让人演绎，即使不倒，也卖不了几个钱。但是，在我们心中，感情这个东西是无法估价的，就像“儿不嫌母丑”一样，老屋不但寄托了父辈对儿女的福佑和期盼，而且也凝结了我们这代人的心血和汗水。老屋扩建的地基是我们一担担土从烂泥塘里填起来的；老屋的砖瓦，是我们挖土拌泥一口一块做出来的；老屋的木料，是我们一步一颤从几十公里路远的山里买来的。老屋的一砖一瓦，一木一梁都注入了我们的灵魂，它和父母连在一起，成了一种血浓于水的情节，不管你走多远，不管你漂泊多久，它都会牢牢牵住你的心。可是现在，它已经容不下“从前……”这样的故事了。

    老屋倒了，它倒得悲壮。

    它来到这个世上，本身就先天不足，没有钢筋的支撑、没有水泥的庇护，除了半截经过火炼的红砖外，几乎都是原生态。赤身裸体迎击狂风暴雨，霜刀雪剑。几十年来，尽管伤痕累累，它把眼泪藏在心中，屹立不倒。这次，它拖着摇摇欲坠的病体，与百年不遇的强敌决斗，终于倒下了。就像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面对力量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他用最后一点力气，打出了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然后倒下了。他是英雄！

    老屋倒了，它倒得其所。

    它本是水田中肥土层下的一层粘土，被主人发现后挖掘出来打造成合适的形状，用到了合适的地方，便成了屋。为报主人知遇之恩，它以有限的空间，接纳和承载了主人一家三代人，在这里，它送走了两位坚持与自己相伴终身的老主人；在这里，它见证了少主们一个个成家立业，从为人子女到为人父母；在这里，它见证了第三代人的出生成长，然后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出家门。它为主人一家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直至他们搬进新居才了无牵挂地倒下，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来之于土又归之于土，这是它最好的归宿。

    老屋倒了，它倒得刚义。

    老屋知道，它存在的价值，就是有人居住。“没人住，毋宁死”，这是它的生命信条。自从两位老主人去世后，它就知道自己的大限快到了，因为狭小的空间已经无法满足主人一家子孙繁衍的需要。它不想顶着落伍者的代号苟活于世，也不想用残缺不全的病体博得世人怜悯。“士为知己者死”，能够读懂自己生命密码的就是躺在不远处坡地上的两位老主人，于是，它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归。

    老屋倒了，它静静地躺在大地母亲的怀里，与离它不远的二位老主人相依为伴，默默地注视着从这里出发四处闯荡的子孙后代。它带走了寂寞与忧伤，留下了质朴与纯真。它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把一股浓浓的乡情注入了它所承载过的游子心中，让你牵挂、让你眷恋、让你回归。这种乡情将伴你一生并延续子孙，直到永远。

郭永怀：永远的怀念

王向田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西滩郭家村。1933年至1935年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国难当头，坚定了郭永怀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为此，他放弃了专修光学的夙愿，改学航空工程。

    1940年9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论文，得到导师的赞赏。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那段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等。

    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的10年是他科研的黄金时期，他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在是否申请接触机密资料的表格栏中填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他平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经常和大家热烈地讨论祖国的未来。

    1956年2月、6月，钱学森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在钱学森等人的召唤下，响应祖国建设需要，1956年11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放弃优厚条件，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

    回国后，郭永怀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张涵信院士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都讲究。”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钱伟长已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教育界开展“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望着蘑菇云冉冉升起，郭永怀忘却了多年的紧张、疲劳，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贡献了全部心血。他经常亲临西北核基地进行试验。当时国内航线大都是苏制的中小型客机，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他曾教导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工作。12月5日，在返回北京汇报时，飞机在着陆前失事。悲痛的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两人搂在一起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包中的机密材料完好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祖国的利益。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驮水的日子

温亚军

    连队所在的山上离盖孜河有8公里，全连每天吃用的水都要由驴去河边驮。新买回来的驴和原来负责驮水的下士犟上了，在挨了无数鞭子后才勉强驮回两半桶水。连长决定让上等兵去接驮水工作。

    第一天早上，上等兵把驴牵出圈，往驴背上搁装水的挑子。驴极不情愿，一把摔了挑子。上等兵也不急，也不抽打驴，驴摔了挑子，他再搁上去，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和驴较量。他和驴都折腾出满身汗，可硬叫驴没有再往下摔挑子的脾气了，上等兵才牵上驴下山。

    8公里在新疆算不了什么，说起来是几步路的事，可上等兵赶着驴，走了近两个小时。下山路上，驴故意磨蹭，上等兵不急不恼，任它由着自己的性子走。到了河边，上等兵往挑子上的桶里装满水后，驴又闹腾开了，几次把挑子摔下来，弄了上等兵一身的水。上等兵也不生气，驴摔下来，他再搁上去，摔下来，再放上去。他一脸的惬意样惹得驴更是气急。直到下午，上等兵才牵着驴驮了两半桶水回到山上。倒下水后，上等兵没有歇息，又牵着驴去驮水。如此折腾到天快亮时，驮够了四趟水，才让驴歇下。

    第二天，刚吹起床哨，上等兵就把驴牵出来去驮水。这天虽然也驮到了半夜，可桶里的水基本是满的。一连几天，如果不驮够四趟水，上等兵就不让驴休息，但他没有抽过驴一鞭子。

    慢慢地，在上等兵不愠不怒、不急不缓的调教中，驴没了那份暴烈，心平气和得就像河边的水草。上等兵感觉到驴已经真心实意接纳了他，便对驴更加亲切友好了。驴读懂了那份亲近，朝空寂的山中吼叫几声，又在自己吼叫的回声里敲出鼓点一样的蹄音欢快地走着。上等兵感应着驴的欢快，知心地拍了拍驴背，把缰绳往它脖子上一盘，不再牵它，只跟在一边。他又想到该给驴起个名字，兴奋起来，一点没犹豫，就给驴起名“黑家伙”。连长喜欢叫兵们这个家伙那个家伙的，驴全身黑色，就该叫“黑家伙”。虽然驴不是兵，但也是连队的一员，是他的战友。

    渐渐地，“黑家伙”熟悉了每天的水要驮回哪里，它总主动走到那里。一天，上等兵在路上耽搁了一下，“黑家伙”没有接到叫它停的命令，径自走出好远。待上等兵追到山上，“黑家伙”已经把两桶水分别驮到一班和二班的门口，正站着等他喂草料呢。上等兵冲到“黑家伙”跟前，“黑家伙”以为自己做错了事，扑闪着大眼睛，等着一个不高兴的表情。上等兵没有骂它，却伸出手抚着它的背，表扬它，“黑家伙”兴奋地冲天叫了几声。

    有了这一次，上等兵决定让“黑家伙”独自驮水回连。在河边装上水后，他对“黑家伙”说你自己回吧，“黑家伙”就自己上山了。“黑家伙”第一次独自上路时，上等兵有点不放心，悄悄跟在后面，远远地看着，他发现“黑家伙”稳健的身影，竟是群山中惟一的动点。这惟一的动点，一下子使四周沉寂的山峰山谷多了些让人感动的东西。过了一个多小时，“黑家伙”驮着空挑子回到河边。上等兵高兴极了，扑上去亲了它一口，并把自己在河边割的青草奖赏给它。“黑家伙”吃着，不停地甩着尾巴，表示它的高兴。

    上等兵买回一个铃铛，拴到“黑家伙”的脖子上。铃铛声清脆悦耳，陪伴着“黑家伙”行走在寂静的山道上。“黑家伙”喜欢这铃铛声，离上等兵越来越近，步子也越来越快，铃铛声也越加响亮，远远地传到盖孜河边。

    为了打发“黑家伙”不在身边的时间，上等兵带上了课本，在河边复习功课，他心里一直做着考军校的梦呢。复习累了，他背着手在草地上散步。他想到考上军校后，会和“黑家伙”分开，心里一阵难受，就拼命给“黑家伙”割青草，想把“黑家伙”一个冬天甚至几个冬天要吃的草都割下、晒干，预备好。

    在铃铛声中，又过了一年。这年夏天，上等兵考取了军校。

    走的那天，上等兵叫“黑家伙”驮着自己的行李下山，再最后一次给“黑家伙”背上的挑子里装上水，看着它往山上走去，直到走出很远。等他恋恋不舍地背着行李要走时，突然熟悉的铃声由远及近急促而来。他转身向山路望去，“黑家伙”正以他平时不曾见过的速度飞奔而来，纷乱的铃铛声大片大片地摔落在地。上等兵的心不由一颤，眼睛模糊了，模糊中，他发现，奔跑着的“黑家伙”是这凝固的群山中惟一的动点。

（有删改）

夜读周庄

许阳

    白天的周庄太喧闹，太嘈杂，成了一个拥满赶集人的商业街。就像一个大家闺秀，养在深闺人未识时是那样的贞淑娴静，一旦嫁为了商人妇，便失去了往日的风韵。所以，陈逸飞无不伤感地说，是他害了周庄。

    黑夜，容易使人寻觅到细雨江南的灵气。到了夜晚，游客们走得差不多了，一家家的店铺都打烊了，周庄洗尽了风尘，褪尽了铅华，才归还她天然无雕饰的纯真素颜与本来模样。夜晚的周庄，才是真正的周庄。

    吮吸着湿润的空气，独自一个人走在周庄的街道上。夜色渐浓，月华如水，在古镇的老屋和石板上肆意倾泻。远处的房子，只能看见黯黯的轮廓，近处的老屋，则如一幅明暗色彩比照的水墨画，被磨得滑滑的石板也泛着幽幽的光。四周静静的，只有自己脚踏石板的声音清脆地传向远方。

    说是街道，其实宽些的就是小河垂柳依依的堤岸，偶有一两条迟归的小船缓缓驶过，摇碎一片片波光潋影；窄些的是小镇的胡同，两侧房屋几乎伸手可触，这使人想起那句“头顶一线天，脚踏青石板”是何等的传神与精辟!身处暮色里的周庄，突然很想回到那不谙世事的孩童时代，一边走一边用手里的树枝划过苍老的墙壁，哼着歌谣，听从远处人家传来的几声犬吠。

    周庄的灯笼亮起来了。挂成一排的大红灯笼，是夜晚的周庄诗意朦胧。青瓦白墙，一旦配上这串串灯笼，古朴典雅便立刻从骨子里显露而出。灯光辉映着脚下潺潺的流水，盈盈水波又摇荡着夜泊的小船，千年古镇已经从熙熙攘攘中真正回归。豪华恢弘的沈厅安静了，精致典雅的张厅也关上了古老的大门，唯有门前的大红灯笼，在不倦的诉说着江南巨富和世家官宦们曾经的显赫与非凡。

    吹着细细的晚风，我长时间在双桥边踱步，又在桥上静坐。双桥，这是陈逸飞的双桥。在陈逸飞的笔下，双桥古朴、空灵，你可以感觉得到，她的每一条石缝间都镌刻着几个世纪的古风和遗韵。一幅《故乡的回忆》，人们才格外注意到了中国还有周庄这样美丽的地方。要是徐志摩能来这里，会不会又有“再别双桥”的另一番韵味和感慨呢？

    小小的周庄，算上双桥在内竟然有十四座桥。不必说那被称为“升官发财桥”的富安桥，也不必说那已更名为外婆桥的梯云桥，无论哪座桥，看到了桥一定会看到树，看到了树也就看到了头顶的明月与星空。

    周庄的夜，是美丽的夜，由小桥流水、青瓦白墙与柔柔的月光、红红的灯笼构成。这是一幅出自王摩诘的画卷，这是一种庄禅的意境。周庄的夜，是醉人的夜，就像一位银发的老人，在宁静中释放着积淀经年的安详与悠闲；又像一个恬静的少女，在清风里展现着她的婉丽与娇柔。

    站在石拱高高的报恩桥上，与周庄拉开一段距离，回望着周庄的座座老屋，点点灯火，思绪在不觉间已经穿越了几多流水的往事，几重渺远的时空。

    夜深了，降下阵阵凉意，夜凉如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静静地走过一个个老屋，穿过一座座小桥，还是忍不住地回头。我知道，与临走时说还会再来的三毛一样，自己是扔不下身后的那一片风景的。

    好吧，那就回去，做一个小桥当枕、水面为床的甜甜的梦。

【注】陈逸飞：上海青年画家，他来到偏僻的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发现了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联袂而成的双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创作了一幅闻名遐迩的油画《双桥》，给九百岁的古镇周庄，插上翅膀，飞越大西洋，让全世界人民都能领略到古镇周庄的旖旎风光。

轮椅上的背影

张守仁

    ①史铁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离去时坐在轮椅上安详的背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

    ②上世纪70年代初，命运将双腿瘫痪的史铁生限制在轮椅上。近三十年来，他坐的轮椅运载着他内心的沉思、忧郁、痛苦、梦想、爱恋、探寻、追问，徘徊在地坛柏阴下的草地上，出现在北京、上海、杭州、纽约、北欧的文学集会、笔会上。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道特异的风景。他的轮椅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千万文学爱好者的目光。我和陈建功等在不同的场合，争着推过、抬过他的轮椅。在推和抬的过程里，在近距离交谈、接触中，我在铁生脸上看到过羞涩、感激的表情，但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坚韧的、不屈的。

    ③自称“主业是生病、写作是业余”的史铁生曾经说过：“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世上只有善于哲思、钢铁般的汉子，才能如此从容地踏上生命的归程。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匆匆离开了我们。仅仅过了4天，即2011年1月4日，铁生60岁生日，在京东大山子798艺术区那包豪斯建筑风格的高大厂房里，由“铁迷”们发动举办了有上千人参加的追思会。厂房墙壁上挂满了铁生放大了的笑容可掬的照片，会场入口处，彩照上的史铁生，坐在轮椅上微笑着迎接每一位进门的来宾。照片下红纸白字摘引着他写的诗篇《节日》中的句子：“啊，节日已经来临/请费心把我抬稳/躲开哀悼/挽联、黑纱和花篮/最后的路程/要随心所愿……”铁生夫人陈希米身围粉色披肩，与朋友握手交谈，并致辞感谢。会场上醒目的是，竖立的铁丝网罩上，用玫瑰花枝做别针，插满了黑纸留言片上洁白的祝福，以至远远望去，它已成为一堵垂直的花墙。

    ④高大的厂房下，人头攒动，鲜花飘香，烛光摇曳，热气腾腾。

    ⑤中央电视台的张越，主持了追思会。中国传媒大学鲁景超教授特地带领一班最好的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诵了铁生的作品。铁生的至交们站起来向众人回忆：他有写作天赋、会针灸、能画画、善待人；“文革”禁书时期，他参与放风、偷书；腿残者的暗恋之苦，使他难于排遣；有时阴暗情绪袭来，恨天不公，怒把玻璃板砸碎……

    ⑥从天津赶来的医生向全体与会者报告了最新消息，说根据史铁生捐献肝脏的遗愿，已把配型好的脏器移植入一个38岁的患者身上，如今那位患者已能下地走动——人们闻讯，会场上响起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声浪几欲把房顶掀开。医生说：铁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坚持着，弥留之际挣扎着挨到天津红十字会来取器官的大夫奔进医院走向他床边，他才舒缓地呼出最后一口气，好让所捐献的器官一直处在血液正常灌注的鲜活状态。肝脏移植国际权威、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动情地对大家说：“史铁生20多岁就因下肢瘫痪坐到了轮椅上，无法像大家一样站起来走路，但是他的死却让他稳稳地站立起来，还攀上了人之道德的高坡，成为一个爱人超己的生命典范。”

    ⑦我听到这儿，眼睛湿润起来，深感铁生的精神境界已臻极致：他悄悄地走了，没有带走什么，只留下爱，把还有用的器官一一分赠给急需的生者，祈盼他们活得更精彩。啊，铁生，我的好兄弟，我要拥有什么样的语言才配赞颂你如此洁净的灵魂，这般利他的情怀！我抱憾于、痛悔于自己文学语汇的寡乏，笔力不逮，以致不能生动描绘你真实的形象。

    ⑧铁生离开我们一年了。他离去时坐在轮椅上远行的背影，像座大理石雕塑似的，一直清晰地挺立在我眼前……

（选自《散文．海外版》2012年第2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