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国语·周语》记载，周襄王时已产生了“父子不得相互告诉”的思想。汉宣帝曾颁布：“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大父母匿子，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学界认为这是关于亲亲相隐制度最早、最明确的规定。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鞑语消息，亦不坐。”同时唐律还规定：“若犯谋逆以上者，不用此律……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虽告亦无罪，缘坐同首法”，认为因为“不臣”可以不用容隐制度。到近代，在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历次法律变革中，亲属容隐制度仍得以继承。

——摘编自王新霞、柳萍等《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特征——以“亲亲相隐原则”为例》

材料二：201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规定赋予了亲属证人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的特权，体现了亲属拒证权的理念。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为了避免自己及其亲属受到追诉，不愿意作证，这是人的本性使然，法律不应当强制打压。从更深层次来看，亲属拒证权制度维系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血脉亲情，在宏观上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有益。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对被告亲属所作证言持有怀疑态度，其被认可和采纳的机会很小。

——摘编自李旭霞《论我国刑事诉讼亲属拒证权制度之构建》

材料一：以下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仁者爱人，为政以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

材料二：《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予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书。董仲舒传》

请回答：

材料：我国的史籍证明：屯田制度肇始于西汉初年的文帝之时。自秦以来，北方的匈奴屡次企图侵入黄河中游广大地区。迄于西汉，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然而，西北边塞之地，一片荒原，人迹罕至，以往不曾种植五谷。庞大驻守官兵所需要的大宗粮晌，必须由遥远的中原内地运去。但是，由于交通不便，运输极其困难。西汉自高祖以后，土地兼并日趋剧烈，农民变成“游食之民”四处游荡，危及汉朝统治。对此，晃错上书“徙民实边”，主张招募流民，“赐高爵，复其家”，遣往边地屯垦。西汉的屯田，包括民屯与军屯两种形式。民屯在中央由大司农管辖。在边郡屯区则由农都尉直接主管。军屯按军事编制进行管理。管理军屯事务之官，也统称为“田官”。包括“使者校尉”、“屯田校尉”、“戊巳校尉”、“校尉将军”、“校尉”等。民屯征收屯租。屯田民按分成制，将其收获物的一半缴纳给官府。军屯不征收屯租。屯田卒从事垦殖纯粹是一种徭役劳动，他们及其家属生产的收获物全部归所属军队所有。西汉一代，屯田制度效果十分显著，自文帝“募民徙塞下”首置民屯，武帝“置田官吏卒”始设军屯以后，历朝一直沿袭屯田之制。

——杨寿川《西汉屯田制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一：部刺史奉诏条察州，惟一条察强宗豪右，其五条皆察二千石。（张敞）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广川王国群辈不道，贼发不得，敞围王宫搜得之，捕格断头，悬王宫门外。因劾奏广川王削其户。盖自贾谊自文帝时已虑诸国难制，吴楚反后防禁益严，部刺史总率一州，总以此为要务。

——摘编自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材料二：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

（何）武为刺史，二千石有罪，应时举奏，其余贤与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国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试其诵论，问以得失，然后入传舍，出记问垦田顷亩、五谷美恶，已乃见二千石，以为常。

——摘编自班固《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