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的竞争环境，强化了人们对各自国家的认同。秦统一中国使一统天下的国家观获得政治上的实现。到了西汉，“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更进一步地被意识形态化。自汉魏之际开始，对国家忠诚被凸显出来，唐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的很多例证，也证明了这一点。两宋士人基本达成一种道德共识：凡沾旧国一命之恩者，不应再改仕新朝。面对金兵的南下，华北民间自发组织的“民兵”、“忠义军”等抗金武装表现突出。清代在修撰《明史》时也专设《贰臣传》以待明朝降臣，这可看作是加强国家认同的一种举措。

——摘编自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材料二：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后来，同盟会在政纲中又阐述了排满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间的逻辑。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庄严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随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中也承认：“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位共和立宪国体”。这表达出满洲人对新国家的认同。

——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清帝退位诏》等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传统国家观相比，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国家观有何发展，并对其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
汉武帝的诸多统一政策中，包含年号的制定。此前的纪年方法是，将新君即位后的第二年作为元年，以在位年序纪年。皇帝在位时没有特定的名号，如汉景帝在位的第三年即称为“二年”，与其他皇帝的“二年”难以区分。此外，诸王国各以诸侯王之年纪事，更易产生混乱。汉武帝首次“封禅”泰山时，创制了“元封”年号，将当年称为“元封元年”，朝廷所定的年号通用于全国所有地方，后世根据年号也能明白是哪一年。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年号制都被沿用，且影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据（日）宫崎市定《中国史》等

材料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至隋唐而稳固，宋元明清日臻完备。秦朝即设立听命于皇帝的御史大夫作为纠察百官的最高监察官员。……唐代监察制度更为完备，中央监察机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御史台系统，负责监察百官之违法与失职行为；另一部分是言谏系统，负责直接告发官员的违法、失职或者腐败行为。……明清两朝最终实现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的统一。在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期，由于国家幅员辽阔，在专制权力下，各级官吏滥用权力、贪污腐化的空间较大。为了维护皇权，历朝君主都非常重视专门监察机构的设置和运作，试图通过监察官员的纠察和弹劾，防止并打击官吏的贪腐和不法行为。

——摘编自朱福惠《国家监察体制之宪法史观察》

材料二：按照分权制衡理论，美国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制约的主要方面是议会与司法机关的监督。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传媒的发展，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的主要方面正逐步演进为民众的民主监督，即借助互联网和报纸、电视等传媒，用社会舆论对行政机关形成压力。……此外，近些年来，美国行政机关还逐步加强了自身的内部监督制约，如建立行政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情报信息披露制度等。1978年，还根据《政府道德法》设立了政府道德署，直接向总统和国会负责，地位独立，其主要职责是制定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规范；审核和批准各行政部门制定的道德行为附则；监督行政部门官员公开和秘密的财产申报的执行情况；审核总统政治任命是否有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这些都对行政权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

——摘编自宋欢欢《美国监督机制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