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世纪英国乡村社会底层民众普遍经历了贫困。英国历史学家贝内特认为，当时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考虑到农奴沉重的封建负担，以平均4.5口的家庭规模计算，必须10英亩以上才能维持生存。经济史学家波斯坦测算，13世纪英国小农户人口众多，104个庄园的随机样本表明一半以上的农业人口家庭土地少于10英亩。贫困成为困扰中世纪英国的重要问题。英国乡村家庭内部救济、庄园共同体救助和基督教慈善救助发展起来，共同构建了多元化的救助体系。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救助体系由宗教慈善向世俗救济、临时性救济向长期救助和法制化公共救助过渡，开启了英国社会保障近代化的进程。

——摘编自王学增《中世纪英国乡村贫困与社会济助研究》

材料二：我国古代社会的贫困救助，可以分为政府救助和社会救助。我国在传统上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发生天灾人祸时，政府大规模的赈灾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至于日常的贫困救助，实际上是由民间社会自己来实施的。针对古代聚族而居的情况，宋代范仲淹开设了“义庄”，购置族田，以族田收入在宗族内部开展济贫、赡养和助学。南宋朱熹也曾提议民间创办“社仓”，向灾民贷赈钱粮以济贫困。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在贫困救助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此外，一些财力丰厚，影响较大的佛寺，都有过一些救灾济贫的举措。

——摘编自刘志扬《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途径与成效》

材料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7年末的3046万人，减贫幅度接近70%，年均脱贫人数1370万人。联合国秘书长特雷斯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摘编自人民日报《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工作综述》

材料一：抗战时期，中国在积极寻求与英美进行远东军事合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新任駐英大使顾维钓，就曾奉蒋介石命向英国政府说明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抗战末期，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开罗会议后，人们在欢呼《开罗宣言》关于将日本从中国掠去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香港能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目的，希望收回香港主权，但为取得英关对其反共灭共这一中心目标的支持，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闹翻，最终不得不属从美国压力，对英国受协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收复香港的极好机会。

——摘自袁成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材料二：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势如破竹之时不一举解放香港，而把这个问题留到几十年后解决？从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审时度势，区别轻重缓急，集中カ量处理一系列更紧迫的大事。……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时候的回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和，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漸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

——摘自《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材料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保持香港繁荣……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进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

——摘自《邓小平文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

材料四：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事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致区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