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国建立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交替时期，废约运动取得重大成果；抗战时期主要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列强在华特权基本上被取消。但中国实际上没有取得平等独立的国际地位，直到1949年后，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庄严宣告“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的外交原则，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获得了解决，不平等条约留下的最后一点污斑被清除干净。

——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

材料二 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独立召开的一次会议，它标志着亚非国家走上了团结、自立、共同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美国的唆使和破坏，一些与会国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新中国，攻击和污蔑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企图以此在会内掀起反华逆流，制造猜疑和分裂气氛，进而使会议不欢而散。 与此同时，一些主张中立的国家和参加军事集团的国家在会议上也产生了针锋相对的争吵，导致会议陷入僵局。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以其政治家、外交家的敏锐眼光和宽阔胸怀，发表了重要进话，他说：“中国代表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

——杨晋辉《论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

材料三 2013—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04万亿美元增至1.34万亿美元。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有100个成员，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年均增长4.4%。2013—2020年，中国先后与138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世界提供透明、公平的发展机会。

——据新华社资料整理

材料一 两宋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统治开始于公元960年初。此时的人们，尽管无不渴盼安定太平，却没有充足的根据相信赵匡胤能够稳固他所篡夺来的政权。这个赵宋王朝很可能不过是继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后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太宗及其谋臣在统一国家的过程中，稳步而有层次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统兵体制的变革开始，重建中央集权，有效地杜绝了割据再起的可能性。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清朝方面的接连败北，被归咎于汉奸（大多为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活动。开埠之后亦因走私、苦力贸易、海盗猖獗，沿海地区的秩序极为混乱。但这种变动并未像元朝末年和明末清初，在沿海出现自立为割据一方的势力。其理由在于19世纪中叶急速进行的秩序重建。换言之，贸易由海关管理，而中央政府掌握海关和关税；且因海盗势力由英国海军扫荡，地方海上军事实力无所成长；还有以镇压各种叛乱为契机在地方掌握权力的督抚，停留在清朝的架构中并未自立。而且，海关和近代海军等以西方“制度“为基础的体制，比以中国既有“制度”为基础构筑的管理沿海贸易、维持治安的体制稳定，即使在19世纪末的变动期亦未发生动摇。

——【日】村上卫《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

材料三 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古已有之，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丝绸之路”可谓全球化的鼻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认识越来越成熟，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多元包容成为当代中国对全球化的总体认识和战略选择的出发点。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不断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中国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反哺世界。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充满韧性活力，备受世界瞩目。从国内发展到国际秩序维护，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正向推动力量。在一次次全球性危机中，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帮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王辉耀、苗绿《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