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青铜器作为文字的载体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就是面积太小，无法刻写太多的文字，而且铸造工艺也比较复杂……严格地说，轻便而实用的竹简、木牍才是中国文献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书籍”……缣帛成本较高，产量有限，这就使得帛书的使用范围不能像简册那样广泛，只有朝廷和贵族之家才有条件使用。

——王恩全《论中国汉字的载体演变及其文化功能》

材料二：纸张的轻薄柔韧、价廉易得使其成为汉字书写和传播最理想的载体……借助于纸张的普及，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的各种书体：篆隶草行楷已发展完备……（唐宋时期）纸张的运用也推动了印刷术蓬勃兴起。为达到便于阅读的视觉效果，印刷的字体刻意追求方正规范、整齐划一。

——陈虹《器物载体与汉字书写的美学风貌》

材料三：汉字的传播及汉字系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之一。历史上，在以我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随着汉字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先后形成了包括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日文、越南喃字等在内的十多种汉字系民族文字，构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字家族和文化宝库。这些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是汉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密切交流的成果，也是汉字符号多、语言适用性强的体现。

——摘编自王锋《追寻汉字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足迹》

材料：张元济（1867—1959），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总理衙门章京等职，支持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张遭“革职永不叙用”，后经李鸿章介绍，入南洋公学（近代著名官办高等学堂，今上海交大前身）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开始编译出版教材和参考书籍，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跨越。在这期间，张元济主持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书籍是严复翻译的《原富》（即英国亚当·斯密著《国富论》）。

1902年张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到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至此，张元济实现了人生第二次大跨越。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行，教育改革思潮再次兴起，编写得体、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教材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张把握住了历史机遇，1903年推出中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最新教科书”，1912年又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为变革中的国家确立了全新的文化标准。

——据张人凤《戊戌到辛亥期间的张元济》等

材料一

(周人)创造了天命的意识形态，“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所有后继的中国王朝都继承了君权天命的观念。并且，所有后继的统治更替都诉诸同样的声明，即天命从一个衰朽的朝代转移到了另一个具有更大“德”的朝代。周人创造了一个神话，这一神话已经传承了下来，现在也是西方人的标准中国观，即一个巨大的整体国家，一个具有异常持久力的统一文化。

材料二

在每一个历史时段，世界上总有某些地区因其更具影响力、有更多的人口、更具塑造世界的力量而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相对占据了更多的优势，这并不是出于认同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影响全球的创举的确极其丰富。公元4世纪末，中国流民将佛教引入高句丽；520—530年，百济和新罗国王皈依佛教；538年，首座佛像进入日本；574—622 年，最重要的皇室佛教支持者(日本)圣德太子在世；公元7世纪，佛教在日本皇室的支持下迅速扩张。

西方人总是从中国学到许多而不是中国人从西方学到许多。直到18世纪，西方的劣势才开始逆转。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美]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