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明理学重建了人的哲学。不以鄙陋之心看人类，而以其价值理想看人类，人类的真正价值便显现出来。理学的根本精神可以用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不朽格言为代表，强调人的历史使命感。宋明理学对培养气节操守、重视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理学成为古代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维护了专制主义的等级秩序，以一整套规范压制和扼杀人的本性，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对于其正负面效应，我们应当具体地历史地加以分析。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交换的主体双方必须作为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出现在市场上，否则市场不可能发展起来，于是人生而平等就成为最基本的观念。近代以来，由洛克、卢梭、康德、斯密等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建立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他们认为，第一，人生而自由，这是人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也就是人具有同样的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在社会实践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具有平等的法律权利。第三，自由首先是个人的自由，个人是自由的本位，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优先原则。然而，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制度后，无休止的战争和掠夺，对落后民族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劳动阶级的极端贫困，统治阶级的腐败与堕落，使追求平等的人类仍然生活在不平等的社会之中。

——摘编自关晓丽《两种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核心价值观差异探析》

材料三：辛亥革命后，共和国建立起来了，但是中国社会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与进步。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于失望之余，继续探求救国之道，终于获得了新的觉悟，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过于偏重西方形式的模仿，未曾触及西方立国的根本精神。变革政治，首须变革社会，变革社会，首须变革人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亦即必须清算阻碍社会进步的传统价值观。

材料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部书籍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臣窃闻东西各国，皆以立宪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材料三：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关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君主专制制度在明清时期逐渐走向衰落，思想家们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探索与发展的历程，结合材料一，二，三及所学知识，简述对这一历程的认识。（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密，结论正确）

材料一：何谓自由？曰：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压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脱外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国是也。故凡受君权之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之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非播国民之种子不可。播之奈何？曰法兰西革命以前，其民之憔悴于虐政者，非犹我今日乎？其全国无一国民，非犹我今日乎？其所以有今日者，何也？盖以法国为国民之田，以十八世纪诸学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之说为国民之种子。孟德斯鸠苦心焦虑，审慎周详，其播之也出以和平……故今日法国之民，得以食国民之果者，皆数人之功也。且也当时美国之学士，皆自称为法国理学士之弟子，而卒以脱英国之压制，则法国之种子且波及于美洲。

——《国民报》第二期

材料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表现出其自发性。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客观的存在。政府的确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论证政策的合理合法性，但这方面，中国政府非常节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位政治人物可以大肆动员民族主义，诉诸于民族主义……因此，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使得民族主义变得更为理性，增进国家利益。

和中国不同，日本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越来越表现为动员型。和其它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大众民主越来越难以产生一种强有力的政府。为了政治的需要，日本的政治人物往往以民主为借口，用民粹主义政治方式动员着民间存在着的民族主义资源。结果，牺牲的往往是日本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和其邻国中国、韩国的关系……较之中国，日本民族主义具有更大的动力。而日本民族主义的勃兴，又必然刺激中国和韩国民族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把另一个大国即美国也牵涉在内，而美国出于其对地缘政治的需要，往往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这更增加了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国际复杂性。

——郑永年《亚洲民族主义与区域安全》

材料一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 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   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意为避免与外国决裂)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

——摘编自刘慧娟《试论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形成的基本轨迹及其影响》

材料二 1864 年 4 月，在处理普鲁士与丹麦因战争而在中国渤海湾发生的“战船纠纷”时， 奕䜣曾初步提出国家主权问题。他运用有关领海的国际法理论，成功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被扣留在中国领海的丹麦船只，解决了棘手的外交难题。李鸿章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指出，倘若外国要求之事“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者，“皆可因万国公法直斥之”。 1868 年“修约”期到来之前，曾国藩也主张中国应“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外国人在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内地通航、在中国水域运盐以及建立货栈等方面提出的一切要求，认为这些活动将有损于中国国民的生计”。后来郑观应进一步指出“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   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

——摘编自施建兴《国际法输入与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发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