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 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   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意为避免与外国决裂)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

——摘编自刘慧娟《试论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形成的基本轨迹及其影响》

材料二 1864 年 4 月，在处理普鲁士与丹麦因战争而在中国渤海湾发生的“战船纠纷”时， 奕䜣曾初步提出国家主权问题。他运用有关领海的国际法理论，成功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被扣留在中国领海的丹麦船只，解决了棘手的外交难题。李鸿章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指出，倘若外国要求之事“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者，“皆可因万国公法直斥之”。 1868 年“修约”期到来之前，曾国藩也主张中国应“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外国人在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内地通航、在中国水域运盐以及建立货栈等方面提出的一切要求，认为这些活动将有损于中国国民的生计”。后来郑观应进一步指出“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   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

——摘编自施建兴《国际法输入与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发轫》

材料一：19 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踏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唤醒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强烈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情愫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身上表现出来。甲午之后觉醒了的民族意识在巨大的民族耻辱感的推动下，借鉴西方近代思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尝试着以西方的民族主义来革新本民族的国民性时，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学会了用世界的标准，而不是以民族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一阶段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有了全新的把握，对民族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提升。

——摘编自马俊林《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化》

材料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传统的民族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不仅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保卫祖国、保卫民族生存的共同责任感，也促使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走到一起在反帝反封建的大前提下，民族意识的民族性与社会性取得了一致。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高度一致，保卫国家主权与维护民族独立是一体两用，交融无间。近代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近代革命具有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双重内涵。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根本方向，也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本质特征。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也是与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

——摘编自张翠仙，郝保权《略论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