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施琅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1646年（顺治三年）随郑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阵营。郑成功手下曾德一度得罪施琅，施琅借故杀之而得罪郑成功，郑成功诛杀施琅家人，施琅再次降清。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清军大举进攻，不久占领澎湖。台湾郑克壤败局已定，但施琅却不忙于进军台湾，建议朝廷“颁赦招抚”郑氏，以争取和平统一台湾，获康熙帝同意。郑克壤投降归顺，从此台湾成为清的一部分。

统一台湾后，施琅认为，台湾乃要害之地，“红毛”“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促成康熙帝决心留守台湾，并于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设立台湾府。

施琅攻占台湾后，夺占的田产几乎占据南台湾已开垦土地的一半，名为“施侯租田园”。后世对于施琅的评价，民间有较大争议，传统史学家也难以将他的形象正面化。

——据施宣圆《施琅“复台”和“保台”的历史功绩》等资料整理

材料一：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整理

材料二：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形成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村治理格局。乡绅主要来自于休假退隐的官员、退休居乡的前官僚、尚未入仕的士人。乡绅不仅是里甲制(征税)和保甲制(征兵)的主要控制者，还是乡村公共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灾荒之年出面与政府协调要求以减代赈、减免赋税等，同时兴办赈局、义庄，救济乡里。他们是乡村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积极创办义学、私人书院、方志局、文学社团等乡村文化教育机构。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材料一：世界历史上，开创庞大帝国的帝王之中，排名没有比得上秦始皇的，因为无论是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居鲁士、古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古罗马帝国的凯撒，他们的帝国早已不存在了，对世界的影响远无法与秦始皇相比。其实，即使他们在位时，其对帝国统一性的重组也远远小于秦始皇。

——《影响世界的100帝王排行榜》

材料二：“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

——《新唐书，地理志》

材料三：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在商讨与沙俄谈判方针时，索额图提出：“……雅克萨系我达呼儿总管倍勒儿故墟……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俄）罗斯。”……康熙二十八年四月……根据出发前康熙帝的指示，与沙俄代表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及沿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为两国边界为主要内容的《尼布楚条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①削弱地方，加强中央

②削弱相权，加强君权

③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与控制不断加强

④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

﹣﹣袁阔琨、魏鉴勋《试论皇太极的文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