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碰了故乡那根琴弦

彭国梁

   ①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记忆的拉长，我是越来越不愿回归，回归到儿时的家乡。

   ②儿时的家乡，我那穿开裆裤的地方。那口井还在，那井中有我儿时的倒影；还有那一方小小的有一块青石伸到中央的池塘。

   ③儿时的家乡，那条伸向自留地的小路还在。自留地在对门的山脚下。那地里的茄子、辣椒还经常在梦中生长。那又甜又脆的菜瓜，那长长的丝瓜……那自留地的旁边，也有一口小小的池塘。有一次，我在去自留地的路上，狠狠地摔了一跤，一粒石子趁我不留神，就钻到我膝盖的肉里面去了。至今，疤痕还在。每年的某一个日子，便隐隐作痛。仿佛是在提醒我，提醒我别忘了，别忘了儿时的家乡。

   ④那怎么能忘得了呢？还是在那条小路上。有一次，我被蛇咬了。我大声地哭。父亲听见了，便发疯似的跑，跑到了我的身旁。他跪了下来，抱住我的脚，然后用嘴猛吸，猛吸我那被蛇咬过的伤口。他要用口把我体内的蛇毒吸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有多么危险。那危险是要命的。可以吸，但先要在口中噙满酒。父亲并非不知道，但他怕耽误了时间，儿子便是他的命啊！现在想起来，我都怕，怕父亲就那么一下，就倒在我的身旁。还有对面的那座山，我曾在山上打柴，不小心惹恼了一窝黄蜂。黄蜂很不客气地在我的头上狠狠地咬。我无法忍受，抱着头，痛得从山上滚了下来。什么叫捅了马蜂窝？那经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⑤家乡那老房子，现在变成了一丘田。田里长年累月地长着草。可我只要一闭上眼睛，那老屋便在我的眼前出现。我家的门前有一大一小一方一长两个粪凼，两个粪凼的中间是一条填满了沙子的路。路是通向井和池塘的，也是通往上屋下屋和对门山上的。我家那房子，只有一间睡房是方正的。堂屋只有一半。另一半是邻居章家的。我和章家一个同龄的孩子经常为了堂屋的分界线而吵架。我们用石子或镰刀在堂屋的正中划来划去。厨房是一头宽一头窄的。有一个火塘，我们叫炉子，在墙边。父亲就是在那火炉的旁边，无数无数的夜晚，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和我说着三国、水浒和西游；说着薛刚反唐、罗通扫北；说着岳飞，说着瓦岗寨的程咬金；说着甘罗十二为宰相、杨六郎斩子……我恨唐僧，因为他在孙悟空的头上戴了金箍。孙悟空是那么可爱和义气，可唐僧还是那样不辨是非，滥用职权，直把孙悟空折磨得痛不欲生在地上打滚。我甚至因孙悟空而哭。每当这个时候，父亲便会放下烟袋，把我搂在怀里，安慰着我。母亲呢，母亲就在旁边笑，说我是宝崽。

   ⑥近乡情更怯。我是怕，怕碰了故乡那根美好的琴弦，我怕那琴弦会忽然地弹出我难以承受的乡愁。我还怕，怕不小心，又被什么撞了我的膝盖，因我的膝盖上还有着那一触便隐隐作痛的内伤。

   ⑦家乡，我那儿时的家乡。我真的不敢轻易地回归。但我又忍不住，忍不住经常地，经常偷偷地想……

(选自《人民日报》)

神圣的沉静

刘心武

       ①还记得童年在重庆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狮子山，从那里可以到一座更高的真武山去游览。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险，靠里是陡峭的山岩，靠外是极深的悬崖。那天玩得很开心，返回时，我故意贴在悬崖边上走，还蹦蹦跳跳的。七岁的我还不懂生命的珍贵。那样做，有存心让母亲看见着急的动机。那悬崖下面的谷地，荒草里凸现着一块怪石，那石头自然生成盘蛇的状态，当中的一块耸起活像蛇颈和蛇头。混混沌沌的我，竟然拾起石块朝悬崖奋力掷去，把握不好投掷的重心，身体的姿势从旁看去就更惊心动魄了。

       ②还记得那天母亲的身影面容。她紧靠着路段里侧的峭壁，慢慢地走动。她一定后悔转到那段路以前没能牢牢牵着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边，她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却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顽皮地蹦跳投掷，不住地朝她嬉笑，呕她、气她，悬崖边缘就在我那活泼生命的几寸之外。事后，特别是长大成人后，回想起母亲在那段时刻的神态，非常惊异，因为按一般的心理逻辑与行为逻辑，母亲应该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过来把我拉到路段里侧，但她却是一派沉静，没有呼喊，更没有吼叫，也没有要迈步上前干预我的征兆，她就只是抿着嘴唇 ， 沉静地望着我，跟我相对平行地朝前移动。

       ③那段险路终于走完，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芭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满溢着凉湿的汗水。

       ④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伏桌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读别人的作品。我有时会转过身兴奋地告诉她，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优秀，还会念一段给她听，她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地微笑，而且，有时她还会把手头所读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内容讲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写的，我没时间读，也并不以为对我有什么参考价值，不怎么耐烦听母亲介绍，母亲自然是觉得写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些褒扬的话语，她就是沉静地给我客观讲述，具有点穴的效果。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但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

       ⑤2000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罗浮宫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私密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那时母亲已仙去十二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在上面，继续昭示着我。

（选自《课堂内外》2016年12期，有删改）

镜子

    车，被拦在了南门外，原因是无法出示通行手续。

    拦他的是一名保安，个头很高，脸膛黑黑，站在门外，像尊铁塔。这让应邀来大学作报告的张处长有点尴尬。

    车窗外，露出一张笑脸：“对不起，下次再来讲学一定提前办好通行证。”

    保安表情严肃：“这跟我没关系，您必须出示通行证。所有进入校园的机动车辆，必须出示保卫科核发的通行证。”

    张处长的脸色变了，此时已有学生在围观。他顾不得仪表了，钻出车，动作迅速地从皮包里掏出一款高端手机，狠狠地摁出一串号码。可是拨出几次都是忙音。张处长急得团团转，冲着保安嚷道：“我是来做报告的，知道吗？是应邀来作报告的！”

    张处长的责备一声高过一声，保安依旧岿然不动：“对不起，我只是在执行学校的规定。”张处长的脸开始涨红：“规定？规定是人制定的，知道吗？”午后的骄阳里，张处长汗涔涔的脸更红了。他上下打量那名保安，又转到他的身后瞅了瞅：“小同志，做事要灵活，别一根筋！”张处长明显拿出教训下属的语气。

    那名保安依然不理张处长，这让张处长更气愤了：“大学是开放的，知道吗？没有围墙的大学才是真正的大学，知道吗？”

    这时的保安居然微微笑了一下：“道理，我说不过您，也希望您别为难我，学校的规定我不能破坏，这是我的职责……实在对不起！”保安的话让张处长愣住了，认真地看看他，还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放弃了。

    张处长只好接着拨电话。这次终于通了。学校领导听说情况万分惊讶，告知他马上派学生到南门接他，并且不住地赔不是。

    张处长的心情好了一点，一种优越感慢慢袭上心头。他瞥了一眼保安：“你很尽责。如果你为人处世的经验再丰富一些就好了。”见保安站在那儿没什么反应，又踱起了方步：“你不知道，你们张校长是我老同学，这次讲座就是他邀请我来的……”

    保安还是无动于衷的一副神态。就在这时，两名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一个急忙向张处长道歉，另一个则拉过保安耳语起来。张处长的脸上见了笑，可几秒钟又定格了，他看见保安对那名学生依然摇头。保安再次理直气壮地说：“没有通行证，谁打招呼也不行！”那名学生的脸气白了，狠狠地瞪着保安。

    看热闹的学生窃窃私语。张处长无奈地叹了口气，拎着包走进校园。走进教室很长时间，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学生，张处长总是进入不了状态。于是，他决定来个题外话，就讲他刚才遇到的事。他讲了他的尴尬，讲了他的困惑……台下的议论声很嘈杂，这让张处长更窘迫。

    走出南门时，张处长不由得朝门岗望了一眼。夕阳下，那名保安依然站得笔挺，只是那张黑紫的脸上仿佛有流过泪痕……

闪光的戒指

    我的额头长了块灰色的印记，听人说用金子擦擦就能去掉。在我们顾庄，只有在县城当工人的天增家有金戒指，母亲就拉着我的手去求天增的媳妇李婶。

    李婶将戒指从手指上捋下来，母亲小心翼翼地接过，用戒指在我的印记上不停地擦着，嘴里还唱着：金子金子擦擦，印记印记搬家。直到印记处被擦得火烧火燎般地痛，母亲才将戒指放在沙发扶手上，和李婶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着。

    母亲回到家里还没做好午饭，李婶就风风火火地跑过来说，大嫂，戒指还用不用？不用就还给我。母亲惊愕得瞪圆了双眼，端着面瓢的手也在不停地哆嗦着，颤着声说，我把戒指放在沙发扶手上了，你没有看到？李婶涨红着脸说，沙发上没有戒指。母亲将面瓢放在案板上，向外面跑去，李婶急忙跟了上去。

    母亲和李婶将沙发抬到院子里，将屋子角角落落找遍了，也没有见戒指的影子。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絮絮叨叨地说，我明明将戒指放在了沙发扶手上，它没长翅膀，不会飞走啊。是鸡叼了？是狗衔了？李婶冷冷地说，这戒指是天增在大桥商店买的，60块，我干一年农活也分不到60块。

    母亲是一步三挪回到家里的，母亲回到家里就将疲惫不堪的身子放到床上，破天荒地没做晚饭，夜里和父亲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夜。

    天刚蒙蒙亮，母亲和父亲起了床。在他们的苦苦哀求下，大队支书同意父母在窑厂帮着干活。

    放学后，我常常跑到窑厂看父母干活。母亲背着七八块砖或砖坯子，身子弯成一张弓。大冷天，砭骨的北风呼呼地刮着，母亲脸上却狼藉着细密的汗珠。在1976年的冬天，我最不忍看的就是母亲洗手了。母亲粗糙的手背上疤痕累累，皴裂的大口子里凝结着暗红的血痂，母亲洗手时常痛得脸上冒汗。

    父母在窑厂忙活了一个冬天，终于凑够了60块钱。当母亲将血汗钱捧给李婶时，李婶双眼湿润了，嫂子，我知道你家困难，这钱留着过年吧。母亲笑着说，大妹子，我不跑到县城给你买戒指了，就麻烦天增兄弟买吧。

    还了李婶60块钱后，深受感动的李婶求着母亲和她拜了干姐妹。李婶搬家到县城时，她还将笨重破旧的沙发送给了我们。

    弹指间20年就过去了，我家也像全国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家里新置了真皮沙发，李婶送的旧沙发只能当劈柴烧锅做饭了。揭开沙发坐垫，撕掉破破烂烂的绒布，我看到一枚戒指羞涩地畏缩在沙发角落里。

    听到我的惊叫声，母亲蹒跚着走了过来，双手捧着戒指，禁不住老泪纵横了——她又想起了隔着一段长长岁月的1976年的冬天。

    妻子夺过戒指，利索地戴在手上，一脸的兴奋，好大一枚戒指，值一两千块钱，我也戴上戒指了。母亲用双手捧着妻的手说，这戒指样式过时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母亲说着就从妻子手上捋下戒指。家里才盖罢楼房，哪还有钱买戒指？妻的脸阴得能挤出水来。

    夜里，我早已经睡下了，母亲将我从床上唤起来，吞吞吐吐地说，李铮，我想和你商量件事。我不满地嘟哝道，什么事不能等到明天商量？母亲小心翼翼地说，是这样的，现在都实行火葬了，一个巴掌大的骨灰盒就能盛骨灰了，再用棺木盛骨灰盒不是浪费吗？我想把棺木卖掉。

    在母亲的坚持下，上好的棺木被人买走了。

    后来，我的70多岁的老母亲进了趟县城，她将尘封了20年的戒指还给了李婶，并坚持着只要60块钱。

    母亲还兑现诺言，给她的儿媳买了枚闪光的戒指。

谈语言

王力

    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新闻写作和其他一切写作的工具。我们既然爱好写作，又想在这方面成才，就不能不首先掌握好这个工具，而且要像木匠爱斧锯、画家爱颜料、战士爱武器那样爱我们赖以进行工作的工具。

    许多写文章的人，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从新闻记者到作家，拿起笔来总想我现在是写文章，跟说话不一样，要把语言装饰得“华丽”一点，把语句表达得“文雅”一点，把文章写得“美妙”一点。于是总想造一些时髦的句子，东拐西缠多绕一些弯子。实际呢？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他们不懂得，文章脱离了口语，脱离了人民大众的语言，就不可能是准确、鲜明、生动的。

    有一篇描写英雄到大海救人的报道说：“他冒着刺骨的寒风，迈着冻僵的双脚跳入了沸腾的大海。”这是一个很费解又不准确的句子，作者在说话时绝不会这么说，这叫“故作姿态”。

    还有篇报道，出现“他冒着七月流火在圩堤上东奔西走”这样的句子。“七月流火”出自《诗经》，指夏历七月星辰位置的移动，并不指天气炎热。用“七月流火”形容天气炎热就不对。我们平常说话从不这样说，可能说“冒着烈火”、“顶着烈日”，如果说“我冒着七月流火怎样怎样……”肯定要被人大笑一番。

    著名散文家朱自清晚年的作品比他早年的作品好，他晚年的作品更受读者欢迎，我自己就爱看他晚年的作品。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他早年的作品语句过于修饰、做作，读起来很绕口，理解就更不容易了。他晚年的作品朴素、自然、平易近人，就很受读者欢迎。这对我们后人是一种启发。

    是不是说口语与书面语没有区别呢？也不是的。文章是有组织的语言，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文章和语言不一样。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往往不假思考，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有时候语言不连贯，甚至前后矛盾，句子不合逻辑，不合语法。有的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但是人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仔细看一下，却又会发现毛病百出，缺乏逻辑性和科学性。所以，我不反对对口语加工。并且，我一直是主张口语要经过加工才能上升为书面语。

    报刊上使用的语言更要认真推敲，反复斟酌，不要以讹传讹。报刊上的语言往往要被读者仿效，因而更应该强调准确性，规范化。否则，会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制造混乱。

    比如，我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意见，认为“最好水平”这个说法在口语中运用勉强说得过去，而在报刊上运用就不对了。“水平’，原意是水的平面，水的平面永远是平的，只有高低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因此，说“最好水平”，是违背事理的。但是，至今有些报刊还在使用“最好水平”这个词。

    又比如，有的报刊批评某些人对事情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时，习惯用“不以为然”这个词。这也是不对的。“不以为然”是“不以为如此”或“不以为对”的意思，而不是“满不在乎”的意思。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不能随便运用口语。

    但是在将口语上升到书面语的时候，一定不能忘了它的目的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这就是要使读者能读懂。在对口语进行加工时，既要考虑规范化，又要考虑大众化，要能够被读者领会、理解。否则，这种上升就失去了意义！

    有些话本不符合书面语的要求，不准确，也不规范，但由于说习惯了，改不过来，叫什么“约定俗成”。谁“约定”的呢？恐怕总是从少数人说错开始，一直不去纠正它，变成“俗成”的吧！所以，不要把“约定俗成”拿来作语病的挡箭牌，该规范化的，能够规范化的，还是要尽量规范化。

    语言应该是发展的，规范的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可能一劳永逸。

童真

    ①女儿从小不认生，觉得满世界皆是可亲之人，见谁都笑。有一次，我在街边的瓜果店买桃子，没零钱，卖瓜果的不以为意：“下次补吧，大家都认得你，你是那个小酒窝的妈妈。”我先一愣，然后才醒悟过来，原来女儿的人缘有这么好。

    ②我有些忧心忡忡，孩子总那么憨，像个不长心眼儿的小糖人儿，万一遇着个歹徒怎么办？回家后，我细细教导了女儿一番，教她如何防范陌生人，她正在吃桃子，满脸桃汁，只管咿咿唔唔点头，也不知记住没有。

    ③一个周末，我们一家去逛早市。这一路上，女儿结识了好几个朋友，甚至还得到一名穿超人斗篷的小男孩的邀请，两人打算下午一起去广场玩，而且不带家长，小孩子可以在一秒内信任对方，大人就未必了。超人的妈妈尽管面有难色，但拗不过儿子，答应了。婆婆则在我耳边嘀咕：“不知根不知底的陌生小孩，怎么可以一起出去玩！再说两个人都指甲盖那么大，没有大人跟哪行啊！”我朝老人家挤挤眼，叫她先别反对，我自有主意。

    ④下午，女儿准时出门，我悄悄尾随，小超人已到广场，他们荡秋千，滑滑梯，又看了一会儿别人放风筝。很快，我发现小男孩的妈妈也尾随其后，我们两个会心一笑，分别躲在隐蔽处，忠心耿耿地做保镖。荡秋千时，女儿险些翻下吊椅，幸亏小超人手快扶住了她，但脑袋似乎还是被磕了一下。我当时几乎要挺身而出，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女儿只摸了摸头，开心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哭！

    ⑤他们在人群里悠闲地逛了一会儿，又去看月季花，花圃边的长椅上，一个正在发脾气的小妹妹不理会妈妈的劝阻，揪下自己的鞋子扔进草坪。他们帮忙捡回来，小妹妹觉得有趣，立刻停止哭闹，一遍一遍扔鞋，他们也当作有趣的游戏，争先恐后去捡。旁边有个老太太竖起大拇指：“三兄妹好和睦，相亲相爱一家子”。我窃笑：这是相亲相爱陌生人啊！

    ⑥黄昏时，两个小人儿挥手告别，各自回家，我们两位家长也暗暗点头告辞。这时，空荡荡的路上，突然走过一个陌生男子，身材高大，语调温和，他与女儿攀谈起来，问她几岁了，家住哪里，上小学还是幼儿园。女儿似乎毫无戒备，一一告知，好像还顺口说出一连串电话号码。我心中惴惴不安，靠近两步，准备随时现身。

    ⑦那陌生男子又问女儿，为何单独走路，爸妈在哪里？女儿对答如流，说在跟爸爸妈妈捉迷藏呢，他们可能就躲在前面的树丛里。我又惊又喜，这理由简直妙不可言。此时，陌生男子从背包掏出一把玲珑的小红伞，向女儿比比画画，我心咚咚跳叫自己沉住气，看看女儿会怎样应付……

    ⑧那陌生男子硬是将小伞塞入女儿手中，两人开始拉扯退让。我赶紧走过去，还未来得及出声，一名推婴儿车的女子忽然走过来，正是广场上扔鞋小妹妹的妈妈。她挡在陌生男子面前，质问他意欲何为。陌生男子大窘，举起小伞叫我们看，上面印着广告有家新开张的甜品店儿童节大酬宾。他解释，因为小女孩实在太可爱，忍不住多聊了几句，所以才造成一场误会。

    ⑨女儿对尴尬的陌生男子说：“叔叔，我想要两把小伞。”我颇为疑惑，男子开心相赠，还给婴儿车上也插了一把，我心里暗自决定，下周带全家人去这家店里吃甜品，女儿看着熟睡的小妹妹，惊喜地说：“这是扔鞋的小妹妹。”推车女子莞尔一笑：“真是有缘。我生怕你遇到了坏人呢。”

    ⑩到家后，我崇拜地问女儿，为何能这么聪明地应对陌生人。女儿骄傲地告诉我，在幼儿园老师经常讲，还请警察叔叔在课堂上演练，她做得最好啦，但我仍有疑惑：“那你为什么把地址和电话都告诉她了？”女儿得意地笑道：“我说的全是舅舅家的，坏人一定找不到我的！”全家人哄哄大笑。有这么一个外甥女，舅舅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⑪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问女儿：“你为什么要两把小伞？”她回答：“昨天幼儿园来了一个新同学，叫黄丝丝，总是哭，不说话也不玩。我送一把小伞给她，她就会笑的。”

    ⑫我的心忽然感到无比欣慰。我们常常行进在布满漩涡、处处危险的浊流中，孩子的童真与善良，却让我仿佛在浊流中看到了一股清泉，这股清泉让我感受到了人性中的甘甜，让我看到了人间最美好的那一面！这份童真与善良我曾经是那样的熟悉，而现在又是如此的陌生。

    ⑬只是，欣慰之余，我内心却又是一丝沉重，如鲠在喉：天真的女儿在应付“陌生叔叔”的时候，是如此老练，如此“聪明”，这让我心中又多了一分陌生，我是该喜还是该忧呢？

    ⑭也许，面对陌生的童真，我们有太多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