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铺子（节选）

茅盾

    天又索索地下起冻雨来了。一条街上冷清清地简直没有人行。自有这条街以来，从没见过这样萧索的腊尾岁尽。朔风吹着那些招牌，嚓嚓地响。渐渐地冻雨又变成雪花的模样。沿街店铺里的伙计们靠在柜台上仰起了脸发怔。

    林先生和那位收账客人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谈着。林小姐忽然走出蝴蝶门来站在街边看那索索的冻雨。从蝴蝶门后送来的林大娘的呃呃的声音又渐渐儿加勤。林先生嘴里应酬着，一边看看女儿，又听听老婆的打呃，心里一阵一阵酸上来，想起他的一生简直毫没幸福，然而又不知道坑害他到这地步的，究竟是谁。那位上海客人似乎气平了一些了，忽然很恳切地说：“林老板，你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放在二十年前，你怕不发财么？可是现今时势不同，捐税重，开销大，生意又清，混得过也还是你的本事。”

    林先生叹一口气苦笑着，算是谦逊。

    上海客人顿了一顿，又接着说下去：“贵镇上的市面今年又比上年差些，是不是？内地全靠乡庄生意，乡下人太穷，真是没有法子——呀，九点钟了！怎么你们的收账伙计还没来呢？这个人靠得住么？”

    林先生心里一跳，暂时回答不出来。虽然是七八年的老伙计，一向没有出过岔子，但谁能保到底呢！而况又是过期不见回来。上海客人看着林先生那迟疑的神气，就笑；那笑声有几分异样。忽然那边林小姐转脸对林先生急促地叫道：“爸爸，寿生回来了！一身泥！”

    显然林小姐的叫声也是异样的。林先生跳起来，又惊又喜，着急地想跑到柜台前去看，可是心慌了，两腿发软。这时寿生已经跑了进来，当真是一身泥，气喘喘地坐下了，说不出话来。林先生估量那情形不对，吓得没有主意，也不开口。上海客人在旁边皱眉头。过了一会儿，寿生方才喘着气说：“好险呀！差一些儿被他们抓住了。”

    “到底是强盗抢了快班船么？”

    林先生惊极，心一横，倒逼出话来了。

    “不是强盗。是兵队拉夫呀！昨天下午赶不上趁快班。今天一早趁航船，哪里知道航船听得这里要捉船，就停在东栅外了。我上岸走不到半里路，就碰到拉夫。西面宝祥衣庄的阿毛被他们拉去了。我跑得快，抄小路逃了回来。他妈的，性命交关！”

    寿生一面说，一面撩起衣服，从肚兜里掏出一个手巾包来递给了林先生，又说道：“都在这里了。栗市的那家黄茂记很可恶，这种户头，我们明年要留心！——我去洗一个脸，换件衣服再来。”

    林先生接了那手巾包，捏一把，脸上有些笑容了。他到账台里打开那手巾包来。先看一看那张“清单”，打了一会儿算盘，然后点检银钱数目：是大洋十一元，小洋二百角，钞票四百二十元，这全部付给上海客人，照账算也还差一百多元。林先生凝神想了半晌，斜眼偷看了坐在那里吸烟的上海客人几次，方才叹一口气，割肉似的捧到上海客人跟前，又说了许多好话，方才得到上海客人点一下头，叹口气：“再加一点吧，我也熬不过这个年关呀。”

    林先生几乎想哭出来，没有话回答，只是叹气。除了央求那上海客人再通融，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林先生忍痛又把这几天内卖得的现款凑成了五十元，这才把那位叫人头痛的上海收账客人送走了。

    此时已有十一点了，天还是飘飘扬扬落着雪。买客没有半个。林先生纳闷了一会儿，和寿生商量本街的账头怎样去收讨。两个人的眉头都皱紧了，都觉得本镇的六百多元账头收起来真没有把握。寿生挨着林先生的耳朵悄悄地说道：“听说南栅的聚隆，西栅的和源，都不稳呢！这两处欠我们的，就有三百光景，这两笔倒账要预先防着，吃下了，可不是玩的！”

    林先生脸色变了，嘴唇有点抖。

    “不过，师傅，随他们去造谣罢，你不要发急。荒年传乱话，听说是镇上的店铺十家有九家没法过年关。时势不好，市面清得不成话。素来硬朗的铺子今年都打饥荒，也不是我们一家困难！天塌压大家，商会里总得议个办法出来；总不能大家一齐拖倒，弄得市面更加不像市面。”

    看见林先生急苦了，寿生姑且安慰着，忍不住也叹了一口气。

    雪是愈下愈密了，街上已经见白。偶尔有一条狗垂着尾巴走过，抖一抖身体，摇落了厚积在毛上的那些雪，就又悄悄地夹着尾巴走了。自从有这条街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冷落凄凉的年关！此时，远在上海，日本军的重炮正在发狂地轰毁那边繁盛的市廛。

灾情发生后

侯发山

    消防车像脱缰的野马“呜呜”叫着在马路上横冲直闯。听着这熟悉而又刺耳的鸣叫，李正的心紧紧揪成了一团，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到现场。他不断地催促道：“快！快！”驾驶员不乐意了：“再快也不能把脚伸进油箱里啊？踩到底了！”

    车上的几位战友也感到李正今天有些不正常，其中一个忍不住说道：“今天是周日，那栋办公楼不会有人。”

    “放屁！”李正大声嚷道。说罢，他才想起拨打110。他凭直觉判断，这场大火不会无缘无故发生，警方还是早介入的好。

    土地局有两栋办公楼，一栋新的，十八层高，去年刚刚竣工的；一栋老的，上世纪六七年代的建筑，上下两层，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拆掉。失火的是老办公楼，火是从一楼燃起的，一条条火舌和一股股烟雾交织着包围了整栋小楼。

    李正他们这辆消防车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没等车停稳，李正撞开车门，掂起一具灭火器冲向浓烟滚滚、火焰冲天的现场。等战友们反应过来，李正的身影已经消失在烟雾和火焰之中。

    李正跌跌撞撞来到二楼，摸索着闯开那间办公室的门。幸好，屋内并没起火。不过，火雾随着他扑进屋里。李正打开灭火器，一阵白色的泡沫吐出，火焰下去不少。他看到老人用自己的身躯紧紧护着一个木箱子。李正甩掉灭火器，上前去抱老人。老人喘着粗气：“别管我，先搬这个箱子！”声音苍老，果敢，不容商量。李正仅仅是停顿了半秒钟，抱起那个木箱子奔向门外，一跃而起，从楼上跳下，随即，房子也“轰隆”一声坍塌了。

    李正傻了！几乎同时，一条条水龙冲向火海，一个个身影随着水龙扑了过来。

    李正把箱子交给及时赶到的警察，箭一般返回现场，和战友一起救人。李正的眼泪哗哗地流着，自责不已：“我该死！我该死！”直到把老人救出来，李正的手套已经磨烂，两手血肉模糊，不断地淌着血。

    救护车把所有的伤员都送到了医院。

    消防队员都是皮外伤，并无大碍；房子倒塌时，幸亏两根横梁成犄角之势架在了老人的头顶，老人虽然伤势轻微，但被检查出是癌症晚期。

    私下里，指导员批评李正：“幸亏那个老同志没出意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吃不了兜着走。”指导员有他的道理，听到这话，李正眼里的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心说老人当时要真有个好歹，他还不后悔终生？

    指导员以为李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缓了口气：“‘救人第一’是我们的消防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忘。

    李正分辨道：“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箱子比他的性命还重要！”

    “有什么能比性命还重要？”指导员以为李正的脑子被大火烧糊涂了。

    李正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真相终于大白：老人是土地局的纪检书记，这天到单位整理材料，有人趁机放火，打算烧死他。老人发现后脱身不得，这才打了报警电话。那个箱子装的是本单位和主管部门个别领导违法乱纪的证据。根据这些证据，国有资产免遭重大损失，个别领导干部锒铛入狱。

    得知这个消息后，指导员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觉得该到医院看一看老人。

    指导员还是迟了一步。他到医院的时候，老人刚刚咽气。指导员发现李正也在医院，此刻，他伏在老人的尸体上嚎啕大哭。

    指导员这才知道，老人是李正的父亲。

（有删改）

妈妈的银行存款

（美国）凯瑟琳·福伯斯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

    钱分成好几摞。

    “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摞成一堆。

    “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又是一摞银币。

    “凯瑞恩的鞋要打个掌子。”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我们孩子当中有人提出。

    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5分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

    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说：“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轻轻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引以为荣。它给人一种暖乎乎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

    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情景。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还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的大银行不同之点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要买药的时候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我们一致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还不够，”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之后，说道，“我戒烟。”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我说：“我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好。”妈妈说。

    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像游戏一样有趣。

    在罢工期，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到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说那里的发酸牛奶可以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牛奶做成奶酪。最后，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工了。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

    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

    后来，好像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了家。爸爸好像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里也闪烁着根根白发。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

    也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对她说：“这是给你的，放在你的存折上。”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我说：“明天，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凯瑟琳？”

    “我用不着去，妈妈。你瞧，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户头上。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他就存到你的账上了。”

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寻找恩人

文/韦名

    建涛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找到女儿的救命恩人，给他恭恭敬敬地鞠个躬，道声谢。

    女儿描述的救命恩人是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说话不卑不亢，眼睛不大不小，头发不长不短的中年男人。

    女儿说，那天上午，事情来得太过突然了：站在马路边等车的她发现一辆车疯了一样向自己狂奔过来。小嘴张得巨大的她，既说不出话，也挪不动身子，眼睁睁看着车子朝自己飞奔过来……就在车子要辗上她的刹那间，说时迟那时快，她被一个人扑倒在路边的绿化带上——疯狂的车子从女儿刚刚站着的地方呼啸而过。

    和女儿一起倒在绿化带上的中年男人扶起了脑子一片空白的女儿。女儿却站不稳，蹲在绿化带上，瑟瑟发抖。

    “没事了！”中年男人不卑不亢地安慰了女儿一句，再次扶起女儿。

    惊魂未定的女儿终于抬起了头，看到了中年男人眉心间一颗黑闪闪的痣。女儿连一声谢谢也没说，只呆呆地望着沾了一身泥水的中年男人，头也没回地消失在马路上。

    救了女儿一命，女儿却来不及对恩人道声谢，建涛心里不安，发誓这辈子一定要亲口向恩人道谢！

    为了心中这一声谢，多少年，只要一有空，建涛就四处寻找恩人。

    可除了女儿当初对恩人的简单描述，建涛对恩人一无所知。女儿当初描述的恩人，在芸芸众生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无异于稻仓中的一颗稻谷，找这样一个人，也无异于大海捞针。

    执着的建涛却不言弃，一直在寻找恩人。

    在寻找恩人的过程中，建涛也做了很多和恩人一样的好事，成了别人嘴里的恩人。

    女儿就在建涛不断寻找恩人的日子里逐渐长大，成了别人的女人——尽管建涛心里不大乐意女儿嫁给一个罪犯的儿子，一直对女婿很冷淡，可看到女儿后来又拥有了自己活泼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建涛认了。

    看到女儿的幸福，建涛寻找恩人的决心更加坚决。

    多年过去了，寻找恩人未果。建涛不仅不放弃，还在家里亲自给恩人画像，画眉心里有黑闪闪的痣，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中年男人。

    建涛画了一张又一张，每一张都和大街上行色匆匆的人差不多。建涛画完就让女儿认，每一张画，女儿都说像又不像。

    画到后来，建涛便根据岁月的流逝，把中年恩人画成了老年恩人：皱纹加深了，头发变白了……当然，唯一不变的是眉心间的那颗痣。

    女儿说，除了那颗痣，父亲画的恩人怎么越看越像父亲自己。

    突然有一天，女儿告诉建涛，她想和男人带着女儿去遥远的地方看望从未谋面还在服刑的家公。

    建涛欣慰地点了点头。

    女儿一家去了遥远的地方，建涛继续画像和寻找恩人。

    女儿从遥远的地方一回来，就急匆匆地跑来告诉建涛，“爸！我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什么？”建涛一脸茫然。

    “恩人！”女儿说时，眼里闪着一丝亮光。

    “在哪？”建涛停下画像，盯着女儿，着急地问。

    “在遥远的地方！”女儿眼里的那丝亮光不见了。“家公眉心间就长着这么一颗我永远也忘不了的黑痣！”

    “……”建涛惊讶地张大嘴说不出话。

    “可他看着我们三个，听我激动地讲15年前的那一刻，始终不承认他曾救过我！”女儿有点灰心。

    “你确定？”建涛很久才回过神来。

    “爸，错不了，就是他。”女儿又激动起来，“可他为什么不承认这一切呢？”

    “谢谢你！”尽管一见面，亲家公和建涛画的像一点也不像，建涛还是隔着厚厚的玻璃深深地深深地给亲家公鞠了一躬。

    “谢谢你！”亲家公也深深地给建涛回了一鞠躬。

    建涛提醒亲家公：15年前的那天早上，一个人默默地沿着当时车少人稀的马路朝公安局走去……女儿就是那天那个时段在那段马路被一个眉心有痣的中年男人救起的！

    亲家公却一脸平静。

    “我女婿你儿子说，你那天出门的样子他永远忘不了！我女儿你儿媳说，你眉心间的黑痣她也永远忘不了！”建涛告诉亲家公。

    亲家公静静地听着，轻轻摇了摇头。

    看着平静如水般的亲家公，建涛没再继续说下去：来看望亲家公之前，他找到了当年接待亲家公自首的警官。警官说了一个细节，亲家公自首时衣服上一身泥水，十分狼狈。

    建涛又隔着厚厚的玻璃给亲家公深深鞠了个躬，离开了监狱会客室。

    建涛不再画像，却继续寻找恩人。

（选自小小说选刊）

母亲的青果

曾瓶

    父亲去世那年，栽了四十多株青果苗。父亲说，以后这青果林，就是他和母亲的养老林！

    七八年时间，父亲栽下的青果树有二十多株长大成林。当初不足半人高的幼苗，足有碗口粗了。花开时节，整个老家瓦屋都笼罩在淡淡的清香里。

    二叔来找母亲。他手里提着一个药口袋，背上背着一个喷雾器。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农活儿，时常靠二叔过来帮忙。

    二叔满脸喜气，告诉母亲，看今年青果花开的样子，一株挂百多斤，应该没问题。二叔替母亲算着账，一株一百斤，二十多株就是两三千斤，好几千元啊！

    母亲也很高兴，似乎感觉到钱已装进她口袋了。她说准备将卖青果的钱款，拿来安装天然气，入户费要七千多元。

    二叔要母亲赶紧打农药，他已经带来了，不用母亲动手，只需帮忙就是。二叔也种有二十余株青果树，他的树早两年成林，去年，收获了将近两千斤青果，商贩开车来收购，得了八千多元。二叔刚给自己的青果林打过农药，很高兴，告诉母亲，今年，他家至少收获三千斤青果。

    母亲不让二叔打农药。母亲说你一打农药，那些采蜜的蜜蜂，不是就全死了？去年，二叔给花打农药，母亲就这样劝过二叔。没有蜜蜂，怎结青果？

    二叔耐心地做母亲的工作，告诉母亲，打农药，就是为了多结青果。他拿出一本书和农药的说明，让母亲看。二叔说，不打农药才没有青果。二叔正告母亲，他是为母亲好，如果不打农药，她的青果至少掉一大半，不是亏惨了嘛！他要母亲好好想想。

    那些农药，会不会跑进果子里？母亲说。

    二叔说，自己吃的那株果树，不要打。

    母亲听后坚决不让二叔打农药。

    过了一些时候，二叔又扛着一个口袋过来，里面装着化肥。二叔刚在自己的青果林里施了化肥。他告诉母亲，现在正是长果子的时候，得赶紧施加一些化肥，结出来的青果个头才足。他把说明书拿给母亲看，得意地指着上面的文字，告诉她，到时，产量至少增加三成。

    母亲问是什么化肥？会不会钻进果子里面去？人吃了好不好？

    二叔很不高兴，说他是为母亲好，你瞎操那些闲心干什么？到了卖青果的时候，还不是给那些来买的商贩说，从来没有用过化肥，都是施的农家肥。

    母亲说她就施农家肥，反正那些粪水，在粪坑里，也快漫出来了。

    二叔说，那要花多少人力啊！根本没有化肥效果好！

    母亲不要二叔替她施化肥。她迈着蹒跚的步履，半桶半桶地，挑着粪水，往林子里，给青果树施肥。

    又过了一些时候，二叔再次背着喷雾器来到母亲的青果林。二叔很着急，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够听母亲的了，必须给青果打药。二叔解释说，这段时间，如果不打农药，那些虫子，会在青果上来来回回地爬。

    母亲不高兴地说，那些虫子，要爬就让它们爬好了，惹你什么事情了！

    二叔说，事情大得很，那些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到时，弄出一些乱七八糟的疤痕，一点儿卖相都没有。价钱差得很远。

    母亲问，农药喷在青果上，人吃了会好？

    二叔说他有一株青果树没有打药，到时，他家就吃那株没有打农药的。二叔狡猾地笑着，问母亲，卖青果的时候，谁会说自己往青果上打农药了？都说没打过。买青果的，谁不喜欢长相好的？二叔说，这农药厉害，喷上去，那些虫子，眨眼就死掉了。

    青果成熟的时候，收购青果的商贩来了不少。二叔家的青果以四元八毛一斤订出。二叔一脸红光，他粗粗估算了一下，他家的青果，将收获四千斤，两万元将装进腰包。二叔对母亲不听劝告很是痛心。据二叔估算，母亲的青果，五百斤都成问题。但二叔还是带了不少商贩来看母亲的青果林。

    母亲说她的青果要卖十元一斤。她的青果实实在在没有打过农药，没有施过化肥。二叔也在旁边帮腔，确实没有。

    商贩还了母亲两元三毛一斤。母亲哪里转得过弯子？商贩不管母亲，那些长着斑痕的青果，谁要？他们是做生意的，不赚钱的事情，谁干？你说你没有施过化肥用过农药，商贩指着漫山遍野的青果，谁会说他的青果打过农药施过化肥？

    母亲最终以两元七毛一斤的价格出售了她的四百余斤青果。

    第二年青果开花的时候，母亲依然拒绝二叔替她给青果打农药。母亲听了农技站的建议，早早地修剪枝条，深翻灭虫，还养了几箱蜜蜂。母亲养的这些蜜蜂只是在那些没有打农药的青果花和野花上采花蜜，像是听懂了母亲的叮嘱。

    秋天，那些收购青果的商贩又来了。这一次，母亲的青果连同那些蜂蜜全都被一个戴眼镜的商贩收购了，而且那商贩还跟母亲签了长期合同，惊得二叔和村民们目瞪口呆。母亲没有表现得很得意，只是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有删改）

抻面[注]

阿 城

铁良是满族人。问他祖上是哪个旗的，他说不知道，管它哪个旗的，还不都是要干活儿吃饭。

铁良在北京是个小有名气的人，因为抻得一手好面。面是随时有客要吃就得煮的，因此，铁良专在一家做。

铁良原来有几股钱在店里，后来店叫政府公私合了营，铁良有些不太愿意，在一个公家人面前说了几句。公家人也是以前常来店里吃铁良抻的面的主儿，劝了铁良几句。几年以后，铁良知道害怕了，心里感激着那个公家人。

抻面最讲究的是和面。和面先和个大概齐，之后放在案子上苫块湿布醒着。后来运动多了，铁良说，这“反省”就是咱们的醒面；醒好了面，愿意怎么揉掐捏拉，随您便。

醒好了的面，内里没有疙瘩。面粉一掺了水，放不多时就会发酸，所以要下碱。下了碱的面，就可以抻了。

有人用舌头试碱放多了还是少了，舔舔，有一股苦甜香，就是合适了。铁良试碱不用舌头，一半儿的原因是抻面是个露脸的活儿，是公开的，客人看着，当面的。铁良用鼻子闻闻，碱多了，就再放放，醒碱。

跑堂的得了客人要的数儿，拉长声儿喊给铁良。客人出到街上，靠在铺面窗口看铁良抻面，好像是买了一张看戏的站票。

铁良不含糊，一手揪出一拳头面，“啪”，和在一起，搓成粗条儿，掐着两头儿，上下一悠，就一个人长了——人伸开胳膊的长度等于这个人的身高。铁良两手往当中一合，就是两股，再抻再合，就是四股，再抻再合，八股，十六股，三十二股，六十四股，一百二十八股。之后掐去两头，朝脑后一甩，好像是大闺女的辫子飞落到灶上的锅里，客人就笑了，转身回到店里的座位上。

锅边儿的伙计用一双长筷子搅两下，大笊篱把面捞出盛到海碗里。海碗里有牛骨高汤，入好面，撒几片芫荽、葱丝儿、带红根儿的嫩菠菜，浇上满天星辣椒油花儿，红、绿、白，“啪嗒”，放在了客人面前。客人挑起一筷子面，撑开嘴吃，热气蒸得额头有点儿亮。铁良呢，和街上的熟人聊了有一会儿了。

20世纪50年代，犯人被押去刑场的时候还允许点路边的馆子，吃最后一口人间食。有个老头子被押在车上，路过铁良的店，说是去阴间的路上得吃口抻面。于是押进去，老头子张口要龙须面，铁良也不说话，开始抻。

铁良几下就抻好了，亲自放面下锅，瞬时捞起，入在汤里，双手捧了碗放在老头儿面前。老头儿挑起面迎光看了看，手上的铐“哗啦啦”响，吃了一口，说：“是这个意思。”就招呼上路了。

铁良后来跟人说：“这就是当初借钱给我学手艺的恩人，他就是要我抻头发丝儿面，我也得抻出来。”

(选自《阿城精选集》，有删改)

【注释】抻(chēn)面：用手把面团抻成面条。抻，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