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

（《孟子·尽心上》）

    苏轼 ， 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比冠 ， 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佑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隆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官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

（节选自《宋史·苏轼传》）

上宰相书^①

（宋）朱熹

    六月八日，具位谨奉书再拜献于某官：

    熹尝谓天下之事，有缓急之势；朝廷之政，有缓急之宜。当缓而急，则繁细苛察，无以存大体；当急而缓，则怠慢废弛，无以赴事几。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为当缓而急者，其害固不为小，若当急而反缓，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窃观今日之势，可谓当急而不可缓者矣，然今日之政则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

    窃惟朝廷今日之政，无大无小，一归弛缓，今亦未暇一一条数。且以荒政论之，则于天下之事，最为当急而不可缓者；而荒政之中，有两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缓者也。一曰给降缗钱^②，广籴米斛。储蓄既多，缓急足用，政使朝廷别有支拔，一纸朝驰，而米夕发矣。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赏典^③ ， 激励富室。盖此一策，本以诱民，事急则籍之，以为一时之用；事定则酬之，以为后日之劝。旋观今日，失信已多，别有缓急，何以使众？谋国之计，乖戾若此，临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

    然或者之论，则以为朝廷撙节财用，重惜名器^④ ， 以为国之大政，将在于此，二者之请，恐难必济。愚窃以为不然也。夫撙节财用，在于塞侵欺渗漏之弊；爱惜名器，在于抑无功幸得之赏。今将预储积蓄，以大为一方之备，则非所谓侵欺渗漏之弊也；推行恩赏，以昭示国家之信，则非所谓无功幸得之赏也。且国家经费，用度至广，而耗于养兵者十而八九。至于将帅之臣，则以军籍之虚数，而济其侵欺之奸；馈餫^⑤之臣，则以簿籍之虚文，而行其盗窃之计；苞苴^⑥辇载，争多斗巧，以归于权幸之门者，岁不知其几巨万。明公不此之正，顾乃规规^⑦焉较计毫末于饥民口吻之中，以是为撙节财用之计，愚不知其何说也？

    大抵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一费之甚，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指之计此其自谋可谓尽矣然自旁观者论之则亦可谓不思之甚者也。盖民之与财，孰轻孰重？身之与国，孰大孰小？财散犹可复聚，民心一失，则不可以复收；身危犹可复安，国势一倾，则不可以复正。至于民散国危而措身无所，则其所聚有，不为大盗积者耶？明公试观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盗贼窃发之端，何尝不生于饥饿？

    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迟顿宽缓之咎，自列于明主之前，务以尽变前规，共趋时务之急，而于熹所陈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情迫意切，矢口尽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选自《朱子大全》有删改）

【注】①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浙东发生饥荒，宰相王淮推荐朱熹任提举浙江常平茶盐公事。上任以后，朱熹即征购粮食，兴修水利，了解民情，弹劾污吏，竭尽全力，以救灾荒，但他向朝廷的建议，很少被采纳。为此，朱熹给王淮写了这封信。②缗钱：此处指购买粮食储备的钱。③赏典：指赏赐的典礼。④名器：名号与车服，指官爵。⑤馈餫（yùn）：运送粮饷。⑥苞苴：指馈赠的礼物。⑦规规：浅陋。

    宇文忻，字仲乐，本朔方人，徙京兆。忻幼而敏慧，为儿童时，与群辈游戏，辄为部伍，进止行列，无不用命，有识者见而异之。年十八，从周齐王宪讨突厥有功，拜仪同三司，赐爵兴固县公。从武帝伐齐，攻拔晋州。及帝攻陷并州，先胜后败，帝为贼所窘，左右皆歼，帝挺身而遁，诸将多劝帝还。忻勃然而进曰：“自陛下克晋州，破高纬，乘胜逐北，以至于此。致令伪主奔波，关东响振，自古行兵用师，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将士轻敌，微有不利，何足为怀。今者破竹，其势已成，奈何弃之而去？”帝纳其言，明日复战，遂拔晋阳。高祖龙潜时，与忻情好甚协，及为丞相，恩顾弥隆。尉迥作乱，以忻为行军总管，兵屯河阳 ， 诸军莫敢先进。帝令高颎驰驿监军，与颎密谋进取者，唯忻而已。迥背邺城结阵，与官军大战，官军不利。时邺城士女观战者数万人，忻与高颎、李询等谋曰：“事急矣，当以权道破之。”于是击所观者大嚣而走转相腾藉声如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军复振齐力 急击之迥军大败。进封英国公。自是以后，每参帷幄，出入卧内，禅代之际，忻有力焉。上尝欲令忻率兵击突厥，高颎言于上曰：“忻有异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频经将领，有威名于当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谴去官。忻与梁士彦昵狎，数相往来，士彦时亦怨望，阴图不轨。忻谓士彦曰：“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从征。两阵相当，然后连结，天下可图也。”谋泄伏诛，年六十四。

（节选自《隋书·宇文忻传》，有删节）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牙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士余世 ， 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