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流浪的名著
蒋新
中午的文化市场已经退去沸腾和热闹，人头攒动与淘宝捡漏的各色眼神终于渐渐收场，给这个季节的清冷腾出许多可以畅快呼吸的空间。冷风重新凝聚，换挡提速，自由鼓荡，在人们身边进行新一轮穿梭。冷风里的阳光十分柔和，暖暖灿灿的，宛如尼采的纤细之手，移动着抚摸着地上那些还没有撤走的物品，当然还有我的感觉。那些醒目的枣红色，宛如一群被冷落被流浪的红鹤，倔强在那个杂乱的地摊上，无奈而又高贵。
蹲下。捡起。端看。眼睛一碰触精装书面上的烫金书名，周身像被灌了一瓶六十二度二锅头似的，顿时热乎起来——原来是群诺贝尔文学奖书籍悄无声息地集结在这冬季里！
封面：《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主编：陈映真。获奖年度：1966年。获得者：以色列作家约瑟夫·阿格农；瑞典作家、诗人奈丽·沙克丝……我呆了，瞬间把自己雕塑在冷风里。
书籍之“书龄”已经超越而立之年，开始在不惑之路上行走，可书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我蹲在为阳光抚摸、为冷风扫射的地摊边，迅速将散放的枣红色书一本一本收集到跟前，一共十五本。
从书的编码看，十五本只是这套诺贝尔文学全集的一部分，后边有无不敢断定，前面应该还有确凿的四十部——因为摆在面前的最小截止书目号是“41”。
“那些书呢？”我抬头问那人，直言不讳。
“哪些书？没有了，就这些。”黑瘦矮的摊主似乎有些不耐烦。地上那些落满一层尘土的书已被收集在无序的纸箱里。摊主准备走，把空间让给清冷的风。
摊主见我还在翻看，便跺着脚催问买不买。他急着要走，因为冷，因为要吃饭，因为到了散摊的正午时光。于是询价，掏钱，打包，在柔和清冷的阳光抚摸中，我把那摞枣红色书籍带回了家。
用白菜价格买来的那排枣红色，宛如钱塘江涌出的一线潮，整齐醒目地摆在书橱中央。然而，望着捡漏得来的书籍和由它们簇成的风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文化和市场一接轨，就成为买卖文化的市场，一切与文化沾边的标识，比如青铜、陶瓷、字画、家具、钱币、刺绣、木雕等等，都贴着文化的标签，以古董的身份在不同的位置出现和交易。至于真假，新旧，年代，那就考验淘宝者的眼力、胆识和运气。书，自然是文化的，可是，在这交易文化的市场里，除了古籍和稀有版本受到收藏者淘宝者的青睐外，其他都白菜萝卜般地拥挤在地摊上。一堆一堆任人翻，任人找，任人看的书，在这里成为真正的落魄者和流浪者，既失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高贵价值，也失去了可以归属的身份证。它们的高贵去哪儿了呢？
寻找被遗失被冷落的那些高贵书籍，常成为我周末的主题。
在不同城市的文化市场和相同模样的地摊书摊上，我寻找到许多高贵的书籍，如四卷本《柳宗元集》，四卷本《乐府诗集》，三卷本《白居易集》等；八十年代初影印的《详解聊斋志异图咏》让我高兴了许多个夜晚，书中那些绘于光绪十二年的上百幅精致插图，是那样惟妙惟肖，清晰可人。稀有的图画，让蒲松龄笔下的聂小倩、崂山道士、席方平都有了可以直视的生命画像。还有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标着金圆券价格的鲁迅的、巴金的、吕叔湘的书籍；还有六十年代山东师范学院研究老舍、夏衍、郭沫若的书籍，在那些跳跃着细小草根显露的纸面上，尽管造纸的师傅想用绿色黄色淡青色来掩饰，依然如劳作者的皮肤那样粗糙。凹凸不平的汉字们倔强地排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留着自然灾害年代的苦涩和艰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鲁迅着作单行本竟也在地摊上一一买齐。这些绝对正版，品相绝对在九品以上的不同思想的高贵者，各自在书橱的上上下下站位，摇曳着厚重如山的独有风采。
坚强人格让我敬仰，倔强书格让我生出无边的敬意。
淘来的书群既有卓然自尊的高贵身份，又有正版合法的身份证和居住证。书中一枚枚不同模样不同规格的印章，还有不同方式的图书编码，都载着岁月痕迹与书一同存在，成为书无法分离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后来附加在书中的手写体和深深浅浅的印泥，证明这些书们曾经驻留的基地或者居住的地址。有的书中还有硬硬的或白或黄的借书卡，卡上还有借书人书写的潦草姓名和时间。这一切都成为书的正统履历。
好玩和好奇心曾促使我按图索骥，为书籍寻找曾经的家门，结果出奇一致，你寻找的单位不存在。
书大概在破产、改组、或者拍卖过程中，被迫卖掉的，或者任意让人拿走的。我见过无数书们被秤钩子称过以后，被塞进麻袋的狼狈和无奈。书的高贵身份瞬间被秤钩子剥夺，从高高的书架沦为不值钱的“废品”，然后到地摊上去流浪。
名著，尽管流浪过，也是流浪者中的高贵者。
每次抚摸，阅读这些血统正宗、出身名门的流浪书，感觉面对的似乎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书本，而是一位位经过生命体验的长者。当手指划过，眼光走过，书籍也默默收藏起你的体温、感知和眼神，就像收藏每天的阳光那样，把发生的一切悄悄地融注在经过岁月沧桑洗礼的纸面里，成为你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好朋友与知己。
每一部书，特别是那些经过书摊地摊流浪后的书，都会成为一座有秘密有故事的房子，无论横版竖版精装简装简体繁体。书的一个钤印，一个刻本，一个年份，一行字迹，都在文化字面的脊梁上，留下烧不掉、丢不了、碾不碎、化不去的文化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