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羊肉汤

金 光

    就在县里准备树立脱贫致富的典型时，长岭乡建起了一个大牧场。刘乡长说，这个大牧场完全采用孟加拉式的养殖办法，从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各地购进优质绵羊2000只。虽然乡里在农发行贷了100万元的款，但望着潮水般的羊群，大家心里很踏实：这钱不出两年就可赚回来。

    县委张书记亲自到牧场察看，拍着刘乡长的肩膀说：“不错不错，因地制宜，这才是真正的脱贫项目。”回到县城，张书记当即打电话召集开会，谈了到长岭乡察看天然牧场的感受，他要求从县委班子开始，轮流到长岭乡牧场去参观。

    县委办的同志不敢怠慢，连夜排出参观者的顺序：从6月8日起，当天是常委班子成员，9日是县政府领导，10日扶贫办，11日县委办，12日县委组织部……一直排到了第二年的3月19日，把县直各单位、各乡镇、村组都排上了，要求所有参观单位要认真了解长岭乡的经验，学习他们敢想敢干的工作思路，结合实际提出自己乡、村的脱贫办法，力争在两年之内摘掉全国贫困县的帽子。

    接到县委办的通知，刘乡长说，这次县里对长岭乡牧场如此重视，要把长岭乡树为脱贫致富的典型，我们一定不辜负上级的期望，一要把牧场建设得更好，二要搞好接待工作，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乡政府办的同志冷不丁地提出一个问题：一天要接待二十多个人，生活咋安排？这一下难住了刘乡长，牧场远在离乡政府二十多公里的荒山上，参观的人在乡里吃饭不合适，到山上又没有好东西招待，怎么办？刘乡长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说：“我说个办法，人家领导来参观牧场，这牧场就是养羊，咱们这里啥都缺就是不缺羊，明天领导们来，我们在山上垒两口大铁锅，拣两只大肥羊宰杀，在山上熬两锅羊肉汤，经济又实惠。”大伙一听，不禁拍手叫绝。第二天县委的小车一字型排开，足有二十多辆停在了离长岭牧场五六里的山下路旁，领导们一路风尘来到牧场，大家看到荒岭上建成如此规模的牧场，无不咋舌称赞。中午12点，每人一大碗鲜羊肉汤配上两个脆香的烧饼，更让领导们赞不绝口。县委张书记端着羊肉汤喝了一口说：“香，这比吃几百几千块的宴席有滋味多了，你们勤俭节约的精神更值得发扬。”张书记号召，今后无论谁来牧场参观，都只准喝羊肉汤，不准吃酒宴。

    第一批来了，第二批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都对长岭乡牧场特别是那碗羊肉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市扶贫办的领导得知长岭牧场的事，决定到牧场看看。这下可慌了刘乡长，他电话与县委张书记商量了好长时间，询问接待的事宜，张书记最后在电话中毫不犹豫地指示：仍然用羊肉汤招待。

    市领导来了，他们转圈看了看牧场后表示满意，就是不见大羊群，便问羊呢？刘乡长心慌慌的，说正在联系贷款购买。现在资金是个大问题，希望市里能给扶持点。中午他们端起羊肉汤时，一位老领导提了个问题：这羊肉是从山下买的，还是在山上杀的？刘乡长忙回话：“这是咱牧场的羊，现宰现熬，鲜得很，鲜得很!”这位领导盯着碗里羊肉和漂在汤里厚厚的一层油，皱起眉头问：“一天能宰几只？”刘乡长忙竖起两根手指：“两只，两只!”领导没有再说话，放下羊肉汤就走了。

    刘乡长等着市扶贫办的答复，但眼看牧场的优质绵羊宰完了，还不见上面的精神。于是他沉不住气了，去找县委张书记。张书记正在低着头看一份《内参》，一行醒目的标题在张书记和刘乡长眼前晃着：《参观者一年吃掉一个牧场》。张书记沮丧地说：“刚才市里来了电话……牧场暂时关闭。”

（选自《最好的小小说》）

看谷子的老人

唐兴顺

    已经是秋末了，照常规庄稼应该全部收割完毕。可是李老汉和老伴商量，想让这三分地的谷子再长一两天，催催籽，谁知道一停顿，老天爷却下起雨来。老汉急了，他怕成群结队的麻雀来抢食，也怕獾在雨天的夜晚来捣乱。

    老汉从旮旮旯旯收拾了些东西，打上黄油布伞往地里去了，身后跟着一条高腿狗。老汉在地中间和地的两头分别插上了三个假人，夸张的人形，胳膊上拖着长长的破塑料纸，又在地南头靠边的地方，借助一块大石头的弯崖，搭了个简易小窝棚。

    老汉双手叉腰站在地埂上，眯眼看起雨中的谷子来，想起当初和老伴一起打畦的情景。他们把土壤弄得跟面粉一样，然后拉起绳子撒灰线，眯眼瞄准定畦垅。谷苗透出地面，迎着早晨初升的太阳，最好看。暑伏高温天，蹲在谷地里间苗，人像在蒸笼里一样，汗珠顺着脊背、腰腿流到土壤里。间苗之后，谷子长得很快，如着了新装列队待命的士兵。不用几日，它们身体的一个部位就鼓胀起来，很快从头上钻出一个“青毛虫”来，个头越来越大，各个部分之间也越来越紧凑，几乎完全看不出缝隙的时候，谷穗的颜色就开始由青色向黄色转换了。李老汉知道，黄色是小米的颜色，金子的颜色。每当此时，他就想，你说这稀罕不稀罕，一块山地，几粒种子，凭空就生出这么多金灿灿的东西。

    这时候，他感觉到脚脖子上被什么东西触动着，低头一看，是高腿狗在用尾巴和他说话。扭过身来，看到身后地堰上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男的撑绿伞，女的撑红伞。男的戴眼镜，紧抿着嘴，女的要小很多，大眼睛扑闪着，肤色很白，像雪像面，还挂着一对金色耳环，颜色比小米的颜色还要亮堂。

    男的指着地边的窝棚问：“这个做啥用？”女的同时也把眼光投向了窝棚。

    “哈哈，住人呀。”老汉笑着回答，没容他们问，紧接着又补一句：“看地，看谷子呢！”

    “能值几个钱呀！受这罪！”女的使用的是又尖又脆的声音。

    老汉想说她一句，抬眼看这女的很好看。过去村东头郭老三家有个女儿就是这个样子，十里八村漂亮得出了名，后来被一个来游山的老板带走，全家都迁下山了。老汉没开腔，拿起镰刀，弯腰从旁边的石堆上割了捆圪针，把圪针堵在窝棚后边的岸壑处。这男女一前一后走了。老汉没直身，从胳膊肘下边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刚走，又有人从大路上走过来，这次人多，有十几个，全是20岁左右的毛头娃，穿着阴阳古怪，花花绿绿，有的打着伞，有的什么雨具也没拿，有的两三个人簇拥在一柄伞下，有的伸胳膊仰头，让细密的雨水往头上脸上淋，嘻嘻哈哈，尽说些疯疯癫癫的话。李老汉几次想发声，但一看是一群孙子辈的娃娃，就闪在一边。他们疯了一会儿就离去了。

    他爬进窝棚里，在四个角分别压了一块石头，才在草垫上躺下，突然听到外边有人咳嗽，弯腰走出来，见是一个老汉和一个老婆，老干部模样。男的白发向后梳着背头，耳朵大，面色白。女的是老式剪发，穿一件宽大的酱色布衫，一人撑一把很大的伞，说话和颜悦色。他们应该种过地，因为他们说到谷子品种、产量、价格，还说“这个天气，停两天还行，如果再下雨，谷穗即便长在秆上也会霉烂”。他们建议带雨把谷穗收回去。李老汉觉得他在行，就和他说了许多话。他们走了。李老汉心中犹豫起来，就打着伞围着地边转，转到大路边时，和路上来往的游人挨得很近，有的人不进地，却隔着渠沟和他说话，发出许多议论。他听到有个人说：“刚才这顿饭吃了700多元，能买多少小米！”

    他不想再和人说话，也不想再让其他人来地里看稀罕，就把刚才割下来的那一捆圪针，从地南头搬到地北头，挡在大路向小路的拐弯处，然后撑起伞站着。几只灰喜鹊在树上跳来跳去，一群麻雀在低矮繁茂的灌木丛上飞起又落下。雨下得更细小了，只有轻微的一点，却满天都是，像湿度很浓的雾一样。抬眼望远处，山冈坡地上有很多游人，三三两两，悠然自得。 这时有个声音在大路上喊他，扭过身一看，是最开始到地里来给他说话的那一对中年人，隔着那团圪针，女的笑眯眯的，男的做手势让他过去，到跟前，男的说了一句什么就从口袋里掏出3张100元的人民币给老汉，老汉不接，他就把钱扔了过去，一张落在圪针上，两张飘到了地里。老汉不知所措，但钱不能让雨淋湿啊，赶忙弯腰捡起来，然后挪开圪针，呼喊着让这两个人站住，可他们已经跑远了。李老汉愣在那里，平生第一次经历这样不好处理的事情。

玻璃

贾平凹

    约好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去了却没看到他。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着电杆。旁边新盖了一家酒店，玻瑞装嵌，还未完工，正有人用白粉写“注意玻璃”的字样。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说王有福来电话了，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第二天我赶到德比街，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说：我叫王有福。我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远吗，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的胡同里。我说从这里过去不是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昨日那家茶馆不错。走过那家酒店，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

    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挂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

    “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构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莱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有删改）

裱画徐

马犇

    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徐姓的裱画师。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善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

陈小手

汪曾祺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①。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需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冼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②。见了陈小手，说：“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迤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龇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

    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他奶奶的！”团长觉得怪委屈。

（选自《汪曾祺作品精选》）

【注释】①老娘：接生婆。②走柳：方言，在一个地方走来走去，多指心里焦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