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光明）：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材料一：

    近日，上海地铁上有一年轻男子以上班太累为由，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还抢夺乘客拍摄的手机。随后，该男子回应称，原本是想让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责让他很气愤，因此赌气不让。

    争座事件频发，除了城市公共交通资源缺乏，也与一些市民让座的公德意识缺失有关。然而，公交车和地铁均是公共场所，车上的座位当属公共资源，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照顾老弱病残孕等人群的基础上，一般讲究的是先来后到，顺位而坐，这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

    必须给特殊人群让座，并非是法律规定，而仅是社会公德的一种价值取向。现实情况却是，年轻者给年老者让座，变成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而年老者给年轻者让座，被公认为违反了常规和伦理，这显然是一种道德的“错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发生在公交车和地铁上的“让座风波”，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呼唤与诉求。因此，与其道德绑架“让座”，不如增加公交车、地铁上的老幼病残孕专座。

（摘编自《让座不如增加专座》，2017年7月6日《北京晨报》）

材料二：

    越是这种人人自觉、从善如流的时候，也越要防止出现那种过犹不及的“指教心态”—-有些人好为人师、越俎代疱地“做人情”。

    有道是“让座是情分”，上海地铁中的“让座指导”之所以乏人认同、少有点赞，是因为时下确存这么一种文明的“陋习”：一些人所谓的讲道德，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常常是用作审判他人。这里，还应该批评一下那个拍照的乘客，且不议随意偷拍传播是否有侵权之嫌，而动辄以曝光威胁他人让座，显然已跟文明修为背道而驰。

    真正的文明引导者，一事当前，只会先想到“我能怎么做”，而不是手电筒照别人，习惯性地去指教“你该如何来”。

（摘编自《多做让座主角 少当“让座指导”》，2017年7月6日光明网）

材料三：

    在如何对待公交“让座”这类道德行为时，我们常常没有厘清、乃至有意无意问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很明显，“让座”只是一种“道德高线”而非“法律底线”层面和意义上的行为。只可以在道德上倡导，而不可以在法律上强制，即使“拒不让座”，也并不违反法律。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强求甚至强制他人“让座”，势必不仅侵犯他人“不做什么”的法律自由，而且同时也会无形中矮化贬损“让座”等道德行为原本固有的高尚德性。

    作为一种社会美德，“让座”非常值得提倡、追求，但如何去提倡、追求，显然也应以一种充分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进行，要想真正倡导这种美德，更道德的方式方法，显然不是“要求强求他人让座”“指责教训他人不让座”，而是“自己主动让座”“检讨自己何以没让座”。

（摘自《“让座纠纷”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2017年7月7日红网）

材料四：

“让座”这一行为没有法律的强制，没有硬性的处罚，让不让完全是“靠自觉”。有一份关于“让座初衷”的调查显示，65.4%的受访者表示是发自内心，23.9%的受访者是受到“道德逼视”，8.9%的受访者是因站立者本人的逼视或其他行为。由此可见，只有65.4%的人是靠自觉的，而32.8% 的人正是受到通德约束才做出了让座行为。

（摘自《“让座”是道德绑架还是道德约束？》，2017年7月19日长江网）

材料一：

    粤港澳大湾区又有新动向。近日，有关负责人在回答“粤港澳三地定位”时表示：广深港澳四大城市，都可叫做中心城市，同时，它们在功能定位上又各有分工、各有侧重。

    在华南地区，只有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广州是传统的华南门户城市，也拥有国际商贸中心的超级定位，更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科教文化中心。目前，无论是在铁路、航空还是航运，广州都排在全国前列。就教育而言，广州共拥有82所高等院校，985、211大学数量，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广州本专科在校生达到了105万，位居全国首位。深圳的优势在于经济竞争力和科技创新力。近几年，深圳频频刷新综合竞争力榜单，并且超过北上广港四大城市位居全国首位。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深圳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两大定位：全国性经济中心、国家创新型城市。近年来，香港衰落的声音不绝于耳，上海取代香港、深圳超越香港的與论更是热议已久。然而，作为世界一线城市，香港是与纽约、伦敦同等的存在。香港在全球金融、专业服务、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短时间内仍然难以被超越。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的定位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澳门之所以能够位列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核心原因在于：它与香港一样特殊。澳门虽然经济高度发达，但由于体量过小，经济总量并不突出。而且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过度依赖旅游业和博彩业，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摘编自凯风《官方定调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澳谁是中心城市？》，搜狐网）

材料二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状况

（注）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

材料三：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正式岀炉，作为中国第一个大湾区，它会给中囯未来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网易研究局采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岐。

    网易研究局：大湾区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世界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大湾区，比如东京、纽约、旧金山，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于世界上的这些大湾区，有什么不同或明显特征？

    武常岐：从物流的角度讲，大湾区的好处是更经济，因为还没有一种运输工具比船运，特别是集装箱更经济，这些大湾区的物流、基础设施是非常有竞争优势的。

    东京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日本有1亿多人口，但其中东京聚集了几千万人，事实上东京是日本的经济重心，所以其他城市都相对而言是边缘地带。粤港澳大湾区约有7000万人，但后方还有14亿人作为产业的支撑，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其实是整个经济的攴撑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和旧金山大湾区也不太一样，因为旧金山大湾区实际上是IT产业聚集地，产业相对来讲自成一个小体系，结构较为单一。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和纽约大湾区有点相似。因为纽约也是美国经济和金融中心，而且纽约传统产业一直发展得不错，钢铁等制造业实力都比较强，这点与粤港澳大湾区比较相似。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贸易上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显著优势，就是大湾区内部有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从创新上来说，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讲，人才是未来发展的关键，香港很注重人才培养，投入很多资金建设一流大学，比如香港科技大学等。《粵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应该更加强调人才的作用，我比较担心人才不足的问题。

    网易研究局：粤港澳大湾区是否有足够的融资能力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对于初创和中小企业来说，盈利能力尚不明确，通常很难从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融到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武常岐：我觉得扶持小企业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应该扶持成长型企业，就是要扶持有成长潜力的企业，这就不是需要银行资金去解决，而是需要创投、私募、天使投资，一旦企业成长起来，银行自然会给它们借钱。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因为做私募和风投还是需要人才，目前这些专业人员还是比较紧缺。市场不是缺钱，而是缺做市场运营的专业人才，特别是新的金融市场形态的人才，去把钱用活，投到该投资的地方。

（摘编自杨泽宇《北大武常岐：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应更加强调吸引人才》，网易研究局）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这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这种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领导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影片《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地球计划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而使自己加速飞出太阳系“流浪”的故事。当地球接近木星时，木星引力激增，地球与木星相撞，危机出现，最终人类为了希望而奋力化解危机。该片在叙述地球流浪的过程中，注意刻画同一家族中三代人即老韩、刘培强、刘启之间的认同关系，突出了中国式家族认同传统的当代魅力。可以说，《流浪地球》称得上中式科幻大片的开山之作，为世界科幻电影宝库奉献出中国电影人的无可替代的独创性建树。此外，与国际一流电影科技水准相对接的制作水平，极大地促成了《流浪地球》创造的科幻奇观。在电影院里，超强的视听感受让观众体验到了中国电影科技水平的巨大提升，这反映出在近年来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电影的类型化探索、工业化水准都跃上了新台阶，昭示着中国电影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摘编自王一川《中式科幻大片的开山之作》）

    材料二

    2015—2019年贺岁片票房变化及影片占比统计图

    （资料来源于猫眼电影）

    材料三

    中国科幻电影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认为，科幻片是和国家实力挂钩的，如果国家不够强大，普通观众没有自信去看本国人解救世界危机。此论引发了《流浪地球》小说作者刘慈欣的共鸣。在刘慈欣的印象中，即便是韩国和印度拍摄的科幻电影，影响力都相对有限。2016年，郭帆拜会为《星球大战》制作视觉特效的工业光魔，这家顶级视效公司感兴趣的是文化差异：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时，你们逃跑都得带着家人?在好莱坞电影里，地球遭遇灭顶之灾时通常有两种解决途径：超级英雄解救全人类，或者建造“诺亚方舟”带人类逃出地球。郭帆这才意识到中国科幻电影的内核或许和中国的文化有关，即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和依恋，是中国的价值观。

    （摘编自吴见如《第一次真正把中国人的情感放在太空尺度上——电影<流浪地球>怎样从无到有》）

    材料四

    电影《流浪地球》火了，一同带火的还有它的原著。电影上映之后，原著在大众中的阅读量或曝光度几乎可以与此前20年的总和相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的丰富库存期待着更敏锐准确的判断力去重新发现。新的时代背景下，好作品也需要用新的手段方式予以发掘传播，惠及大众。信息技术、传播途径、接受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巨变，让文学与大众的互动方式也迥异从前。例如，经由影视改编走近文学原著，文学与影像“共同阅读”，就成为当下人们文学生活的重要特征。发现好作品的并不一定是文学史家，导演、剧作家、艺术家甚至一位网游设计者，都有可能带着新的眼光进入，以更贴合时代的多元手段进行表达传播。

（摘编自丛治辰《期待更多好作品“被发现”》）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一讲话在科普媒体中掀起了如何让科普报道变得好看、变得流行的讨论。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要想让科普报道广泛传播，就要掌握科普传播的规律，了解公众决定传播的关键因素。

笔者长期对科普媒体和科普报道进行观察发现，公众转发文章，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转发这篇文章是否有助于展示、加固自己想打造的形象，让自己更多得到亲朋好友的积极评价。因此，只要一篇科普报道能够强化转发者的自我形象，很多与此相关的人士就倾向于转发和分享。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形象是转发者想打造的对外的展示性形象，不一定是他的真正形象。

大多数人都有比较心理，只要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比较——不论这种比较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2018年五六月份，一款名叫“西瓜足迹”的微信小程序在朋友圈刷屏，用户只需填写自己去过的城市，就能自动生成一张“足迹地图”，显示自己的足迹遍及全国多少省份多少城市，超越多少网友，结果很多网友都将自己的“足迹地图”分享到了朋友圈，成为刷屏之作。

内容营销平台BuzzSumo和入境营销软件开发商Moz曾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称，根据对一亿篇社交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的分析，前1000万篇获得最多分享的文章，绝大多数是长文章。从平均数字来看，长文章获得的分享转发量也高于短文章。其中，3000-10000个单词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最多平均转发分享量，其分享量是1000个单词长度以下文章的两倍。据此，我们可以作出判断，尽管大家在新媒体时代更喜欢阅读短文章，但转发时还是更喜欢有一定长度的文章——长文章的信息量更多、更有深度，也更能展现转发者优秀的一面。

因此，只要一篇科普报道能够帮助转发者一目了然地与他人比较且形成比较优势，一些人就会倾向于转发这条信息。

新媒体时代，网民越来越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表现自己的个性，甚至部分网民把表达视为最重要的一项权利。于是大家发现，几乎每一篇被转发文章的背后，都有网友或强烈或平缓的情绪变化，或表扬或肯定或厌恶或愤怒或鞭挞，部分网友还会在转发文章时写上一段文字说明自己的感受，向他的朋友表明他的态度，号召他的朋友一起行动起来。

内容营销平台BuzzSumo和入境营销软件开发商Moz分析了一万篇最多分享转发的文章后，发现这些文章能引起用户的情绪依次是：敬畏（25%）、大笑（17%）、娱乐消遣（15%）、高兴（14%）、共鸣（6%）、愤怒（6%）、惊奇（2%）、悲伤（1%）等等。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正面的情绪更能让人有转发的欲望，而负面的情绪则明显要低很多。

因此，在科普报道的写作中，或者是在从事科普报道的传播时，我们在制作内容时可以试着从传播者的情绪变化来着手，考虑网友是否会因为上述某种情绪而转发文章，最后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助力我国公众科学素质提升。

（摘编自钟汉成《公众传播科普报道的三大因素》，《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2月28日）

材料二：

原创科普出版当下虽然成为热点，但在我国科普出版领域，原创一直都是弱项。从各大网店的科普童书销售排行榜来看，排名靠前的大多是引进的。这些引进的科普书虽然都是精品，但笔者认为，相较于引进，认真做好原创科普出版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增强读者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引导读者把对科学的热爱同对祖国的热爱联系起来。我国作者写作的视角往往更加本土化，对我国取得的科技成就更加关注，我国某项科技成果的取得往往会成为一部作品的主体或切入点。这样的内容能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引导他们把对科学的热爱同对祖国的热爱融为一体。

加强生态保护教育，培养公民文明习惯。在引导公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方面，科普读物一直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内容立足于我国特有的生态环境和动植物的原创科普读物，更贴近我国国情和民众的生活，能更好地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生态保护观念，积极参与到实际行动中。

助力我国古代科技成果的保护与传承。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科技领域也有着辉煌的成就。关于我国古代科技的内容，引进版的科普书很少涉及。相比之下，原创科普出版在普及和传承我国传统科技成果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拿我国古代木质结构建筑来说，建筑结构、材料等方面都蕴含着古人无穷的智慧。从我国古建筑修复角度来讲，其使用的材料和修复手段，需运用到很多古老的技术手段。

（摘编自“环京津新闻网”，《做好原创科普出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