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    ）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    ）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老刘喜秋香

    秋高气爽，菊花飘香。

    老伴已故一百零一天了。老刘半宿起来，打开灯，奋力地擦地擦窗抹完桌子后，赶快把白日才买回的两盆亮黄的菊花摆放在正厅最显眼的位置。今天，老刘胆量倍增，要冲出子女为他找老伴所设的所有包围圈，去老家把和他同岁的寡妇秋香妹子接来。

    这个日期，是秋香暗示给他的。老伴烧“一·七”那天，闺女菊花很懂老刘的心思，开着车把她秋香姑接来。菊花牢记妈在家种地时，秋香姑和妈好的似亲姐妹，帮妈干活，帮妈伺候瘫痪在炕的奶奶。奶奶拿她当亲闺女待，家里有了好吃的，都给她送一份。

    那天，秋香刚进门就看到了老刘那热辣辣的目光，尽围着他发射。在菊花的示意下，秋香把老刘拉到里间，掩上门，轻轻地给了他两捶，把菊花的意思变成了死命令：“嫂子没过百日，不准你胡来，城里像你这样的尽他妈出洋相，老伴去世没几天，就领个来家，还形影不离地到处瞎显摆，见了熟人，没说话，先咯咯咯地笑，丢死人了！”

    秋香的捶暖温温的，把老刘一下子就捶到了中学时代。那时，秋香是四庄八屯的大美人，老刘是村里唯一一个高中生，状元哎。老刘上学，家里没有咸菜捎，秋香就把她家里的豆酱饼子烤得黄黄的香香的拿给他。老刘就痴乎乎地认为，秋香要和他好呢。在一个月圆的晚上，老刘把秋香约到村头上，吞吞吐吐地提出了订婚要求，结果，秋香变着脸，气抖擞地该出手时就出手，狠巴巴地给了他两捶说：“你傻了？不成材料！我关心你，是叫你考上大学，成人才！我已定婚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吧！”这时，老刘就听到了杏花姐在草垛后“咯、咯、咯”的笑声，还说：“使劲捶！”也就是秋香的这两捶，把老刘捶得头脑清醒地进了大学，成了国家干部。

    秋香对老刘有恩。老刘就山誓海盟：非秋香不娶，别说等一百天，就是等三百天也要等！秋香守了七年寡了，伺候偏瘫的婆婆（王婶），就是最贤慧的闺女也比不上。老刘想起秋香帮老伴伺候母亲的那些日日夜夜，今天，该是他大显身手帮秋香伺候王婶了。老刘决不含糊，在准备给王婶住的东卧室忙得汗流浃背，把才买的数字电视放到东墙边架好，把才买的可移动的高级便盆放到床边用专用布盖好，还有暖瓶、餐巾纸都各就各位。老刘有滋有味地忙着，就把孩子们给他制定的苛刻“婚姻法”抛到九霄云外了。

    那是烧“七·七”那天，还是菊花去把她秋香姑请了来。两个儿和两个儿媳，很明白，像老刘这样高工资，伺候窝里拉窝里尿的老母亲辛苦了三年的有功之臣，是城里老寡妇们争抢的对像。

    于是，烧完了“七·七”，家中浓云密布，在严肃、紧张的气氛中，由大儿宣布了老刘找老伴的四不准：不准打结婚证；不准找有病的；不准找熟人；不准找拖儿带女的。这四不准把老刘和秋香成婚的道一下堵死了。老刘火冒三丈，喘气的声音，活像气棒在打气。

    秋香一看他那张苦瓜脸，赶快把他拽到里间里，狠狠地拧了他两下说：“您就照孩子们说的办吧！”

    “那咱俩就不用结婚了？”

    “这事我从未敢想过。我是不会来找难看出洋相的。我要在家好好伺候老人！”

    “我要把王婶接来，和您一块儿伺候！”

    “您是俺亲哥哥，千万千万别犟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八点整！”

    自鸣钟一报时，老刘慌了。他怕孩子们来了捣乱，他要先把生米做成熟饭，便急三火四地梳洗打扮了一番，一个七十岁的老头，楞是感觉年轻了十岁。

    老刘快速提着给秋香买的高档羊毛衫，夹起提包，刚走到门口就被两个儿和两个儿媳堵了个正着。大儿伸开双臂挡着，嬉皮笑脸地说：“爸，您那儿也不能去！”

    老刘怒火中烧，质问：“为啥？”

    “您要给俺留条做人的道。”

    “就是那四不？”

    “那是告诉市里老寡妇的，让您清静省力少费口舌呢。”

    老刘正莫名其妙，楼下欢快的汽车鸣笛声，给老刘送来了惊喜。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赶快往下跑。老刘从窗上一望，喜从天降，是菊花把她秋香姑和她王奶奶接来了。老刘立刻老泪纵横了。

    厅内的菊花，鲜艳亮丽，好香，好香啊！

真相

江峰

    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要留。

    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

    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十二亩地、六头猪、一头牛，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

    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

    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哗哗地淌了下来。

    “嗯，你就甭操那心了。”男人说。

    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

    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

    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哥扯了回来。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

    “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

    “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哥安慰着男人。二十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五六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

    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

    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三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哥和妻妹多吃点儿，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

    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

    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

    还是那么大的嗓门儿，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

    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儿，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足了膘儿，年根儿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

    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

    “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

    “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

    “牛和猪早托俺妻哥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儿，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

    我恍然大悟。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福克纳

    艾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送丧的人们大多出于好奇，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艾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

    这幢房子传说是他父亲死后留给她的财产。

    记得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妇女们到她家吊唁的时候，艾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坚称她的父亲并没有死，并一直拒绝将他的父亲下葬。正当人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来求婚的青年男子，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行政当局要铺设人行道，就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宏亮，双眼比脸色浅淡。很快，他就成了全镇的名人。不久，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艾米丽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

    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艾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但是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一次伯隆同男人们喝酒，说现在只是想玩玩，还无意成家，于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就说“可怜的艾米丽……”

    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这个贵族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

    ……

    “我要买点毒药，”艾米丽跟药剂师说。她当时已三十出头，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

    “我要你们店里最有效的毒药，我要砒霜。”

    药剂师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药剂师说，“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毒药。我们有，不过，法律规定你得说明做什么用途。”

    艾米丽小姐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视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货员把那包药送出来给她，药剂师却没有再露面。她回家打开药包，盒子上骷髅骨标记下注明：“毒鼠用药”。

    铺路工程竣工，伯隆离开了本城。一天黄昏，有人看见伯隆去而复返，他走进了艾米丽的那所房子，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荷默·伯隆。

    至于艾米丽小姐呢，等我们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

    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她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死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

    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撬开。他们等到艾米丽小姐安葬之后，才设法去开门。

    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做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杂物中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刚从身上取下来似的，把它们拿起来时，在台面上堆积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和一双扔了不要的袜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有删改）

卜白

袁良才

①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

②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

③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申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真是通才、捷才、怪才。

④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⑤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

⑥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

⑦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⑧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⑨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

⑩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

⑪“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⑫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

⑬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⑭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

⑮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

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⑰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8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