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美学比较

彭吉象

    人类都在追求真善美，但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伦理价值；而西方的美学和西方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价值。正因为如此，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以西方话剧和中国戏曲中的悲剧为例，西方的悲剧可以说是彻底的悲剧，一悲到底，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最后差不多台上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中国的戏曲不是没有悲剧，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称为大团圆的结局，一定要让“善”战胜“恶”，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美与善的统一。

    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美学强调的是再现、模仿、写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艺术注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如中国绘画更多地强调表现，不注重焦点透视，而是注重散点透视；西方绘画却强调再现、模仿和写实，非常注重焦点透视。为什么会这样？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除了两种文化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两种文学的源头不一样。中国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大部分在黄河流域，而《楚辞》是在长江流域。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抒情诗歌。抒情诗歌就是要表现、抒情和言志。所以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抒情文学，文化的传承形成了中国艺术强调抒情的特点。西方文学公认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荷马史诗》是史诗，是在讲故事，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还有古希腊的戏剧也很有名。我们可以发现，《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都是叙事文学，叙事文学一定要再现、模仿、写实，和我们抒情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两种文学艺术的源头不同，造就了中西方美学与艺术各自的特色。

    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答案众说不一，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曾经说过，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二元论”，最早是上帝和人，文艺复兴以后，变成了人和自然二元对立。因此，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得非常快。“二元论”就是强调主客分立，人要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我们现在用的自然科学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在进入21世纪了，西方文化潜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最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西方很多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就中西文化来说，很难说哪个优哪个劣，应该说是互相取长补短。归根到底，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有删改)

绿窗帘

何蔚萍

    丁茜第一眼就看到对面窗口那湖绿色的窗帘，甚至隐约看出那帘子是手工缝的。不知女主人是过于忙还是疏于女红，针脚歪斜得像一串不规则的音符。她住四楼，那个窗口自然也是四楼。因为它跟她对得那样端正，以致其他的窗口就显得远了。

    她想跟新邻居打个招呼，但窗帘始终不肯拉开。且像是固定了，风也吹不动。她一直倚在窗口。到夕阳在玻璃映出一团亮亮的光圈，绿窗帘里忽然爆出一句充满喜悦的男声：“琴，瞧！这是什么？”

    “啊！”紧接着一个银铃般含嗔带娇的声音：“白杜鹃！白杜鹃！可是，太贵了呀。”

    “可是，有什么能比你更贵呢？”

    那柔情的声音，丁茜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她甚至忘了地也曾有过这种可向任何人夸耀的自豪。她屏住了呼吸。

    “可是，我什么都不能给你。”

    “不准这样说，小傻瓜。”

    一时寂静，什么声音也没有。但她知道，那绿窗帘里，涨满了爱，盛满了幸福。心底荡出丝丝缕缕的自怜自爱的感觉，她快快地离开窗口，发现泪已流过腮边。．

    丈夫竟比搬家前更早出晚归了，她觉得忍耐已到了极限。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日，丈夫又拎起了出诊包，丁茜抢上一步，“砰”地关了门：“医院给你多少加班钱？”

    “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你爹吗？”她想起了那束白杜鹃，心里腾起了烈烈的火。

    “你轻点。”

    “干吗要轻点？我不是你的奴隶。以后，我只管买菜烧饭，其他的事，全归你。”

    他竞答应了。出诊箱消失在楼梯的拐角。

    她并非真心要这样做，只想气气他，只想吵一架出口气。可竟也办不到。而就在这个时候，绿窗帘里传出了歌声，又那么柔美那么深情！她没有要求生活得公平，但幸福和不幸为什么要如此鲜明地对比在一起呢？

    她变得心灰意冷。早晨起来，开了煤炉，烧了泡饭。在窗前漫不经心地梳头，一句清脆悦耳却又不知所云的外国话，把她的注意力吸向那总不开启的绿窗帘……

    “今天是我生日？哎呀，我怎么会忘啦。好，今天吃长寿面。”

    “等等，请先打开书橱。”女的声音里含着抑不住的欢喜。

    “《鲁迅全集》？上帝呀！你钻进我的脑子里去过吗？你怎么知道我正需要这套书？”

    “我是上帝吗？哦，不。我出的主意，妹妹出的劳动力。”

    “可你不能拿这个钱…”

    “为什么不能？你不希望我高兴……”声音中断了，断得突然。她急急关严了窗户，怕有什么再传过来。可委屈却关不住，由液态化成了气态，长长地叹了一声。

    冬去春来，她已看熟了那块草地般的绿窗帘。她已不希望它开启了，永远。

    然而，又是意外。五月里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那窗帘高高地撩起了，像是剧场的大幕。窗口，两个男的努力搀扶着一个女的。丁茜开始以为是个秃顶的老太婆，当发现是个年轻女子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那女的头发全部脱光，脸因浮肿而又圆又大，很是怕人，她极其无力，却又贪婪地将惨白的脸迎着蓝天和阳光。

    尽管丈夫成天和死神打交道，她却是第一次懂得回光返照。她恒恒地望着。直到那女的疲款地垂下了脸。这时，她们的目光相遇了，丁茜看见她艰难却充满羡慕地笑了一下，便倒进身旁年轻的那个男子的怀里。

    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唤：“琴——”

    就在这一刹那，她看清了旁边站着的，那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另一个人——竟是她的丈夫。不等她喊出一声，绿窗帘滑过他们的头顶，飘飘地垂落下来，眼前又只剩一片绿色。

    阳光很好。

（有删改）

    春秋时期，我国思想家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倡导以人为本，但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更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不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

    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看来，个体不能离群索居，一定要在群体之中生存生活，其道德修为也要在社群生活中增进。超出个体的最基本社群单位是家庭，扩大而为家族、社区以及各级行政范畴，如乡、县、府、省，直至国家。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特别重视家庭价值，而家庭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群层级。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思想家没有抽象地讨论社群，而是用“家”“国”“社稷”“天下”等概念具体表达社群的意义和价值；“能群”“保家”“报国”等众多提法都明确体现社群安宁、和谐、繁荣的重要性，凸显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强调社群和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在表现形式上，对社群和社会优先的强调还通过“公—私”的对立而得以体现：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

    总之，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是在一个向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则我国古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道德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优先，主张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认为以一种共同的善的观念要求所有公民是违背基本个人自由的。而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有助于公益的美德。社群与个人、责任与权利是不同的伦理学概念，反映不同的伦理学立场，适用于不同的价值领域。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以社群和责任为中心的立场，在赞同自由、人权的同时，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赞成个人优先的立场。

（摘编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有删改）

烟雨轻敲乡间瓦

杨崇演

    没有瓦的乡间，怎能叫乡间？

    烟雨逢秋，撑一把伞，游走在江南乡间，怀想着，寻觅它的形影踪迹。粉墙黛瓦，秦砖汉瓦，楚楚然，千古江南的标签。遥想当年，乡间多泥，经火嘶鸣，转世为瓦。瓦共泥一色。喝了糯米酒的汉子，扁担颤然，一匹一匹新瓦送上房梁。喜悦的笑堆满农人沧桑的皱纹，一杯杯自家酿的米酒斟满，为大半生劳碌的杰作庆功。

    看瓦匠们砌瓦，如读一种多米诺骨牌的艺术。一片一片瓦斜躺在屋顶，定格下来，像极了秋收时节农人在田间地头躺着休憩的姿势。弧状的瓦片是坚定笃实的集体主义者，你搀着我，我扶着你，排排横横；哪片在上，哪片在下，从不过问；谁枕着谁，谁搭着谁，任凭瓦匠瓦，凸起来和凹下去的瓦，紧紧相扣，团结在炊烟缓缓上升的乡村，构成了烟雨江南独特的风景线。

    幼时，最喜欢瓦上烟了——细细的，一丝一丝，一缕一缕，一圈一圈，斜风拂过，袅袅然，如梦如幻的烟影便薄薄地覆盖在村庄之上，缠裹着村庄的细草和大树。

    瓦上还有什么风景呢？瓦上草，一看便知是鸟儿们的得意之作；梧桐的落叶，上演一段缠绵的“化蝶”；晒晾的鱼鲞，飘出一股股腥然的海味儿；对了，还有鸟——麻雀，鸽子，喜鹊，燕子……瓦，是它们的栖息之地——闲然散步，密谈恋爱，卿卿我我，物人和谐两相忘。

    瓦下谛听檐雨瓦韵，铮铮然作响。淅淅沥沥的，是小雨；噼噼啪啪的，是雨势增大；密密匝匝的，是大雨滂沱了。大人拎来一两只水桶盛雨，盛来的雨水拖地、洗菜、洗 衣服。但听得最后一颗雨珠从瓦当之上“滴嗒——”一声滴进水桶，太阳出来了。孩子们按捺不住，呼朋引伴地踢瓦、打水漂去了。

    踢瓦者，跳格子或跳房子，一块瓦片足矣，女孩比较拿手，跳起来轻盈如燕，很美很可爱的模样；打水漂者，齐聚水塘边，男孩子的强项，孜孜然，看谁打得远，赛谁打的水漂数多。一片瓦在飞，飞出一串串涟漪，串缀起欢乐的童年。

    一页瓦片，经历风吹、日晒、雨淋、露打、霜欺、雪冻……年深日久，该揭瓦了。架好梯子，请来的瓦匠爬上屋顶，东边的瓦质疏松了整整，西边的瓦沟有落叶了捡捡，屋角的瓦缝有土了清清。雨再来，没有任何破绽可寻——这，就是瓦的力量，是家最坚实的最温暖的保护伞。人生的安慰和生命的依偎全在此了。

    晨光夕月里，瓦檐下出入往来的，总是农人荷锄肩犁戴笠的身影。晚归的瓦屋下，总有温暖的灯光散逸——男人咂嘴抿着温热的米酒，女人低头纳着鞋底，一针一针地拉扯着麻线，不时地用针在头发上擦一下。生活的厚实，可亲，永记心间。

    天上的雪，该是为了瓦在地上千年的等待应约而来的吧！一朵朵雪花飘落下来，优雅，宁静，蹑手蹑脚的。翌日大早，惊喜于瓦与雪的黑白简约，赞叹于大红对联的明媚娟秀。

    当下，现代城市文明遗弃了瓦片。可是没有了瓦片的遮蔽，又何处去躲开那一身乡愁的烟雨潮湿？！

认牙

冯骥才

    治牙的华大夫，医术可谓顶天了。您朝他一张嘴，不用说哪个牙疼、哪个牙酸、哪个牙活动，他往里瞅一眼全知道。他能把真牙修理得赛假牙一样漂亮，也能把假牙做得赛真牙一样得用。他哪来的这么大的能耐，费猜!

    华大夫人善、正派、规矩，可有个毛病，便是记性差，记不住人，见过就忘，忘得干干净净。您昨天刚去他的诊所瞧虫子牙，今儿在街头碰上，一打招呼，他不认得您了，您恼不恼?要说他眼神差，他从不戴镜子，可为嘛记性这么差?也是费猜!

    后来，华大夫出了一件事，把这两个费猜的问题全解开了。

    一天下晌，巡捕房来了两位便衣侦探，进门就问，今儿上午有没有一个黑脸汉子到诊所来?长相是络腮胡子，肿眼泡儿，挨着右嘴角一颗大黑痣。华大夫摇摇头说：“记不得了。”

    侦探问：“您一上午看几号?”

    华大夫回答：“半天只看六号。”

    侦探说：“这就奇了!总共一上午才六个人，怎么会记不住?再说这人的长相，就是在大街上扫一眼，保管也会记一年。告明白你吧，这人上个月在估衣街持枪抢了一家首饰店，是通缉的要犯，您不说，难道跟他有瓜葛?”

    华大夫平时没脾气，一听这话登时火起，“啪!”一拍桌子，拔牙的钳子在桌面上蹦得老高。他说：“我华家三代行医，治病教人，从不做违背良心的事。记不得就是记不得!我也明白告诉你们，那祸害人的家伙要给我瞧见，甭你们来找我，我找你们去!”

    两位侦探见牙医动怒，龇着白牙，露着牙花，不像装假。他们迟疑片刻，扭身走了。

    天冷了的一天，华大夫真的急急慌慌跑到巡捕房来。跑得太急，大褂都裂了。他说那抢首饰店的家伙正在开封道上的“一壶春酒楼”喝酒呢!巡捕闻知马上赶去，居然把这黑脸巨匪捉拿归案了。

    侦探说：“华大夫，您怎么认出他来的?”

    华大夫说：“当时我也在‘一壶春’吃饭，看见这家伙正跟人喝酒。我先认出他嘴角那颗黑痣，这长相是你们告诉我的，可我还不敢断定就是他，天下不会只有一个嘴角长痣的，万万不能弄错!但等到他咧嘴一笑，露出那颗虎牙，这牙我给他看过，记得，没错!我便赶紧报信来了!”

    侦探说：“我还是不明白，怎么一看牙就认出来了呢?”

    华大夫哈哈大笑，说：“我是治牙的呀，我不认识人，可认识牙呀!”

    侦探听罢，惊奇不已。

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靠山吃山，靠山烧山，这是人类生存的不二法则。

人们要想烧熟一日三餐，烧旺日子，离不开添柴加火。为了孵化出炊烟，在每家每户的日常规划中，砍柴可不是小事。人们清楚，谁懈怠了砍柴，谁就是和日子过不去，必将遭到肚子的报复。我一直认为，我是炊烟喂养大的。少时的我，对炊烟的惦念近乎痴迷。甚至刚吃了饭，就挂念起了炊烟，盼它早点站在屋檐上，手搭凉棚，呼唤我的乳名。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

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他们能看懂炊烟的表情，也能读懂炊烟的语言。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⑬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他们将自己的讽刺和挖苦当“礼物”，总是不失时机地免费赠送。

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向导。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

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

⑰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尽管，那些还对炊烟心怀感恩的人，就像我父母，还忍受着烟熏火燎，顽强地坚守着，但他们培育的那点炊烟，不过蚍蜉撼树。

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

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

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

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

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