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史书记载，孝文帝与心腹大臣拓跋澄讨论迁都洛阳的问题。孝文帝表示：“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丈轨表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拓跋澄的回答是：“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

材料二：

材料三：商鞅认为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于国有害的寄生虫。他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仁义、贞廉、非兵和羞战统称为“六虱”，认为应统统毁灭。

材料四：如图反映了孝文帝改革时的措施

请回答：

    材料一  商鞅说服了孝公，使孝公坚定了变法的决心。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商鞅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认为这样可以迫使民众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商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的人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新法规定，凡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要加倍出赋税。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多的，可以免除劳役。从事末利，游手好闲而贫穷了的，把全家罚作官奴隶。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从“秦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商鞅变法最基本的内容，是强化军事力量，发展农业生产。短短20年，秦国便从一个为六国所不齿的西戎小国一跃而激变为战国七雄之首……但商鞅变法不仅实行严刑峻法，还采取连坐制，激化了社会矛盾。

——摘编自纪录片《大秦岭·第一集宏基伟业》解说词

材料一  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揖也。今夫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与危亡为邻。故明主察法，境内之民无辟淫之心，游处之士迫于战阵，万民疾于耕战。

                                                                                           ——摘自《商君书》

材料二  1896年，我国向日本派遣了首批13名留日学生。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留日教育达到了高潮。不仅各地官府竞相派送，且民间自费者也接踵前往，既有豪富贵胄，更多的是一般平民子弟。据统计，到1902年，留日学生增至500余人，1903年为1300余人，到1906年则达到8000多人。……1919年至1920年间，先后有20批约1600名勤工俭学生到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从学历上看，大多是中学生，一部分还是大、小学生；从出国前所从事的职业看，工农商学界都有，且年龄间的跨度很大。1922年，赴欧洲勤工俭学的18名代表在巴黎郊区举行会议，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周恩来等为领导人。邓小平也加入了这个组织。      

                              ——摘自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在清末新政全面开展的过程中，法制改革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02年3月，清廷发布了修订法律的谕旨：“中国律例自汉唐以来，代有增改。……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

材料一 商鞅变法的基本精神是摧毁秦国贵族领主这一利益集团的世袭制，建立便于地主阶级发展的新制度，确立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由朝廷直接委派县令、县尉、县丞等，规定以军功的大小分赐土地，并依据军功为分封新贵族的主要标准，废除田地的封疆阡陌，使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变法改制不仅为当时秦国作出贡献，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制度的深远影响亦不可低估。

——摘编自叶行昆《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材料二 从法理上说，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予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开拓、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者、开创者和建构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需要，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陈少雷《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