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毛衣的温度

       ①19岁那年，我第一次去北京，为了挽救濒临死亡的爱情。事情终究还是发展到了那一步。任我在他校门口一直等着，他始终没有出现。深秋的夜静得出奇，寂寞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流着泪，无奈地准备打道回府。

       ②等我到火车站，去南京的火车已走了。幸运的是，去上海的还有一班，半夜的时候，我坐上了去上海的列车。车厢里人很少，也很冷。心急来寻男友的我，竟忘记带件外套，只穿了件薄薄的长袖。一会儿的工夫，身上的鸡皮疙瘩像好斗的士兵一样整整齐齐地站出来。我把长袖拉得紧紧的，希望能将自己尽可能多地装进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鼻子开始发痒了，喷嚏一个接着一个地喷涌而出，还带着黏黏的液体。

       ③我四下寻看着，抱着一丝希望看看能否找到什么东西来御寒。当头转到左前方的时候，我发现45^o角处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生在看着我。当我俩眼神交汇的时候，他赶忙将头低下，我没再理会，继续寻找着。再看到他的时候，发现他还在看着我，眉目微蹙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觉得奇怪，便仔细打量起他来。这是个长相不错的男孩儿，挺拔的身材，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因为瘦，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外套显得空荡荡的。

       ④可能感觉到我一直看着他，他微微抬起头盯着我，嘴微微蠕动了一下，又没了声响。随即，又低下头去。顺着他的眼睛看下去，我发现他一直盯着手中的袋子看，从我的位置处，可以辨别出袋子里装的是衣服。是衣服又怎么样呢？难道我要向别人借衣服吗？可是，寒冷一阵阵袭来，我越来越觉得冷，身上的温度越发的低了。心里的两个念头在不停地打架，“借”还是“不借”，抗争越来越激烈。最后，还是“不借”败了！

       ⑤打定主意后，我借着去厕所的名义，回来的途中，经过他的位置前，小心地问他一句：“袋子里的衣服可以借我穿下吗？等下车我就还你。”他猛然抬起头，瞪大了眼睛，又有些欣喜地看着我，拿出袋子里的毛衣。他红着脸说：“毛衣上有个小洞，你不介意的话，就穿上吧！”道了声谢谢，我拿着毛衣疾步回到位置上，立刻就将它套在身上。

       ⑥有了大大的毛衣，身子顿时暖了起来，一个个鸡皮疙瘩也像败军一样急急撤退了。等身子暖和起来，我才注意到毛衣的袖口处的确有个小洞，不大，但在一整片灰色中还是显得很扎眼，像个自卑的小孩子一声不响地躲在角落里。我看着那个手指般粗细的洞，幡然醒悟过来为什么他一直看着我又欲言又止的样子了。他一定早就觉察出我的处境，想借衣服给我，却又碍于衣服的不完美不好意思将衣服递上。瞬间，一股热热的东西在我心里来回翻滚起来……

       ⑦到南京的时候，他将毛衣留给了我，我没有拒绝，因为有毛衣的相伴，我不再感觉到寒意。

       ⑧至今，我还留着那件毛表。虽然它旧了，还有一个小洞。

       ⑨人生就是如此奇妙。一个陌生人与你相遇，只占你生命中短短的一寸光阴，有时却又显得如此珍贵。不知道，远方的他是否还记得自己的一件带着破洞的毛衣，给当时失恋的女孩儿带来多大的宽慰与温暖。

                                                                                                                                                                                    （选自《读者丛书》，有改动）

笔墨童年

余秋雨

    在山水萧瑟、岁月荒寒的家乡，我度过了非常美丽的童年。

    千般美丽中，有一半，竞与笔墨有关。

那个冬天太冷了，河结了冰，湖结了冰，连家里的水缸也结了冰。就在这样的日子，小学要进行期末考试了。

破旧的教室里，每个孩子都在用心磨墨。磨得快的，已经把毛笔在砚石上舔来舔去，准备答卷了。那年月，铅笔、钢笔都还没有传到这个僻远的山村。

    磨墨要水，教室门口有一个小水桶，孩子们平日上课时要天天取用。但今天，那水桶也结了冰，刚刚还是用半块碎砖砸开了冰，才抖抖索索舀到砚台上的。孩子们都在担心，考试到一半，如果砚台结冰了，怎么办？

    这时，一位乐呵呵的男老师走进了教室。他从棉衣襟下取出一瓶白酒，给每个孩子的砚台上都倒几滴，说：“这就不会结冰了，放心写吧!”

    于是，教室里酒香阵阵，答卷上也酒香阵阵。我们的毛笔字，从一开始就有了李白余韵。

    其实岂止是李白。长大后才知道，就在我们小学的西面，比李白早四百年，一群人已经在蘸酒写字了，领头那个人叫王羲之，写出的答卷叫“兰亭集序”。

    我上小学时只有四岁，自然成了老师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上课时都用毛笔记录，我太小了，弄得两手都是墨，又沾到了脸上。因此，每次下课，老师就会快速抱起我，冲到校门口的小，河边，把我的脸和手都洗干净，然后，再快速抱着我回到座位，让下一节课的老师看着舒服一点。但是，下一节课的老师又会重复做这样的事。于是，那些奔跑的脚步，那些抱持的手臂，那些清亮的河水，加在一起，成了我最隆重的书法入门课。如果我写不好毛笔字，天理不容。

    后来，学校里有了一个图书馆。由于书很少，老师规定，用一页小楷，借一本书。不久又加码，提高为两页小楷借一本书。就在那时，我初次听到老师把毛笔字说成“书法”，因此立即产生误会，以为“书法”就是“借书的方法”。这个误会．倒是不错。

    学校外面，识字的人很少。但毕竟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家乡，民间有一个规矩，路上见到一片写过字的纸，哪怕只是小小一角，哪怕已经污损，也万不可踩踏。过路的农夫见了，都必须弯下腰去，恭恭敬敬捡起来，用手掌捧着，向吴山庙走去。庙门边上，有一个石炉，上刻四个字：“敬惜字纸。”石炉里还有余烬，把字纸放下去，有时有一朵小火，有时没有火，只见字纸慢慢焦黄，熔入灰烬。

    我听说，连土匪下山，见到路上字纸，也这样做。

    家乡近海，有不少渔民。哪一季节，如果发心要到远海打鱼，船主一定会步行几里地，找到一个读书人，用一篮鸡蛋、一捆鱼干，换得一叠字纸。他们相信，天下最重的，是这些黑森森的毛笔字。只有把一叠字纸压在船舱中间底部，才敢破浪远航。

    那些在路上捡字纸的农夫，以及把字纸压在船舱的渔民，都不识字。

    不识字的人尊重文字，就像我们崇拜从未谋面的神明，是为世间之礼、天地之敬。

    这是我的起点。

（节选自《中国文脉》）

与芦苇相遇

    与芦苇多次相遇，我总感受到一种无法遏止的精神大美。芦苇是生命的一部分。

    与芦苇再次相遇，是5月在新疆阿尔泰山腹地的鸭泽湖。鸭泽湖里的芦苇，在纯净的阳光中快速拨节，生长出一片明润的嫩绿，在高天大地之间展露出悦目的生命表情。清明的晨光中，飘逸的晨雾里，这片清静无忧的芦苇，不仅呈现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意象，也使人觉得它们就是山水间那一往情深的“伊人”了。

    芦苇实在是平凡的禾草植物，它们既可以扎根在沼泽、滩涂、湿地，又能够丛生于野塘、湖泊、河沟，无论水色清浊，不管水味酸咸，都可以平静适应而蓬勃向上。

    与芦苇初次相遇，是三年前一个春天，洪泽湖畔。清嫩的芦苇摇曳在晨风里，摇醒了苇丛中水鸟的梦。从睡梦中醒来的水鸟们，用欢快的呼叫声开始新一天的生活。那些生性活泼、喜欢扎堆的水鸟依傍着苇丛，静静仰望天空的流云，露出一副满怀心事的憨态。那些茂盛的芦苇，白天是水鸟们表演的幕布和道具，夜晚就成了它们的纱帐与梦床。到了恋爱、成家或生儿育女的时候，芦苇丛便是它们的浪漫花园、温馨婚房或舒适的产房。无数水鸟的生活和爱情故事，就在芦苇的庇护和见证下，一代代地延续着。

    在漫长的岁月里，芦苇营造出一片片生命的家园。

    陪着湿地专家来到黑龙江扎龙湿地保护区，与芦苇第三次相遇。这里是丹顶鹤的故乡。每当游人散去，喧闹过后，丹顶鹤便会在黄昏之际，尽兴地在安谧的家园戏耍欢歌，享受着一天里最安逸、最温情的时光。在它们的生命深处，芦苇不仅仅是嬉戏的乐园、安宁的梦乡，更是生存的依靠。

    生长在草海岸边的一些芦苇，竟然可以长到五六米高，像竹子一样挺拔、坚劲。这些芦苇在高原灿烂的阳光下，释放出难以遏制的活力，也在高原冷峭的风里，抖擞着一身的豪气，不断舒展着坚韧、持久的生命旗帜。

    在很多地方，因为有了芦苇的存在，让人们收获到如同他乡遇故知一般的踏实和喜悦。西北巴丹吉林沙漠北缘的居延海，同样自然生长着大量的芦苇，大概因为有了它们，这个大漠深处才有了一个安顿心灵的所在。

    与芦苇最近一次相遇，是在一个傍晚，来到颐和园，走到昆明湖东南角，落日时分，西边的太阳正向绵延的群山滑落，夕阳落在湖面上，一湖碧水变得像一片融金，随着微风的不停吹拂，闪耀出无数金针般明灭变幻的光线。突然瞥见靠近湖岸的一丛丛芦苇，还有一束束蓬松的芦花。置身于古典建筑之间、原本就充满了沧桑感的它们，在被夕阳勾勒出形态有致的轮廓的同时，又被湖面泛动的光影所晕染，悄然营造出一片温暖而质朴的意境。这些芦苇，在这个布局精巧、匠心独具的人文空间里，无声无息地散发着超脱尘俗、宁静自甘的气息，为这座古老的园林带来了旷逸、淡远的韵致，释放出笔墨难尽的意味。芦苇，不经意间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有芦苇生长的地方，总会洋溢着暖意和温情。芦苇是我们生命的形象代言人。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上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