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顸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梁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梁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那屁大的事而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老太太送走了那些公家的人之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几斤白面都烙成饼，然后就一张一张地折叠，用纸包好，一沓一沓塞进帆布口袋里。又包了二斤盐巴，塞在缝隙处。她早已谋算好，顸子若回来，就让他躲进小南山的石洞里，过个十天半月的，看看风声，她再想办法。她相信，办法总是有的。记得，她刚十岁那会儿，还扎着羊角辫呢，就给八路军伤病员往那山洞里送过饭，想想那会儿她都从没断过伤病员的一顿饭。如今，为了儿子，她还会没有办法？

    小风轻轻拍打着窗棂，蟋蟀在墙角嘟嘟地叫，老太太迷迷怔怔刚要闩门的当儿，突然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顶子站在了她的面前。

    老太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顶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饼，眼睛贼溜溜地寻觑着，待最后一口食物从喉咙处咕噜一声咽下之后，他才急急地说：“娘，我看你一眼就得走了，有没有钱啥的，给我准备点。”

    老太太赶忙把裤腰子拽开，从里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顶子，说：“就这些了，都拿着吧！顶子，你要去哪里？”

    “娘，这您就不要管了。”

    “顶子，你把饼带上，到小南山的石洞里躲躲。”

    “娘，您就别管我了，我这一走，是死是活，真的不好说，啥年月能见到您，也都不敢想。娘，只求您自己保重啦！”

    “顶子，”老太太整个抖动起来，亮亮的泪珠向脸颊处滚动。

    “娘，还有一事，把咱家那把菜刀给我。”

    老太太抹了眼泪，愣了，说：“干啥？”

    顶子咬了下嘴唇说：“娘，我手头怎么也得有个应手的家伙呀。”

    “啥？”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

    “娘，我现在已经想好，谁真若是抓我逮我，我已没有别的路了，就得拼了，反正我已是有人命的人啦，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

    “轰”地一声，老太太就觉得脑袋像被谁猛然击打了一样，眼前金光四射，她颤颤地向前走了一步。

    “娘，快快给我取刀来。”

    老太太表面应允着他，脚步便悄然向窗前靠近，趁儿子回身的工夫，就把那串红辣椒牢牢地挂在了窗户上。

（选自2006年第7期《小说月报》，有删改）

紫红色围巾

衣向东

    两年前我到沂蒙山接新兵，偏逢大雪，气温骤降。我一个人走在从村子到小镇山路上，迷了路。狂风从远处赶来，把地上的积雪翻卷起来，弄得天空雪雾腾腾，碎雪很快灌满了我的衣领，眼睫毛上结了一层霜花，视线模糊起来。

    正徘徊着，远远地，山路上有一个人影恍惚着飘来，头上裹着紫红色围巾^① ， 在白雪中格外显眼。到了近处，我才看清了她。“大姐，去塘镇走哪一条路？”我问。

    她站定了，把裹在头上的紫红色围巾扯了扯，露出了一双冒着热气的大眼睛。我说不清那眼睛是怎样一种美，湿润的目光中流露出惊喜。我说：“大姐，我是下来带兵的，我要去塘镇。”

    “天黑了，你走不到塘镇了，跟我走吧。”她说完这话，并不理睬我，转身就走，似乎早就料定我会跟在她身后走。

    转过了一处山腰，又越过一道山坡，来到一处低矮的瓦房前，就是她的家。这是两间昏暗的屋子，一盏发红的电灯泡吊在屋子当中。她推开门，身后的冷风钻进了屋子，那盏灯泡就忽悠忽悠地晃。我们从灶间穿过，脚下踩了一堆杂草，转弯挑起了里屋门的布帘。女人就喊了：“娘，拣了一个人！”

    土炕上坐着个干瘦的大娘，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听到了拉风箱似地喘息。身边还睡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大娘的目光打量着我身上的军装，用满眼的微笑冲我点点头。我轻声叫了一声“大娘”，不等我说下面的话，已经摘下围巾的女人，拍打着身上的雪，说话了：“是下来接兵的，去塘镇，在西山凹迷了路。”

    大娘说：“枣，枣，快让他上炕暖和暖和再说。”我知道了这女人叫枣。

    枣看了我一眼，出门去了。我抓住大娘的手，低低地叫一声：“大娘——”接着试探地问：“大娘，出去的那位大嫂是你的……”

    “儿媳妇，这媳妇呀——”

    大娘欲言又止。我又问这么冷的天气，大嫂半下午去哪里的。大娘说，去抓草药了，去的塘镇，这几天她的哮喘病又重了，枣说不能拖延。

    我又问：“大娘，那你儿子呢？”

    大娘带着怒气说：“死在部队了。”

    我的心一沉，一团云雾笼罩着我的思绪，又不能再问，就沉默地胡思乱想。

    过了一会儿，枣回来了，抱了一些树枝放在炕根下，在炕洞里点着了火，潮湿的树枝冒出了浓烟，大娘的咳嗽声就又响起来。渐渐地，浓烟散去，炕洞内的树枝热烈地燃烧，噼啪地响着，屋子被火光映亮，温度一点点升起来。这一夜，我睡得特别暖和。

    第二天一早，我该告别了。一股凛冽的寒风迎面吹来，空气清新的没有一丝杂质。放眼望去，茫茫一片白色世界。大娘披衣走到门口，就被枣拦住了。我回头极快地打量了风雪中的小屋，突然有一种牵挂袭上心头。两间低矮的屋子，被厚重的积雪压迫得更矮了，院内的一棵枣树，也披了厚重的积雪，只露出很少的枝干，在雪的映衬下苍劲古朴，像一幅油画。

    她从屋内奔出来，拿着那条围巾急急地叫：“等等，凑合着围上，太冷了！”我没有推辞，从她手里接过紫红色的围巾^② ， 说道：“谢谢你！”

    直到两年后的初秋，我回乡探亲，要路过塘镇，我决定带上紫红色围巾去寻找那个梦幻般的雪夜。

    我又站到了两间低矮的瓦房前。小院的门上了锁，从门缝朝里瞅，显然这里已经没有人住了。院内的枣树还在，果子开始透红了。

    我找到了当年负责接待我的村长，急急地问：“枣和大娘搬到哪里了？”

    村长让我坐到他院子里的一棵木香树下，泡了一壶茶，给我讲起了枣的故事。其实枣的男人没有死，那个上尉在部队活得很滋润，又找了个女人。最初上尉回家提出离婚，枣不答应，后来哭了几次，也就同意了。我被大雪困在这里的时候，枣跟上尉刚离婚半年。

    沉默了很久。我心里说，沂蒙山的红嫂还在呀，可是沂蒙山的男人走失了。

    “那么，枣呢？”我终于忍不住问。

    村长叹息一声说：“嫁人啦，离这儿几里的路，就前山洼那村子。”接着，他告诉我，枣离婚后，上尉的娘在村子里总觉得矮了一截子，死活不认儿子了。今年春上，有人给枣介绍了前山洼村子的一个瘸腿男人，瘸子为人厚道，身子也结实，又勤劳，满口答应把上尉的娘也一起接过去。这是枣的条件，她不舍得丢下有病的婆婆。瘸子的腿是小时候爬树摔下来，摔残了的，人长得不难看，有头脑，自己种了一大片果园，算是当地富裕人家了。

    那条紫红色的围巾^③ ， 我又带走了，还有那个温暖的雪夜。

孩子你慢慢来

龙应台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支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慎重、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那，这么憨馒！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了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衣索匹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前面；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根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

    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

    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手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

    然后鲜血顺着她虬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的。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却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了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边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的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在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高高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煌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间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挥手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带回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了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的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吋一吋的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只见牛的犄角，富裕农民的长毛绒高帽，农妇们的头巾在集市上攒动。尖厉刺耳的嘈杂声嗡嗡声一片，持续不断，气息粗犷。不时还可听到一声从乡下人结实的胸脯里发出的开怀大笑，或者系在墙边的母牛的一声长哞。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村奥士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了。

    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村乌勒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大声喊道：“奥士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乌勒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具商马朗丹先生，他看见您捡到了啦。”

    老人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依莫村的长工马利，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村的乌勒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在酒馆里、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有了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然而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有删改）

凭什么让你很幸福

﹝意大利﹞迪诺·布扎蒂

在城郊这所专门关押无期徒刑犯人的巨大监狱里，有一条看似十分人性，实则极为残忍的规定。

每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人，都有一次站在大众面前向全体市民发表半个小时演说的机会。犯人由牢里被带到典狱长和其他人的办公室所在大楼的露台上，若演讲结束听众鼓掌，演讲者就重获自由。

这听起来好像是天大的恩惠，其实不然。首先，向大众求助的机会只有一次，它让希望变成折磨。犯人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一切都由典狱长决定。有可能才入狱半小时就被带上露台，也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有人年纪轻轻入狱，走上命运的露台时已经垂垂老矣，几乎已丧失说话能力。

可供参考的，就是那些已做过演说但未获青睐的前人的经验。但这些被“筛掉”的家伙一句话都不肯说，不管我们怎么求他们吐露演说的内容和群众的反应，都没有用，他们只冷冷一笑，不发一言。既然我要在牢狱里度过余生——他们心里一定那么想——那你们也都留着吧，休想我会帮你们，反正我本来就是坏蛋。

最棘手的却是那些来听演讲的市民。我们固然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外面那些自由的男男女女也不是省油的灯。一宣布有犯人要上露台讲话，他们就蜂拥而至，不是因为有人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上，事关重大，而是带着逛庙会、看戏的心情而来。他们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口哨、脏话齐飞，外加阵阵哄笑。本已心情起伏、全身无力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舞台能做什么？

虽然传说中曾经有无期徒刑犯通过了这个考验，但只是传说。确定的是，从我入狱至今这一年来，还没有人成功过。差不多一个月一次，我们中的一个会被带上露台讲话。之后一个不少又全都被带回牢里。群众把每一个人都嘘下台。

守卫通知我，轮到我上场了，时间是下午两点。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去面对群众了。我一点儿都不怕，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相信自己已经为这个找到了答案。我想了很久，整整一年，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敢奢望我的听众会比其他牢友所面对的听众有教养。

他们打开牢房铁门，带我穿过整个监狱，爬两级阶梯，进入一间庄严的大厅，然后站上露台。我身后的门被锁上，我一个人面对黑压压的人群。

我连眼睛都睁不开，光太强了。然后我看到至少有三千人，包括最高法官，都在盯着我。

台下发出长长的嘘声，骂声四起。“喔，绅士出场了！你说话啊，无辜的受害者！快逗我们笑，说点笑话来听。你家有老母在等你，对不对？你想死你的小孩了，对吧？”

我双手扶着栏杆，不为所动。我心里已盘算好了，说不定这是唯一能救我脱困的妙计。

我无动于衷，无所谓，既不要求他们安静，也不做任何表示。很快我就欣慰地发现，我的举动让他们不知所措。显然，在我之前站在露台上的牢友都用了另一套策略，或许大吼大叫，或许用软话请求下面安静，结果都不讨好。

我还是不说、不动，像尊雕像。嘈杂声渐渐平缓下来，偶尔还冒出一两下嘘声，然后一片静默。

不动。我鼓起全部的勇气，不出声。

最后，一个和气、诚恳的声音说：“你说话啊！你说，我们听。”

我孤注一掷。

“我为什么要说话？”我说，“我站在这里是因为轮到我了，如此而已，我并不想感动你们什么。我有罪。我不想再看见我的家人。我不想离开这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然后有人喊：“别装了！”

“我过得比你们好。”我说，“我不能说细节，不过我兴致一来，便穿过一条没人知道的秘密通道，可以从我牢房直通某栋美丽别墅的花园，当然不能跟你们说是哪一栋，反正这附近多得是。那里的人都认识我，很照顾我。还有……”

我故意停下不说，卖个关子。台下的人群一脸的迷惘与失望，好像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猎物跑掉。

“还有一位少女深爱着我。”

“够了，不要再说了！”有人痛心大喊。得知我过得那么幸福，想必触痛了他的伤口。

“所以你们最好别来烦我！”我声嘶力竭，“我求你们，好心人！可怜可怜我吧！让我留在这里！嘘我，快，嘘我呀！”

我意识到群众中传开一股愤恨不平之意，他们恨我，只是还在怀疑我说的是真是假，我真的快乐吗？他们苦恼不已。他们依然犹豫不决。

我整个身体探到露台外面，做作地颤着声音喊：“答应我，大慈大悲的先生小姐们！你们又没有任何损失！求求你们，嘘我这个幸福的犯人吧！”

人群中传出一个恶毒的声音：“你想得美！才没那么好的事！凭什么让你很幸福？”

说完就鼓起掌来，第二个人跟进，然后十个、百个，全场响起一片如雷般的掌声。

我胜利了，这些白痴。我身后的门打开了。“你走吧，”他们说，“你自由了。”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4年第8期）

我是瞎子

（美）坎特

    帕森斯先生刚刚跨出旅馆大门，就有一个乞丐沿着大马路走过来。这是一个瞎眼乞丐，拄着一根瞎子常用的斑斑驳驳的旧拐棍，小心翼翼地敲打着路面，慢慢向前移动脚步。乞丐的脖子很粗，长着绒毛，衣领和口袋上满是油腻，一只大手握着拐棍的弯把，肩上搭着一条褡裢。看样子，他还卖点什么东西。

    空气里满含着春意，金色的阳光洒在柏油路面上，暖暖的。帕森斯先生一动不动地站在旅馆门前，听着瞎眼乞丐“嗒嗒嗒”走过来的声音，心里突然升腾起一股对所有盲人的怜悯之情。帕森斯先生想，自己活着真是幸运。几年前，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技工，现在，他获得了成功，备受尊敬，被人羡慕，这都是他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独自冲破层层障碍，艰苦奋斗的结果。

    瞎眼乞丐刚从他面前“嗒嗒嗒”走过去，他就迈动了步子。衣衫褴褛的乞丐立即转过身来。

    “等一等，先生，耽搁你一点时间。”

    帕森斯先生说：“已经迟了，我有约会。你想让我给你点东西吗？”

    “我不是乞丐，先生，我的确不是，我这儿有些小玩意儿。”

    他摸索着，把一个小物件塞进帕森斯先生的手掌——“挺精巧的打火机，只要一元。”

    帕森斯先生站在那儿，略略感到有些烦恼和尴尬。他是一个俊雅的男人，身着整洁的灰色衣服，头戴灰色宽边礼帽，手握一根棕榈木手杖。当然，兜售打火机的人永远不会看到这些……“我不抽烟。”他说。

    “等一等。我断定你认识许多抽烟的人，买一个作送人的小礼物吧！”乞丐谄媚地说，“先生，你不会拒绝帮助一个可怜人吧？”瞎眼乞丐紧紧抓住帕森斯先生的袖子。

    帕森斯先生叹了口气，伸手在内衣口袋里摸出两张五角票来，放进乞丐手中：“当然，我会帮你的。你说得对，我可以把这东西送人。或许电梯司机会——”他犹豫了一下，不想显得粗鄙好奇，即使是同一个瞎眼小贩在一起。“你是不是完全失明了？”

    乞丐把钱装进口袋，“十四年了，先生。”接着，又加了一句，带着一种神经质的自豪，“韦斯特伯里，先生，我过去也是其中一员。”

    “韦斯特伯里，”帕森斯先生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噢，是的，那次化学爆炸……报纸多年都不提它了。当时它被认为是最大的一次灾难。”

    “你想知道我是怎样瞎的吗？”乞丐喊道，“喂，听听吧！”他的话语里含着痛苦，但又带着一种讲故事的人时常有的夸张味道。“当时，化学药品店里，我最后一个跑出去。楼房在不断爆炸，跑出去就有了活的希望。许多人都安全冲出门，跑远了。当我冲到门口，正在那些大铁桶之间爬动时，后面有人拉住我的腿，说，‘让我过去，你——’他也许是个疯子，谁知道！我试图从心里宽恕他，先生。但他比我强壮得多，他把我拉了回去，从我身上爬了过去！他把我踏进尘埃里，出去了。我躺在那儿，毒气把我包围了，还有火在燃烧，药品在……”他咽下一口唾液——颇为熟练地抽动了一下鼻子——满含着期望，默默无语地站着。他或许还会讲出下面的话来：“太不幸了，伙计，不幸极了，那么，我想——”

    “这就是那个故事，先生。”

    春风从他们身上拂过，温润，刺骨。

    “不完全是。”帕森斯先生说。

    瞎眼的小贩发疯似地颤抖起来，“不完全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

    “故事是真的，”帕森斯先生说，“除去信口雌黄的部分。”

    “信口雌黄的部分？”他粗野地哇哇叫着，“哎呀，先生——”

    “我也曾在化学药品店里待过。”帕森斯先生说，“可事实不是这样的，是你把我拉回去并从我身上爬过去的，是你比我强壮得多，马克沃德特。”瞎子好长时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一个劲儿地狠狠咽着唾液。最后，他忍着气，说：“帕森斯，上苍有眼，上苍有眼！我还认为你——”接着，他再一次大声地叫道，“是的，可能，可能，但我却瞎了！我是瞎子，你一直站在这儿让我滔滔不绝地讲啊讲，你一直在嘲笑我！我真是瞎了眼啊！”街上的行人都扭过头来瞪着他。“你走开，我瞎了！你听见没有？我是——”

    “算了吧，”帕森斯先生说，“别这样吵吵啦，马克沃德特……我也是个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