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7-18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基督教在次大陆的传播、扩展逐步得以西化，西方传教士来印的人数也相应增多。但与早期入印的传教士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很多传教士的使命，并不注重其传经布道的本职，而是作为其所属国及相关机构开展对印商贸活动过程中了解印度当地风土人情和进行语言交流的中介，以及为驻印商馆人员提供有关婚丧礼仪、子女受洗和祈祷活动等方面服务的“精神福利”。不少教士实际上还亦教亦商，成了“纳包布”（富翁）。这种现象反映了基督教（主要是新教）的世俗化倾向，它表明基督教作为西方社会在走出中世纪这一社会转型时代文化变迁的主体，在经过了合乎西方社会发展的“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已成为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精神内涵”，并连同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商业冒险、契约与交易规则以及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方面，一道融合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向外输出的思想依据。

基督教充当殖民主义工具的主要表征，是把西方殖民者的世俗扩张行径神圣化。当1758年普拉西战役英国侵占了孟加拉地区后，这时西方传教士出于为野蛮的殖民主义寻求合理的文化辩护，把殖民掠夺和征服，美化为上帝委托的一项道德使命，加大了新教的传播力度，并且将其视为“普世意识”和“拯救”被他们认为是落后民族文明的有效途径与手段。

基督教在印度的传播，若仅从宗教角度和传教层面而论，传教士们不余遗力的传经布道，力图使印度人改宗皈依的努力，总体上收效甚微。……然而，由于传教士传教的方法在以宣讲教义、巡回布道和出版、散发宗教书籍为主的同时，辅以医疗和办学等活动，这样又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启发民智，发展教育、卫生事业以及破除印度教陈规陋习等方面具有进步的作用。

——裔昭印主编《世界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