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从作家到心理咨询师（节选）

（毕淑敏，．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1998年，毕淑敏又步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开始进行心理学专业的系统学习。作家王蒙曾说，毕汝敏是“文学的白衣天使”）

主持人：经过北京师范大学这个学习的过程，所接触到的这些理论知识和您之前对人的内心的理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毕淑敏：可能是我对人其实有了一个更真实的了解。

主持人：毕业之后您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心理诊所，那时候真的是想当心理医生了吗？

淑敏：一是掌握了这些理论的知识以后，特别想用于实践。再有一个，我那时候已经慢慢感觉到，其实在我们中国现在急速变化的年代里，人们特别需要心理帮助，我感觉到这是一种使命感吧。

主持人：对于所有的咨询者来讲，您对他们的帮助帮到什么程度，您自己就觉得满意了呢？

毕淑敏：我确认咨询者的内心经过成长，他们对心理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思考，而且他们觉得可以离开咨询师独立去面对这个世界了。我们就结束咨询。

主持人：和几百个人面对面的交流之后，您对人的理解有变化吗？

毕淑敏：我变得更尊重人了，因为原来觉得，按照我的逻辑，这个事情是想不通的，觉得怎么会这样，太不可思议了。

主持人：两年的时间如果用来写一本书，可能至少要十几万或几十万人读到它，而您做心理咨询师只接触几百人，这个影响力会不会觉得小了一点？

毕淑敏：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也是一个过程，我的生命曾经和几百个人的生命发生过如此深切的碰撞，这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的一份经历了。

（在做了两年时间的心理咨询师之后，毕淑敏又退出了这个行业，继续专注于文学的创作）

持人：做过直接面对病人的那样的心理医生，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

毕淑敏：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给谁看和不给谁看，我真的陷入一种特别大的愁苦之中了。我那时候其实面临一个挺痛苦的选择，也许我要换一种方式，把我的那种感悟和启示，用文字来表达，这样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书，也许一句两句话可能会触动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分享。

主持人：这次心理学学习，对写作的影响又是什么？

毕淑敏：那种影响好像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原来要写一个人物会非常辛苦地去设计他，对于人物，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不自信。现在是，现实中有一个现成的人，我只是把他描绘出来就行了。

主持人：文学作品能不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呢？

毕淑敏：我觉得在文学里其实是有多样人生的，如果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能有同感，能有心灵的激荡，包括可能在某些方面改变我们对世界或者对自我的一些认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功能之一。我写作时其实没有去想文学是否具有治疗的作用，我只是想，那些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感动过我，我愿意用文字把他们表达出来，和更多的人分享。

主持人：您不管是做作家还是做心理咨询师，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一些人的生命，这是不是您做这些事情时一个心理上很大的成就感？

毕淑敏：一个生命和一个生命密切的接触，这个过程是神圣和庄严的，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挑战，包括对我自己的反思，我也会有很多错误，很多不足，可是我依然对人和人之间这种亲密的联系，抱有非常高的敬畏和热情。

（选文略有删改）

材料一：

材料二：

    近期，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我国义务教育学校管理的基本要求，其中再次明确“家校配合保证每天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睡眠时间”。

    学生们睡眠不足，有各方面的原因，不过归纳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辅导班多、作业多、孩子做事磨蹭等等。疯狂的作业、如潮的补课、霸道的名校，营造出几近癫狂的应试教育氛围，将孩子们裹挟其中无法自拔。

    而实际上，对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减少学生作业，各地都出台了明确规定。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效果甚微。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应试教育语境之下，家长们普遍焦虑，为了让孩子跻身“名校”而希望老师布置作业，一方面是个别老师转嫁压力，将成绩提升寄托在作业量上。还有一个方面不得不说，就是教育部以及各地出台的规定只是提出“要求”与“标准”，而对于违规的学校领导以及教师没有提出具体的惩治措施。

    当然，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时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除了针对违规教育者制定惩治措施之外，还要改变应试教育理念，减轻家长焦虑程度，力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谁来保证中小学生睡眠，或者说落实上述政策就成了问题。学校、老师做到了，家长不配合保证不了，家长想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学校、老师要求学生早早到校上早自习，晚上还要上晚自习，还布置了一大堆家庭作业，又如何保证学生们的睡眠？

（摘编自“红网（长沙）”）

材料三：

    睡眠不足给中小学生带来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睡眠是人的基本生理功能，对身体和智力的发育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睡眠不足可导致精神不能集中，记忆力、注意力及理解力衰退，学习效率低下，还会影响机敏度；长期睡眠不足还会导致内分泌失调、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心理异常等，这都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瑞典一家医学研究人员发现，睡眠不足还会引起血中胆固醇含量增高，使得发生心脏病的机会增加。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学会提出，人体的细胞分裂多在睡眠中进行，睡眠不足或睡眠紊乱，会影响细胞的正常分裂，由此有可能产生癌细胞的突变而导致癌症的发生。一般说来，不同年龄的人每天所需的睡眠时间不同，中小学生每天应睡8—9小时，成年人每天需睡7—8小时。

    事实证明，睡眠不足，正在不可修复地透支中小学生的青春和健康。国外一家研究机构多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孩子的睡眠与他们的智力发展紧密相关，那些每晚睡眠少于8小时的孩子，有61%学习跟不上，39%成绩平平，而每晚睡眠在10小时左右的孩子，只有13%学习落后，76%成绩中等，11%成绩优良。

    也曾有科研人员把24名大学生分成两组，先让他们进行测验，结果两组测验成绩一样。然后，让一组学生一夜不睡眠，再进行测验。结果，没有睡眠组学生的测验成绩大大低于正常睡眠组学生的成绩。

（摘编自《北京日报》）

    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信息传播形式和接受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短视频，这个甚至在5年前还有些小众的信息传播形态，如今已经成为一种网络传播主流。“短视频”之所以被如此命名，主要是因为此类视频的时长较短，一般是介于15秒到5分钟，这中间有15秒、30秒、1分钟、3分钟、5分钟等几个经典的时长，这几个时长也常常是各大短视频平台，对用户所上传视频的时长限制。短视频的传播渠道，主要有通过短视频类、社交类、媒体类APP客户端观看，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分享和微信公众号发布观看，通过微博发布观看等。

不得不说，相对于长视频的影视作品，这种轻型体量的本身，就彰显了短视频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易于传播、适于传播的目标，最大可能的使受众在碎片化时间里看完视频内容。同时，如抖音短视频APP，会通过大数据算法，实现用户观看的“千人千面”，也即根据每一位用户的观看喜好，为他们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这更增强了用户的短视频观看粘度，提升了短视频传播效果，使我们观看短视频产生较强依赖。

（摘自刘俊《“新媒体化生存”的需求》，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摘自《2019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用户规模及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分析预测》）

    材料三：

当前，短视频消费市场保持快速增长，以互动、竖屏、10-30秒长度为特征的小视频发展势头猛烈，算法和社交关系在短视频分发中占据重要地位。可见，短视频正以主体多元化、内容碎片化、受众年轻化、平台社交化为特点进行着高效传播。瞬间窥探他人生活、短时获得突发爆点，让众多短视频平台成为吸睛高手，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神器。然而，若无创新和内涵续航，这一切终将成为空中楼阁。

不久前，短视频作品《啥是佩奇》突然刷屏，引起了众多分发和关注，短片由一段“寻找佩奇”的故事引发了关于亲情与陪伴的全民思考。优质短视频作品的出现让所有以流量为上的内容集体“翻车”，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瞬时快感终究不敌有内涵有深度的艺术欣赏。《啥是佩奇》用优质内容戳中了人们内心的软肋，它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在这个浅表性阅读的时代，具有艺术美感、内容穿透力和人文内涵的走心作品是多少受众发自心底的呼唤。

以短见长、以小博大是短视频可以期许的未来，然而流量不是恒久的能量，让短视频以一公分的宽度挖掘一公里的深度，除了赋能艺术魅力、人文内涵之外，还要激发短视频作品释放出更强大的社会价值。在流量竞争中短视频内容生产已悄然从头部向多元化延伸，新闻类、探索综艺类及剧情类都找到了各自的切入角度。在选题和内容创新上隐藏着短视频从浅表到深度的发展机会。传统短视更多是浅表性阅读，带来的问题是看过之后缺乏思考，却可以将很复杂的内容浅显化表达出来，省时高效地传递给观众。

（摘自《如何从最大变量成长为最大增量》，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扩张，不少承载着乡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传统古村落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加上“仿古建筑，小吃一条街”的疯狂“造街”，不仅使古村落因过度开发失去原真，而且陷入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

    浙江省对古村落的开发保护值得各地借鉴。以建德市新叶村为例，该村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是国家文物局保护与利用综合试点推进的6个村落之一。新叶村在保护利用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古村落保护提供经济补偿基础，形成保护、开发的良性循环。在保护过程中，积极采取“规划新区，保护老区，有序过渡，和谐共生”的办法，来降低老区的人口密度，同时引导村民发展相关的旅游事业。

（摘编自2016年6月28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大量古村落因人去屋空而破败甚至消失，意味着文明的断裂，现代人在享受幸福生活时如果丧失了“文化之根”，这种幸福只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国家肩负着保护古村落、振兴古村落的责任。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保护、振兴古村落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一个古村落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关键在于这个村落要能够人丁兴旺，只有有了足够的人气才能让古村落有生气。一些列入了保护名录的古村落，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能够吸引到一些旅游资源，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样板，如江南地区的乌镇、周庄等古镇。但是更多的古村落并不具备像这些名镇那样的丰富资源，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客流，而一些新造的旅游景点也不足以体现传统文化。因此，保护古村落，更重要的是要让古村落能够留得住人，说得具体点，就是能够留得住在此居住、生活的人群。

    （摘编自2017年12月11日《澎湃新闻》）

    材料三：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4153个传统村落。然而，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平均每一个县被收录的古村落不足2处。据调查统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相当于一天之内就有250个自然村落消失。至今，全国的自然村已只有约200万个。

    面对急剧消失的古村，“救火式的奔走根本跑不赢古村消失的脚步”，公益组织的力量似乎分外薄弱。

    2014年11月，汤敏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在深圳发起成立“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着手建立“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尝试用“互联网+公益”的方式为古村保护积蓄能量。

    汤敏认为，在“互联网+”语境下，利用扁平化与便捷快速的社群链接，既让社会创新走向多维立体生态，也能让“古村之友”聚合出巨大的价值增量。

    “一个人干出100分，就只是100分，一万个人干出70分，那就是70万分。”汤敏说，如今，古村落保护不缺政府的支持，也不缺商业的力量，缺的是公众参与，“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来保护，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而如今，互联网正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和可能。”

    （注）汤敏，北大研究生毕业，近年致力于保护古村落，推动乡贤文化建设。

（摘编自201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高陵网）

材料一：

    今天，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已形成五大聚集区，相关投资增加明显。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政府和市场在“数字中国”建设领域的投资热度继续高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其中，各级政府的相关投资项目有超过六成投向了公共服务领域。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类企业已经形成了京津地区、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等五大聚集区域。在人才供需方面，中西部地区提供的大量人才，很多都流向了东南沿海省份。报告还指出了在“数字中国”发展中，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东、中、西部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再比如大数据发展非常快，但是人才跟进的速度还不够快。

国家信息中心还发布了《“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3.4%，高于我国整体外貿增速，雨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速最快。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貿易中，中国的进口额增速，五年来首次超过了出口。（摘编自《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发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018年5月5日）

    材料二：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为4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为236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相比增速达40.5%。预计未来几年，大数据市场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

接近2/3的企业已经成立了数据分析相关部门，企业对数据分析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近四成的企业已经应用了大数据。在接受调查的1572家企业中，已经应用大数据的企业有623家，占比39.6%，与2016年相比上升4.5%。

    （摘编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发布的《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8）》）

材料三：

    近期，交通出行、网络购物等诸多网络平台企业纷纷被曝出可能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购买同样的产品或服务，老客户反而要比新客户花钱更多。

    “杀熟”不是新事物，并非线上独有，在线下也很常见。以到餐厅吃饭为例，你若常去某家餐饮店就餐，与店主、伙计熟悉后，久而久之，反而会出现被怠慢现象：点完莱呼叫下单，服务员却迟迟不来。

    在“互联网+”消费环境中，“杀熟”发生更频繁、实现更容易，其背后是电商营销“千人千面”技术在起推手作用。平台方会根据搜集到的用户个人资料、购买习惯等行为信息，通过大数据模型建立用户画像，然后根据画像给不同用户推荐相应的产品、服务和定价，实行区别化的价格营销策略。说到底，用户相当于被大数据算法给“算计”了，消费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正当合法权益也受到侵害。

    无论线上线下，“杀熟”其实是“店大欺客”的一种表现。这个“大”，要么是“体量大”，仗着在行业中的支配地位，产生“奈何不了我”的盲目自信，要么是“架子大”，认为“用户忠诚度”足够高，导致服务开始缩水。

    治理大数据“杀熟”等各种“店大欺客”行为，监管部门理应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堵住监管漏洞，提高违法成本；平台应坚持“以用户为核心”的互联网思维，用更多优质服务吸引用户，并且在对大数据进行商业开发时，筑牢安全保护的防火墙，加宽隐私保护的屏障。

（摘编自《大数据杀熟，是在有意“消费”消费者的忠诚度》，《人民日报》2018年6月1日）

    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适合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附图：

    图表数据 受他人影响10%，为了梦想22%，被迫创业13%， 发现商机55%。

    （摘编自2017年4月1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对外公布《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增强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网报《完善信用体系  助力创业创新》，2017年3月20日）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2017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