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著书之难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文人之多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哲学通常被认为是智者心灵和思想的舞蹈。杨绛先生九十六岁开始讨论哲学，她要讨论的两大主题是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

    杨先生强调人生贯穿灵与肉的斗争，而人生的价值大致取决于灵对肉的支配。这里的“灵”，并不是灵魂。杨先生说：“我最初认为灵魂当然在灵的一面。仔细思考后惊讶地发现，灵魂原来在肉的一面。”她说的灵魂，指不同于动物生命的人的生命，一个看不见的灵魂附在一个看得见的肉体上，就形成了一条人命，且自称为“我”。这个意义上的灵魂，相当于每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意识”，它是人的个体生命的核心。在灵与肉的斗争中，表面上是肉在与灵斗，实质上是附于肉体的灵魂在与灵斗。所以，杨先生说：“灵魂虽然带着一个‘灵’字，其实并不灵，只是一条人命罢了。”我们不妨把“灵”字去掉，名之为“魂”，也许更确切。肉与魂结合为“我”，是斗争的一方。那么，作为斗争另一方的“灵”是什么呢？杨先生造了一个复合概念，叫“灵性良心”。其中，“灵性”是识别是非、善恶、美丑等道德标准的本能，“良心”是遵守上述道德标准为人行事的道德心。她认为，“灵性良心”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作为肉与魂的对立面，这个“灵性良心”当然既不在肉体中，也不在灵魂中，它究竟居于何处，又从何方而来？对此杨先生没有明说。

    杨先生对天地生人的目的有一番有趣的讨论这个目的决不是人所创造的文明，而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本身。天地生人，着重的是人身上的“灵”，目的当然就是要让这个“灵”获胜了。天地生人的目的又决定了人生的目的。惟有人能够遵循“灵性良心”的要求修炼自己，使自己趋于完善。不妨说，人生的使命就是用“灵”引导“魂”，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灵魂”。用这个标准衡量，杨先生对人类的进步有所质疑：几千年过去了，世道人心进步了吗？现代书籍浩如烟海，文化普及，各专业的研究务求精密，皆远胜于古人，但是对真理的认识突破了多少呢？如此等等。

    她曾说过，人需要锻炼，而受锻炼的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中介，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灵魂接受或不接受锻炼，就有不同程度的成绩或罪孽；人死之后，肉体没有了，但灵魂仍在，锻炼或不锻炼的结果也就仍在。她的结论是：“所以，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信仰的实质在于不管是否确信灵魂不灭，都按照灵魂不灭的信念做人处世，好好滋养精神。孔子说“祭神如神在”，一个人若能事事都怀着“如神在”的敬畏之心，就可以说是有信仰的了。杨先生指出：“许多来自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精神境界。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这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凡是对我们时代的状况有深刻忧虑和思考的人都知道，杨先生的这番话多么切中时弊。

千手观音

景凤鸣

    长春解放纪念碑的下面有片广场，大理石铺就的。四面是多层的台阶和缓坡道，茂密的树冠围簇过来，带出森林味道的风。

    他们集中在这个高高的突显位置，有时三三两两，有时归成一大群，进行有秩序、有节奏的交流。

    任何团队都需有带头的，这一大群中也有一个。一米八零的个头，腰杆粗壮，烫着短发，很有气势。这样的块头，在哪里都会有气势，除了俄罗斯的农庄，毛利人的丛林。当然这里既不是农庄，也不是丛林，而是中国东北的一个公园。

    大块头当然是女的，男的就谈不上稀奇了。东北的街面上，这样的块头可随意挑。对于大块头，那些人似乎听她的，又似乎随时不听她的。为了增加阵势，她的身边站了两个男闺蜜，陪着她一起招呼。

    大块头斜挎着小包，这就不像领头的，而像是张罗事儿的。只是事儿张罗起来不太容易，大块头不用哨子，不用喊，而是需要用手——纪念碑下的别处，广场上稍远一些的，有的人正自由散漫，目下的任务是，得用手把这些人召集回来。

    参加聚集或者聚会的，总得有七八十人吧。着深色衣服的多，鲜艳衣服的少，中年或中老年的多，真正老年的少。真正老年的都在家里待着了，跟着挤挤公交车，都会有人叫嚷：错过早高峰行不！开始时他们还由着自己，逛公园，进早市，后来就不了。跟年轻的争个什么意思，年轻人里头有儿女哩，得让着些，往回缩。

    既然提到公园，还是顺便介绍一下吧。当年日本人侵略的时候，强行归并了四个村子，驱赶劳工开河，形成这片湖。打算建伪都呢，只是第十四年上就被撵回国了。树少部分是那时栽的，大部分是后来栽的。黑松枝叶墨绿，气势汹汹，因此树下草叶稀疏茎细，仿佛少须的下巴。桦树枝干白白，越是雪天越俊俏美丽。又想起长白山美人松，她们披着长发，穿着长裙，仪态万方地向群山示意，让你的心间覆上一只细嫩的小手。只是这样的松在长白山下的小镇生长着，原始森林里都未必有，搬移到这里更是不可能。不过成片的黑松也挺好的了，一年四季，无论冬夏，苍郁地围住这片地势，和周边所有的树冠达成平齐后，约好似的不再生长。却一圈一圈、一点一点地扩展岁月的沧桑。

    而树下台上的他们呢，湖边的青石铺地，林中的红砂延展，宽敞的湖心岛屿，他们占到哪里，哪里都让着他们，都没人跟他们抢。此刻他们硬气地选到了这里，他们仿佛站到了冠丛中。

    不光大块头，他们大堆小堆，一律拿手说话。手在他们那里，技法如此丰富，像在熟练活络地编织毛衣。眼神嗖嗖地交流，表情顾盼飞扬，唠到兴致处，情不自禁地发声。那声音不是咿呀学语，而是唱歌一向跑调的家伙，开怀地笑岔了声。

    因为站在高台上，各个角度都可望见他们动作幅度很大的手。右手是一只活泼的鸟，往左边的手心里啄点，于是左手被叫醒，也跟着活跃起来。所以左右两手在默契地说相声呢，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又似两只鸽子，扑棱棱地飞。

    鸽子。一人两只，七八十人便是一百多只，都流畅地在每个人的枝头上飞。彼时听得见阵阵鸽哨，有灰软的轻羽，如微尘般地升腾。

    “嗨”是什么意思，不是高音的嗨C，而是透彻，爽。他们玩得如此透彻，如此之爽。

    坐在广场的石座旁，也就是树冠中，漫不经心地溜看，生怕打扰了他们。眼前的枝繁叶茂，纪念碑上的文字，缭绕碑顶的流云，流云旁边的湛蓝天空。那里没有大鸟飞过，如浪的车笛声、行驶声，却贴过黑松林、白桦林、各种的杂树林，陆续隐隐地涌过来。

    看过敦煌的千手观音，拍照的或者摹画版的，画面深沉、古旧而内敛。也看过舞台演绎的，如金光层层外溢，视觉炫极而美。眼前的这个观音，她密集的、不同方向不同形态的手，在头顶上、耳畔旁、身前与身后，如鸽子般灵活翻飞，构成了生活中千手的佛、佛的千手。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断桥

蒋寒

    接连两场暴雨，上百年的古桥，被山洪毁了。

    洪水将山寨与外界天隔一方，孩子们上学，大人们赶集，只能靠树杆、木梯、竹竿慢慢爬过去了。

    村民们找到郭支书，请他拿主意。

    郭支书住在山寨对岸的郭家坨，郭家坨地势高，再大的洪水也奈何不了它。郭支书听了村民的反映，吧嗒着旱烟，思忖着，不急。乡亲们急啊，挤了他家满满一屋子，支书娘子忙着为大家沏茶添水。

    山寨丙成代表大伙说：“就那样断着，不是个事啊！大人进进出出好办，娃娃们上学呢？你不是常说，一切为了下一代嘛！”

    郭支书伸出两指捻了捻火星闪动的旱烟，吧嗒着，不吭声。

    有人小声说：“我们知道，你肯定还在生大伙的气。入夏以来，见你没少往古桥下跑，东瞅瞅，西敲敲，大伙说你是盼着古桥垮了，好向上面申请救济款，以便从中捞……”

    声音小得没人听得见。

    屋外的大狼狗汪汪地叫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天气预报说了，近期还将有持续暴雨，省、市、县层层拉响了防汛警报。村委会也早作了安排，这会儿，马主任正带着工作队现场走访……

    丙成说：“郭书记，你大人大量，快替大家拿个主意吧。上面要不拨款，我们各家凑也行。”

    郭支书翻大伙一眼，说：“钱，我来想办法，力，大家得出。”

    “要得要得！”大伙就兴高采烈地散了。

    有人见，第二天一早，郭支书拎着包朝镇上去了。几天后回村，他就给望眼欲穿的乡亲们一个天大的喜讯：修桥款弄到了，钢筋水泥什么的都联系好了，接着就送来，天晴就动工……

    时不我待，趁着阳光天气，两台吊车就轰轰隆隆开进断桥现场，洪水也下降了许多，山寨老少能动的都出来了，大伙说说笑笑，干得热火朝天……

    郭支书和马主任在现场指挥。马主任抹了抹烟嘴，递给郭支书，白烟就从郭支书的鼻孔里冒出来，一脸欣慰。

    马主任感慨道：“老伙计啊，真是难为你了，镇上县上一毛不拔，得亏你家老大开明啊，从自己公司支持50万。”

    郭支书笑：“我们养育下一代图啥，不就是为我们修桥修路修康庄大道嘛。”

    马主任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半个月之后，一座崭新的现代大桥就牢牢地架在了天河上，连接着山寨与外面的世界。

    可是随后，村里传出了关于郭支书的风言风语，说是郭支书这回准是贪了不少上面的修桥款，有人甚至闹着要找郭支书讨工钱。

    风言风语被马主任苦口婆心压了下去，大伙听说是郭支书的大儿子公司出的钱，又有话说了，不仗着他老爹是个支书，他能开公司吗？再说，50万啊，没有好处的事情，傻子才干！

    马主任听了，哭笑不得。

    坐在断桥的残垣上，凝视着旁边雄伟的新桥，郭支书缓缓地吐着烟，对身旁的马主任喃喃道：“汛期过后，我就辞职了，但愿这座桥能管一百年，一万年！”

    倏地，山洪从马主任的眼眶奔涌而出。

（选自《金山》2015年）

父亲的鞋子

李汉荣

    那年，记得是深秋，父亲搭车进城来看我们，带来了田里新收的大米和一袋面条。“没上农药化肥，专门留了二分地给自己种的，只用农家肥，无污染，保证绿色环保有机，让孙女吃些，好长身体。”父亲放下粮袋，笑着说。我掂量了一下，大米有五十来斤，面条有三十多斤。鼓鼓囊囊两大麻袋，不知他老人家一路怎么颠簸过来的。老家到这个城市有近一百华里路，父亲也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看着父亲一头的白发和驼下去的脊背，我没有说什么，心里一阵阵温热和酸楚。

    父亲看着我们刚刚入住的新房，墙壁雪白，地板光洁，说，这辈子当你的爹，我不及格，没有为你们垫个家底，你们家里，连一片砖我都没有为你们添过，也没有操一点心，也没帮过一文钱，我真的不好意思。只要你们安然、安分，我就心宽了。我不住地说，爹你老人家还说这话，我们长这么大就是你的恩情，你身体不错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福分，别的，你就别想多了。

    父亲忽然记起了什么，说，嘿，你看，人老了忘心大，鞋子里有东西老是硌脚。昨天黄昏在后山坡地里搬包谷，又到林子里为你受凉的老娘扯了一把柴胡和麦冬，树叶啦，沙土啦，鞋子都快给灌满了，当时没抖干净，衣服上头发上粘了些野絮草籽，也没来得及理个发，换身像样的衣服，就这么急慌慌来了。走，孙女儿，带我下楼抖抖鞋子，帮我拍拍衣服上的尘土。我说，就在屋里抖一下，怕啥，何必下楼。父亲执意下楼，说新屋子要爱惜，不要弄脏了。

    楼下靠墙的地方，有一小片长方形空地，还没有被水泥封死。父亲就在空地边，坐在我从楼上拿下来的小凳子上，脱了鞋子仔细抖，又低下身子让孙女儿拍了衣服，清理了头发。上楼来，我帮父亲用梳子梳了头发，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为他梳头。我看清了这满头的白发，真有点触目惊心，但我又怎能看清，白发后面积压了多少岁月的风霜？

    第二年春天，楼下那片空地上，长出了院子里往年没有见过的东西，车前子、野茅草、蓑草、野薄荷、柴胡、灯芯草、野蕨秧、野刺玫，在楼房转角的西侧，还长出一苗野百合。大家都感到惊奇，有个上中学的孩子开玩笑说，这不就是个百草园吗？

    大家都说，新鲜，真新鲜。也有人说这个院子向阳，有空地就不愁不长苗苗草草。议论一阵也就不再管这事了。

    只有我明白这些花草的来历。它们来自父亲，来自父亲的头发、衣服和鞋子，来自父亲的山野。

    是的，父亲也许没有带给我们什么财富、权力和任何世俗的尊荣，清贫的父亲唯一拥有的就是他的清贫，清贫，这是父亲的命运也是他的美德。

    但是，比起他的没有留下什么，父亲更没有带走什么，连一片草叶、一片云絮都没有带走。

    他没有带走的一切，就是他留下的。

    连我对他的感念和心疼，他也没有带走，全都留在了我的心里。这么说来，我的所谓的感念和心疼，说到底还是我从父亲那里收获的一份感情，直到他不在了，我仍然在他那里持续收获着这种感情。而他依然一无所有地在另一个世界孤独远行。

    是的，他没有带走的一切，就是他留下的。我看着大地上的一切，全是一代代清贫的父亲们留给我们的啊。

    何况，我的父亲，曾经，他把他的山野、他的草木、他的气息都留给我们。

    他清贫的生命，又是那般丰盛和富有，超过一切帝王和富翁。在他的衣服上拍一下，鞋子里抖一下，就抖出一片春天。

    父亲越去越远，越去越远，他留下的草木，永世芳香。

朗读与呐喊

莫言

    今年二月，在故乡的大街上，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方快相遇。方快提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忘了老同学。我说我都六十多岁了，你就别叫乳名了吧！他说，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叫你莫言？呸！方快是很聪明的，他六十多岁了还在卖豆腐只能说他没碰上展露才华的机会。他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他对我的不服气。我获奖后，面对采访的记者他提着我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于是我回想起方快与朗读有关的事来。

    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学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在我们那里，谁要是出去上几天学或当几年兵，回来就说普通话，肯定成为嘲讽的对象。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压迫下，还坚持用普通话讲课，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齐声朗读时，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辨别谁的声音里有着对课文的故意歪曲。方快是挨教鞭最多的——其实也不是真打，略有痛感而已。

    有天中午，方快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捉了几十只青蛙，用瓦罐提到教室里，放在脚下。那天新课是《青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

    “每到黄昏，池塘边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接着满塘的蛙跟着唱起来。呱！呱！呱！……”

    我们从来没有像那次朗读那样卖力，那样愉快，那样充满期待。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方快。他的脸膛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喜气。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但这次却成了领读者。他的嗓音洪亮，富有韵味，而且，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这时候，我看到他用脚推倒了瓦罐，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我们看到老师变色的脸——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

    “……青蛙，真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老师蜡黄的脸渐渐红润起来。我们老师是一个有酒涡的男人，他的脸上出现酒涡我们便知道他笑了。方快停止朗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

    此后不久，方快便当了学习委员，之后又当了班长，成了好学生，成了老师的骄傲，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还参加全县朗读比赛获得第三名。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原因，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当然，现在也不能说他不杰出，他家的豆腐，质量很好，供不应求。

    方快引发了朗读的热潮。我们朗读，我们背诵，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我是其中一个追随者。

    后来当了兵，我能慷慨激昂地念报纸的才能被指导员发现，让我在团部欢迎新兵大会上发言。调到军校后，领导错以为我文化水平很高，便让我当政治教员给新学员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我哪里懂这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硬着头皮也要冲上去。

    那年寒假，我背了一大堆书回家探亲。我在邻居家滴水成冰的空房子里备课，讲稿写好了，就一遍遍地读。当时我以为我讲的是标准普通话，后来才知道我讲的是“高普”（高密普通话）。我先是小声读，读着读着就起了高声，最后是手舞足蹈地呐喊。全不顾墙外有耳，全不顾村里人的说三道四，全不顾家里人的难堪。那时我们家东厢房里还养着一头牛，每当我呐喊时，母亲就会进来劝我：别吆呼了，你把牛都吓得不吃草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在开学后的课堂上，作用明显，反响强烈。我也颇为得意。三十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一位性格豪爽的女学员说：我们当年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野狼嗥”——我心中一怔，才知道他们受了我多少折磨。

去年秋天，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叶嘉莹先生，听她吟诵唐诗宋词。叶先生说从来没有人教过她吟唱，从小她就这样唱读，因为她感觉就应该这样读，这样唱。听了叶先生的话，我想，是的，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腔调，想怎么唱就怎么唱；用标准普通话读出的诗词，确实很好听，但其实都不是古典诗词应该发出的声音。告别叶先生后，我曾把门窗堵严了吟唱过几首唐诗宋词，感觉无比畅快。但我知道，叶先生的自由吟唱会赢得满堂彩，而如果我敢登台放腔，迎接我的——当然不会是猎枪。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