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

王安忆

    行李房前的马路上没有一棵树，太阳就这样直晒下来。他已经将八大包书捆上了自行车，自行车再也动不了了。那小伙子早已注意他了，很有信心地骑在他的黄鱼车上，他徒劳地推了推车，车却要倒，扶也扶不住。小伙子朝前骑了半步，又朝后退了半步，然后说：“师傅要去哪里？”他看了那人一眼停了一下，才说：“静安寺。”小伙子就说：“十五块钱。”他说：“十块钱。”小伙子又说：“十二块钱。”他要再争，这时候，知了忽然鸣了起来，马路对面原来有一株树，树影团团的。他泄了气似地，浑身没劲。小伙子越下黄鱼车，三五下解开了绳子，将书两包两包地搬上了黄鱼车。然后，他们就上路了。

    路上，小伙子问他：“你家住在静安寺？”他说：“是。”小伙子又问：“你家有浴缸吗？”他警觉起来，心想这人是不是要在他家洗澡？便含含糊糊地说：“恩。”小伙子接着问：“你是在哪里上班？”“机关”。“那你们单位里有浴缸吗？”小伙子再问，他说：“有是有，不过……”他也想含糊过去，可是小伙子看着他，等待下文，他只得说下去：“不过，那浴缸基本没人洗，太大了，需要很多热水。”

    路两边的树很稀疏，太阳烤着他俩的背，他俩的汗衫都湿了，从货站到静安寺，几乎斜穿了整个上海。他很渴，可是心想：如果要喝汽水，要不要给他买呢？想到这里，就打消了念头。

    小伙子又问道：“你每天在家还是在单位洗澡呢？”他先说“在家”，可一想这人也许是想在他家洗澡，就改口说“单位”，这时又想起自己刚说过单位浴缸没人用，就又补了句：“看情况而定。”那人接着问：“你家的浴缸是大还是小？”他不得已的说：“很小。”“怎样小？”“像我这样的人坐在里面要蜷着腿。”“那你就要把水放满，泡在里面；或者就站在里面，用脸盆盛水往身上泼，反倒比较省水。”“是的。”他答应道，心里却动了一下，望了一眼那人汗淋淋的身子，想：其实让他洗个澡也没什么。可是想到女人说过“厨房可以合用，洗澡间却不能合用”的一些道理，就再没想下去。这时已到了市区，两边的梧桐树高大而茂密，知了懒洋洋地叫着。风吹在热汗淋淋的身上，很凉爽。他渴得非常厉害，他已经决定去买两瓶汽水，他一瓶，那人一瓶。可是路边却没有冷饮店。

    “我兄弟厂里，天天有洗澡。”小伙子告诉他。他想问问小伙子有没有工作，有的话是在哪里。可他懒得说话，正午的太阳将他烤干了。望了望眼前明晃晃的一条马路，他不知到了哪里。他想，买两瓶汽水是刻不容缓了。那人也想是渴了，不再多话，只是埋头蹬车，车链条吱吱的响，他们默默骑了一段。他终于看见了一家冷饮店，冰箱轰隆隆的开着。他看到冷饮店，便认出了路，知道不远了，就想：忍一忍吧，很快到家了。为了鼓舞那人，他说：“快到了，再过一条马路，就有条弄堂，穿过去就是。”小伙子振作了一下，然后说：“这样的天气，你一般洗冷水澡还是热水澡？”他支支吾吾的，小伙子又说：“冷水澡洗的时候舒服，热水澡洗过以后舒服。不过，我一般洗冷水澡就行了。”他心里一跳，心想这人真要在他家洗澡了，洗就洗吧，然而女人关于浴缸文明的教导又响起在耳边，就没搭话。

    到家了，小伙子帮他把书搬上二楼。他付了钱，又从冰箱里倒了自制的橘子水给小伙子喝。小伙子很好奇地·打量他的房间，这是两间一套的新公房，然后说：“你洗澡好了，我喝了汽水就走。”这一会，他差一点要说“你洗个澡吧”，可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那人坐了一会，喝完了橘子水，又问了些关于他家和单位的问题，就起身告辞了，出门后说：“你可以洗澡了。”

（有删改）

苏小童的夏天

姚讲

    半个月前，苏小童经历了残酷的中考。按照父亲的规划：如果考上高中，就继续读书；考不上，就随自己一起去城里挑担子，子承父业，卖鸡蛋。

    很不幸，苏小童连分数最低的三中也没考上。第二天，他就去城里找父亲。

    门没锁，父亲也不在家。苏小童放下行李，喝了口冷茶，就向着麻将馆走去。麻将馆里烟雾弥漫，苏小童还是一眼就看到了黑着脸的父亲。父亲也看到他了，连忙向他招手：儿子，过来给老子抓两把，改改手气。他很不喜欢打麻将的父亲，因为这事母亲和父亲多次吵架，最终母亲负气离家出走了。

    以前的暑假，他也来城里找过父亲，随父亲一起去市场，甚至在远途跋涉的清晨，接过父亲的担子挑着走一段。但这次不一样，父亲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副小一些的担子，还分配给他一个单独的市场。

    四点起床，四点二十准时出发，这样就算在路上稍微歇息，也能赶在六点半天亮之前到达目的地。这是肥皂厂外的小菜市，市场从天亮开始热闹起来，一直延续到八点左右，这里人买好了菜，收拾好就上班去了。

    小菜市就苏小童一个人卖鸡蛋，在讨价还价的喧嚣声中，苏小童很熟练地数鸡蛋、数钱、找零。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把钱装进母亲缝的贴身小布袋里，再牢牢地系在腰带上。市场上的人渐渐稀少，不忙了，苏小童就点三两小面加个酱肉包子。把肚子填饱了，再买上中午晚上要吃的菜，挑着担子往回走。夏天的鸡蛋像阳光下的冰淇淋一样脆弱，一不小心就会坏掉。刚开始变坏的鸡蛋，表面看不出来任何变化，却难逃父亲的眼睛。周末，父亲会让苏小童和自己去同一个市场，将这些刚坏掉的鸡蛋用单独的小篮子装上，让苏小童提去卖，而且告诉大家，这是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卖鸡蛋是为了凑学费。

    独自卖了好几天的鸡蛋，苏小童发现了父亲的秘密。但他没打算忤逆父亲，还是照着父亲的吩咐，去了几百米远的小巷道，摆上装有鸡蛋的篮子，守着卖。偶尔有个人过来问，苏小童就告诉他，鸡蛋是坏的，让对方不要买。问的人就一脸复杂的表情，走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下雨了。苏小童孤零零地站在雨中，父亲喊他收拾好篮子去躲雨，别把自己淋坏了，看病要花钱。他假装听不到父亲的话，直愣愣地站在那里，默默流泪。

    这件事在苏小童的内心深处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以前对父亲只是不喜欢，此刻却变成了怨恨。母亲不高兴父亲打麻将，所以离家出走了。想到这里，苏小童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淡然的笑意——他开始筹划如何逃离，他用了足足一夜的时间来考虑自己如何才能周全地逃离父亲的魔掌。最后决定，用暑假的时间挣钱凑够念高中的建设费，回到校园，绝不要子承父业!

    第二天，苏小童照例挑着担子去肥皂厂外的小菜市卖鸡蛋，然后在市场安静下来的时候，找到便宜的农家菜，装进自己卖空的鸡蛋担子里，准备着下午用背篓背到大市场去卖晚市。这些菜卖相不好，但是价格便宜，加上是农家菜，所以还算抢手。

    上午从市场回来，苏小童就着买回的菜随便挑出一点儿做午饭。吃完饭，父亲午休了。苏小童问邻居大叔要了个陈旧但功能尚全的冰糕箱，背着冰糕箱就出去卖冰糕了。第一声叫卖是很难喊出口的，但是只要第一声喊出来了，后面再喊就不害羞了。

    日子一晃就是八月底了。苏小童向父亲摊牌，说自己不想和他一起做生意，想回学校继续念书。父亲一脸的不屑，就你那点儿分数，还想念书?三中的分数线都没到。

    苏小童默默不语，在那里数钱。很久，他才将那一堆散钱的总金额算出来：四千六百二十八块三毛。

    这是我这个暑假自己挣到的钱，我打听过了，没到分数线念三中要交两千的“建设费”，学费是六百八。

    看着晒黑成煤炭的儿子，父亲润湿着眼睛良久不知道说啥好，他打算歇业两天，专门护送儿子回老家。

（选自2016年111期《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刃

李新立

    突然想起“刃”，我被自己的这一闪念吓了一跳。

    金属的刃，是技术高超的匠人千锤百炼精心打造而成的，大凡削铁如泥的利刃，要有柔而坚的优良材质。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好刃似乎都沾了过多的血腥。因此，我尽量避开血腥和与血腥相关的词语，只说生活的日常。

    那年我十七岁，第一次进城。从东关车站出来，避开纷杂的喧闹，朝西缓缓而行。街道狭窄漫长，两侧的土台子上，摆满了高低不一的民房，这些房舍，檐子高挑，花格状的窗户裱糊了白纸，双扇大门钉了铜扣，笨拙得让人喜爱，而木质的材料上，全部涂了深红色的颜料，显得沉稳大气。想必它们一定是民国的建筑风格吧。临街的个别房子前，扬着商家的幌子，有酒有茶，有布有面，斗大的隶书是绣上去的，经年不会掉色。

    先是听见“叮当，叮当，叮当”的敲打声，一前一后，一高一低，极具节奏。泥炉的火焰正好，一块铁在里面燃烧，支在一旁的砧台上，老师傅用钳子夹着一块已经打扁了的铁料，挥着小锤。小锤打下去，抬起，年轻的徒弟抡起大锤砸了下去。砧板上的铁，红星四溅，随后由红变黑，师傅又将它丢进泥炉。如此反复，一把刀有了形状。水槽里的水泛着浊红．带着高温的铁放了进去，雾气升腾而起，上面坐了神仙似的。刀口处一抹白，与众不同，名叫铁白，那是一把利器的刃。

    可惜的是，这个美妙的去处很快消失了，先是街道拓宽，土台子和那些建筑尽悉拆除，硬化了的人行道和楼房修筑而成时，民国遗风茫然无存，我也就不知道老手艺的去向。

    现在想起这个，是因为我所寓居的巷子里一声唱腔般的“启刀磨剪子喽”，突兀得让人措手不及，险些将行人撞翻。这也是个老手艺人，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在小巷子的出入口处摆了一条长凳，上面夹着他的家当。他没有坐在长条凳子上，而是坐在旁边的可折合的小马扎子上，当时就想到，他这是出于对一种老手艺的尊重吧。他用钢质铁器启磨菜刀时，肯定用力却捉拿得有些分寸，刀口卷起的铁屑，刨皮一般。然后在磨石上稍加抛光，菜刀的刃口就闪着宝贵的银白。

    无独有偶，不几日，又在巷口遇见了另一磨刀者。其实他是出售磨刀工具的，属于现代科技产品。叫卖声是从旁边的电喇叭里发出的，不是方言的唱，是普通话的讲。我看清楚了，任何刀具，置于规定的磨口，只需拉几下，刀口就可变得锋利，以他的现场演示，吹发可断，落纸可削。但不同的是，那个刃，有些粗糙，虽然发白，却不见银光划亮眼睛。

    我仍然要说有刃的生活器具。

    在老家农村，每一件有刃的家当都置放于指定的位置，比如，菜刀的刀背朝外或者朝下，出工的铁锨夹在腋下，锨头朝前，刃口向下，更不允许用有刃的家当直指他人。但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耕作者，要经得起许多磨练，要让它们熟悉你的体温和气息，你要有接近和使用它们的足够本领。一次，我合刃具时，没有多少经验，加上用力过猛，刃具的偏锋划在手掌上，没有声响，没有疼痛，只见鲜血直流，因此而耽误了几天的劳作。

    假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连一把用以收割的刃具，也会有假货，即便是真货，也分三六九等。其中奥妙只有经年和土地打交道的人知道。我曾经跟着年长者去商店购买刃具，他拿过一沓，蹲在地上，抬起胳膊，逐一将手中的刃具摔到地面上去，将那种发出清脆声响的收到一边．，而后，又在这些刃具中用手指试着刃口。这些，是生活累积的经验，口传无效。假货材质不好，那只能算是一片硬铁，没有可用的刃口，就连裁纸可能都有些费力，更别说用来收割作物。年长者对这样的东西当然不会鉴别不出来，并且十分不屑。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片“死铁”罢了。由此，我认定一张好的刃具，是鲜活的，有生命的，甚至是有灵性的。

    除了厨具和农具，几乎每个人都使用过有刃口的其他工具。小时，我用过的就有削铅笔的小刀，村小学门口不远处就是代销点，包容了许多日常所需的商品。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不是用现钱去购买的，是拿了可以当作钱花的鸡蛋，换一把铅笔刀和一支不带橡皮的铅笔。现在回想起来，剔除物质上的匮乏，竟然觉得有些古风的味道。（有删改）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兼职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3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们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

雪夜泥醉

    年三十下午，往日的车辆、人流，都没了。天上飘起雪花。雪花凉丝丝地落到他缩着的脖子里，然后贴着皮肤瞬间融化。他现在有点后悔自己的决定。要不，他该在老家的热炕上，看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春联，听着侄子们燃放的鞭炮，吃着母亲包的热水饺了。

    一大早就给母亲通话，说电视台值班，回不去了。母亲叹口气，怎么老是忙，比省长还忙。还没到护城河，就听到了黑虎泉三个虎头喷水的呼啸之声。这里往日人满为患，现在独独他一个，一人面对泉水，感觉有点奢侈。一片枯叶落到泉池中，像滚沸的水饺，翻上翻下。

    远远地来了一个提水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他把拴上水壶的绳子送到黑虎泉的虎头那里，泉水冲得水壶往外挣，老人拽紧了绳子，使劲靠近虎头，终于将水壶灌满，提上来。老人主动打招呼，年轻人，怎么还不回家忙年？

    他说，没有可忙的。他问老人，老人家说老家没什么人了，父亲母亲去世了，就没有家了。他乡，就是故乡了。年轻的时候，老是忙，不回去，现在想回去，也不那么容易了。老人的话，让他心头一凉。看着老人艰难地提着泉水远去的背影，他脑中显现出母亲的白发和渴望的眼神，眼圈里竟然有了泪。

    天地余一卒，执杯独彷徨。手里其实空空如也，但他感觉该端着杯子，他渴望喝醉。护城河竟然冰封了。济南的护城河比他老家的浯河要差得远。他记得小时候跟大哥去滑冰。滑着滑着，他不小心滑到冰薄的灵湾里，咔嚓掉下去了。大哥猛地匍匐到冰上，一点一点地把手伸给他，把他拉上来。大哥又抱来一捆棒槌秸点上，冬夜里的火苗，舔着他哥俩的脸。大哥让他着贴自己的身子，他感到无比温暖。他经常回忆那个夜晚。

    可是，现在不知是他变了，还是大哥变了。大哥是镇上的招聘干部，算是股级吧，大哥总要他给镇书记说话，希望能提升一级。他说人家书记忙。但哥哥总是说自己不关心他的政治前途。后来有一次，他见到县委书记，顺便说到大哥。县委书记竟然知道他大哥。他说，我大哥能吹。唉，没办法。县委书记说，可以理解嘛。后来给他大哥解决了一个副科级。大哥就更显摆了，过清明节，还要开着小车回家添土上坟。

    想起大哥，他觉得没有对不起他的，倒是一想起大姐，他就心里难受。当时他和哥哥上学，父亲就不让大姐上了。大姐也没反对。他上三年级那年，看到人家都有《新华字典》，他回家也想要。但家里没钱啊。隔了几天，大姐把她的长辫子铰了卖了，给他买了一本字典。至今这本发黄的字典，还在他的书橱中最显眼的位置。他对大姐说，等我上了大学，我一定好好待你，让你的孩子也上大学，我管学费。大姐的孩子转眼也上了大学，但大姐没有让他拿学费。哪怕最困难的时候，大姐也总是说没事。

    跺跺脚上的雪，他提着买来的酒，在雪地里晃荡，漫天的白。所有的垃圾都被盖住了，干干净净。他拐上护城河桥，然后来到边上的一个工地，他是要找老赵头。记者搞“走转改”活动，他就采访了老赵头，二人也成了忘年交。

    老赵头的门开着，他刚坐到马扎上，踩到了一只猫的尾巴，猫大叫一声。这时，他看到老赵头这间简易房里有好几只猫的眼睛。老赵头说，别怕，是些流浪猫，我平时喂它们，它们就都来了。

    他们开始喝酒。他把酒放在地铺上。老赵头不知从哪里还弄了块驴肉，用刀子随便划拉开。简易棚旮旯里还有半蛇皮袋子花生，生的，还带着皮，皮上沾着土。老赵头说，这是闺女让外甥年前捎来的。

    老赵头说，花生沾着老家的土，我觉得才够味。雪在下着，一老一少默默地喝着酒，喝一口，就剥一个生花生吃，喝一口，就再剥一个。他们都没去吃那驴肉，驴肉在灯光下，像一块泥巴。他们其实也成了泥巴。烂醉如泥，是真正的雪夜泥醉。

    门外，鞭炮声开始炸响，整座城市炮火连天，烟火弥漫。

（有删减）

照章理发

（德）拉里夫·维内尔

    深夜，我走进车站理发店。

    “非常抱歉，”理发师殷勤地微笑着，“按照规定，我只能为手里有车票的旅客服务。”

    “反正现在你们店里连一个顾客也没有，”我试着提出异议，“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来个例外？”

    理发师朝我这边稍稍转过脸：“尊敬的先生，要知道现在是夜里，我们得遵守规定。一切都应照章行事。只有旅客才能在这儿刮脸、理发。”说完，他又把脸扭过去了。

    于是我走到售票窗口。

    “请给我一张火车票。”

    “您上哪儿？”

    “哪儿都行，反正对我都一样。”

    “别装疯卖傻了！”年轻的女售票员发火了。

    “我一点儿也没装疯卖傻，”我心平气静地说，“您只要卖给我一张离本站最近的那一站的票就行了。”

    “您指的哪一站？”

    “可爱的姑娘，我已经说过了，随便哪一站都行。”

    女售票员显然焦躁不安了：“您起码应当知道要上哪儿去呀？”

    “我根本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

    女售票员十分好奇：“既然您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干吗买票呀？”

    “我想理个发。”

    砰的一声，小窗子关上。我等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玻璃。

    “姑娘，”我竭力使自己的语气和缓一些，“好了，请给我买张票吧。”

    她像瞅一个疯子似的打量着我。然后开始翻一本书。

    “是理发店问我要车票！”我朝紧闭的小窗子喊起来。

    女售票员把窗子打开了一条缝：“理发师要什么？”

    “他要车票。他只给有车票的旅客刮脸。”我重复道。直到这时，女售票员似乎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好吧，卖您一张去莱布尼茨的票。您付1欧元吧。”

    我攥着火车票，第二次走进理发店：“请看，这是我的车票。现在我想刮脸。”

    理发师的头脑并不那样简单。“您不打算乘车上路？”他问。

    “我已经给您看过这张到莱布尼茨的车票了，这还不够吗？”

    理发师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和蔼地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艰难地喘了一大口气。“劳驾！”我大喊起来，“我只要有这张车票，就可以上莱布尼茨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乘客！”

    “但是您并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理发师冷淡而有礼貌地反驳着，“这样一来，尽管您手里有车票，也不能算是乘客。”

    我只好又来到售票窗。“姑娘，”我对女售票员说，“车票也不顶事，请给我退掉吧。”

    “不能退。”她遗憾地把两只手一摊。

    “为什么？”

    “如果您是为旅行而买的车票，结果没有乘车，我可以把票钱退给您。”女售票员笑容可掬地解释，“一切都应照章办事。刚才您宣称并不打算旅行，您就无权退票。您是不是再找一下那个理发师？要知道您是为了他才买的车票。”

    “也许您能代我为这张票付款？”我又找到了那位和蔼可亲的理发师。

    “请等一下。”理发师放下手里的报纸，拿起桌上的电话。“好了，”打完电话，他说，“您现在可以刮脸了。”

    “总算可以了！”我高兴地喊出了声。

    “不过不是在这儿，”理发师说，“而是在莱布尼茨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