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有删节）

梅格与人格

    为什么梅花能够与人格如此胶合为一体呢？因为梅花的形象特征与某种道德评价的思想价值完全吻合。

    首先是梅花的色淡气清。清淡是对浓艳的否定。浓艳为俗，清淡超俗、高雅。而高雅脱俗，是文人学士所追求的风格，所标榜的气度。宋熊禾《涌翠亭梅花》言：“此花不必相香色，凛凛大节何峥嵘!”梅花之神，在峥嵘之“大节”，而不在表面之“香色”。放翁《梅》诗也说：“逢时决非桃李辈，得道自保冰雪颜。”颜色的清淡正与高士之“得道”契合了。

    其次是梅姿的疏影瘦身。戴禺说：“精神全向疏中足，标格端于瘦处真。”梅花之影疏，显露出人的一种雅趣；而梅花之瘦姿，则凸现了人的一种倔强，因而是人格坚贞不屈的象征。清恽寿平《梅图》说：“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顽劲的树干，横斜不羁的枝条，历经沧桑而铸就的苍皮，是士人那种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决不向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作丝毫妥协的人格力量和斗争精神的象征。

    也正因为梅花具有此种不屈的品格，它才冲寒而发。为了将美好的春天的信息，尽早报告给人间，梅花心甘情愿被雪礼葬，在所不惜：“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为传春消息，不惜雪埋藏。”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真可感天地，泣鬼神!

    再次是梅花的景物陪衬。梅花色淡，姿瘦，神韵高雅，而配合其环境的是月光、烟影、竹篱、苍松、清水和寒雪，这就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烘托出梅花的“高标逸韵”，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宋杨无咎《柳梢青》云：“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这就是梅花的陪村意象群：寒雪、淡月、清流、薄（疏）雾、劲松、瘦竹。其清一贯，其骨相通。张道洽《梅花》诗云：“雅淡久无兰作伴，孤高惟有竹为朋。”梅品之“雅淡”，梅格之“孤高"，惟有虚心、有节、耐寒、清淡的竹是它的友朋，诠释了陪衬的艺术力量。

    唐朱庆余《早梅》诗更是将雪、露、松、竹与梅并在一起写，让人们受到最清幽、最高雅的浑融境界的视觉冲击：“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万物难陪，只有雪、露、松、竹，堪与“一处栽”也。众多的意象，将梅花的形象衬托得愈发幽雅、高贵。

    《孤本元明杂剧》中有《渔樵闲话》，将松、竹、梅定为“岁寒三友”。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正式出现“岁寒三友”，还是在南宋期间，如陆游《小园竹间得梅一枝》云：“如今不怕桃李嗔，更因竹君得梅友。”梅与竹，不仅为“友”，而且同属于“君”。林景熙《五云梅舍记》说：“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因为这三种植物，它们所象征的中国士人的那种精神的至高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节选自张福勋《梅花诗话》，有删改）

大学生不会写论文，怎么办？

    目前，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幻文学与影视创作系列讲座课”的老师给22名期末文章抄袭的学生打了0分，给学生敲响了一记警钟。因为自身积累不足，缺乏相关训练以及本科论文不受重视等，大学生论文抄袭现象普遍存在于校园之中。

近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受访者中，大一，大二学生占13.4%，大三，大四学生占61.8%，研究生及以上的占9.1%，已毕业的占15.6%。男性占54.8%，女性占45.29%。

    宁波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大四学生张捷（化名）向记者透露，她周围不少同学写论文是从各类文献中复制粘贴，通过颠倒顺序等方式来获得通过，更有甚者会直接找淘宝上的枪手代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大三学生林媛（化名）觉得，周围抄袭论文的情况很少，“我们这类学科本身就很难在本科阶段写出有创见性的论文，很多都是靠查阅相关文献，写出自己的课程论文。行文思路和参考文献可能会借鉴其他论文。但是我听说有学生找人代写论文，统计学院还存在论文数据造假的情况。”

调查中，76.4%的受访者称周围存在抄袭课程论文的情况，11.5%的受访者表示周围不存在，12.1%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67.3%的受访者认为抄袭论文行为很不应该，是严重的学术不端，23.2%的受访者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多同学都化用别人的观点，9.5%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以往的课程一般都是闭卷考试，考查记忆。背诵能力，比较死板，但也比较公平客观，西方国家很少用笔试的方式，很多采用平时讨论、研究发言、课程论文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现在我国很多大学逐渐开始使用这种方式，特别是对于研究生。”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说，后者的考核方式灵活多样，让学生自动自主地学习，学习和研究相结合，但客观评定存在难点，可能出现抄袭和替写的现象。“现在有软件可以查重”，抄袭比较容易查出来，但如果是别人替写的就很难查出来。”

调查中，64.0%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抄袭论文是因为缺乏知识积累和研究能力，56.6%的受访者认为是时间不够用，45.0%的受访者觉得“论文写作”只是形式化作业，40.09%的受访者认为相关课程或论文不具价值，23.4%的受访者认为是跟风，12.7%的受访者指出部分教师水平有限，责任心不强。

    张婕认为，借鉴别人的论文可以，但不应不加思考地通篇抄袭。而且，写论文的过程非常锻炼人，能增强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搜集有效信息的能力。

    林媛认为大学生论文抄袭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知识不够和任务繁重。“大一，大二一周要上10来节课，每节课布置一篇论文，有的课还有读书笔记之类。再加上本科生知识积累还不够，抄袭论文就成了最便捷的方式”。

    刘海峰认为，大学生抄袭论文的一个原因是水平不够，不容易写好，还有一个原因是自己懒得写，想投机取巧应付一下。也有同学是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为了奖学金、考研和就业等。

杜绝大学生论文抄袭，67.8%的受访者认为导师要严格把关项目的可行性和难易度，为学生提供可借鉴的材料，56.6%的受访者建议学校采用更多样的方式衡量学生学习程度。其他还有：进行必要抽查（49.5%），加大对论文抄袭行为的惩戒力度（41.7%），加强学风建设，开展学术道德宣传教育（25.5%），建立完善的学术评价机制（19.0%）等。

（摘编自2018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

【注】查重：通过建立文献资料数据库，对比查询所提交论文与已有文献的重复率，如果重复率超过一定的值（如20%），就视为抄袭。

    儒家的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不想因利而害义的观点。从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对“求富”“恶贫”的观点。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曰利”的观点，也阐明了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了“义”，才可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后来董仲舒讲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与朱熹讲的“必以仁义为先”也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关于人的利义问题，儒家诸子欲于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其主旨就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的基础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孟子的义利观着实开创了义与利理论的新篇章，为后世儒家诸子“义”的学说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家“义”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当世借鉴的理论。虽然有人认为儒学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如同“义”这种准则性的学说于当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儒学对我们民族性格、生存处世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义为先的思想，激励着近代革命人士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让民族于危难中重义轻利，不论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重“义”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难之时的志士心中。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见义勇为、大又为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然而，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弃精神道义于不顾，发不义之财，得不义之利。此类以利为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缺乏诚信、道义的危险信号。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我们的“义利观”应该与时俱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欣赏、钦佩并推崇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行为。退一步讲，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义”与“利”的冲突时，我们应该合理地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把“义”放在首位，以义统利。毕竟 “好义”和“欲利”是两种人性，其中虽有交集但并不是不可共存。于个人而言，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不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为人处事应见利思义，应在道德与利益的抉择中站到“义”的一方。

    正如《礼记纂言序》讲“其截然而裁制也，谓之义”。对于此处之“义”，我认为，截然者，乃界限分明之意；裁制者，乃束缚之意。“义”于我们，更多的应是一种道德的准则与精神上追求的目标，有了“义”的准则约束，我们在“利”的遒路上才不会迷失自我。朱子《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或许也是在表达后世的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越来越浅薄，知者已鲜矣。而《大学》的结语又重在义利之辨，颇具深意。或许我们着实需要铭记《大学》的结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是则使国人以义为先、见利思义；由是则得以国泰民安而天下平；由是才可以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我们当今需要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义”中以仁义为先、利益在后的精华思想，让“义”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用“义”这种价值观来引导社会稳步发展，这无疑对当世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喆《义者，宜也——对孟子义利观的思考》)

儒家“礼”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

    中国人注重礼仪，我国古代有“五礼”(吉、凶、军、宾、嘉)、“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九礼”(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之说。这些传统礼仪都对后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不仅特别重视一些传统礼节，比如婚嫁礼，祭祀礼和丧礼等等，而且中国人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特别注重礼节，懂礼貌。这也使得中国人在外国人心中得到了好评，为中国赢得礼仪之邦的美称。

    儒家“礼”是基于人情产生的，这使得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人情礼节，崇尚“礼尚往来”，当一个人收到别人礼物或好处后，总要回送或是给予其某种好处，以表明对对方的尊重和回报。由于礼学家对人情基本上持一种中庸的态度，既不否认其合理性，又认为需要对其进行适当裁制，所以顺人之常情外，还需要正己之情。因此，许多中国人都特别注重中庸之道，极力促使自己达成中庸之道。

    “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使得中国人存在严重的等级观念，他们看重人的等级区别。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制度就是一种等级制度。在婚姻嫁娶中都要讲究门当户对，这就是一种等级观念的体现。虽然这种“礼”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尊老爱幼的性格。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国人对尊者的推崇形成一种崇尚权威，卑躬，谦虚的性格，并且特别能自律忍耐。宗法观念使得中国人群体凝集力特强，特别是使家族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在儒家“礼”中，男女有别的观念却使得中国的妇女性格和地位都边缘化。儒家礼教思想对妇女社会活动范围加以限制，女子必须“三从四德”这点也使得妇女对自身男尊女卑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基于上述观念的形成，中国女子的性格普遍比较温和，对男子有一定的依赖感，并且特别注重贞洁。

    儒家“礼”看重学问，人的才识。所以中国人比较注重学问，富于智慧。儒家的文化既是治家文化，也是治国的文化。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一生的政治理想。他在《大学》第一章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一方面把做人的思想、治家的文化与治吏的思想、治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开始，其顺序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另一方面又把“修身”与“致知”联系起来，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即治国者要注意学习，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能修身，修身才能治家，治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也使得中国人讲究修生养性。

    儒家“礼”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伦理的范畴，“礼”使中国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它不仅要求人们要尊敬长辈、老者，爱护幼小，诚实友善，同时还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遵循道德规范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克己复礼”并不是程朱所认为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克制自己的“低下”欲望，使言行合于道德规范，最后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特别能忍让，特别能自律。

论《红楼梦》的性格描述

刘再复

不同人物之间性格的对照可以使彼此之间的性格“区别得更加鲜明”，相互起衬托作用。但中国戏剧中常用的“忠”与“奸”的脸谱化外部对照方式属于审美层次较低的对照方式，是单一化性格之间的外部对照。从文学历史的经验中，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认识，这就是：带有较高审美意义的人物性格的外部对照，应当是《红楼梦》式的对照，对照的双方都应当具备丰富的性格内涵，只有这种对照才是高级的对照方式。

那么这种高级的性格外部对照方式怎样才能实现呢？这里的关键是必须从外转入内，即依赖性格内部的美丑对照和美丑的二重组合。这种性格的二重组合乃是人物性格丰富的内在源泉。它不仅可以使不同性格的人物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互相对映，而且是塑造人物形象获得成功的最根本的美学基础和最重要的美学方式。

同一人物性格内部的正反两极的对照和二重组合，有很多形态。作家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每一种组合形态中发挥自己独特的艺术才能，赋予某种组合形态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同样是悲剧性格因素与喜剧性格因素的二重组合，曹雪芹的王熙凤，契诃夫的小公务员，鲁迅的阿Q，就有很不相同的性格内涵和象征意蕴。典型性格内部的对照，很少只是单纯的一组对照关系，它往往形成多组对照关系，并形成性格内部的对照系统，在这个对照系统中，“杂多”的性格元素，通过一定的中介，分别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统一联系，这就是性格整体中的二重组合单元，这些二重组合单元，在性格内部积极运动，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形成丰富复杂的性格。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性格结构，总是以两极的对立统一为内在机制的性格网络结构。以项羽为例，他的性格就是一个复杂的对照系统。过去有人在分析项羽时，常以“虞兮”之歌为例，说明项羽兼有风云之气和儿女之情，但这只是项羽性格整体中的一个性格组合单元，而且是性格表层的组合单元，并非项羽性格的整体结构。项羽性格整体中还有很多互相交叉的性格组合单元。钱钟书先生汇集《史记》中其他人物对项羽的评价，找出项羽多种性格元素的两极对照，他说：“‘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从心学性理来看，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项羽身上的“妇人之仁”、“屠坑残灭”等性格元素，不是线性的善恶排列，而是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地形成一组一组的“相反相违”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这一组一组的性格元素又围绕项羽的性格核心不断发生交叉组合，从而形成项羽复杂而有序的性格系统。这个性格系统包括善与恶、类与丑、残暴与仁爱、阳刚与阴柔、崇高与鄙俗等多种性格的二重组合单元，而由于两极对照中又有心理中介与感情中介的联系，因而形成犁然有当的性格运动。

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不仅主要人物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次要人物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例如《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具有自己复杂的性格对照系统，而次要人物晴雯、袭人等，也都有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以袭人为例，她既恪守奴才的本分，全心全意地尽奴仆之职，但也流露出对自己“奴才命”的不满。她对主子极其温顺，似有逄迎之嫌，但她又同情刘姥姥，惜老爱贫，似无势利之心。她在奴才中表现得最为规矩、正派，时时告诫着宝玉，但正是她，第一个与宝玉“同领警幻所训之事”。她对宝玉既有“从”也有“爱”，既有奴仆对主子卑微的恭顺，也有青春少女对恋人真实的痴情。袭人性格内里包含着美丑、善恶的对照，这种对照是由很多二重组合单元互相交叉构成的，因此，袭人的性格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袭人的性格塑造与晴雯的性格塑造，都是非常成功的。她们两人形成一种性格对照，让人感到她们的性格虽然清晰，但又不是一览无余，没有人为的对照痕迹。这就因为她们自身的性格是丰富的，其内部也有对照，也有联结，也有统一，深层结构中蕴涵着许多一家独有的内容。这些内容既确定又不确定，既复杂又深邃。这样，她们的性格外部对照，由于自身性格内涵的丰富，而获得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一部作品的形象体系，尽管作家可采取多种对照手段，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物性格内部的对照和组合。

（节选自刘再复《红楼梦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