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

【美】兰斯顿·休斯

    七点整，一辆大型轿车在布克蒂华盛顿旅馆前面停了下来，一个穿制服的白人司机从车里走了出来，向大门走去，打算向服务台询问有没有一位名叫布朗的黑人教授住在这里。其实这位教授正坐在门厅里。

    司机一进来，教授就迎了过去。“是钱得勒先生的汽车吗？”他带点踌躇地问道。“对，先生，”白人司机对这位穿戴整齐、身材矮小的黑人说，“您是布朗博士吗？”“我就是。”教授微笑着稍稍欠身说。司机给布朗博士打开了临街的大门，他们上了车。汽车驶过一条长长的黑人街。坐在轿车里的教授对于黑人区的大街总是呈现同样的低劣的、讨厌的景象感到很遗憾。教授移开了目光不再去看这种又贫穷又邋遢的典型黑人大街的令人不愉快的情景。

    钱得勒一家在中西部和南方都很有势力，是美国巨富之一。现在这位钱得勒先生和他的夫人，就要邀请布郎教授到他们的住宅来吃晚饭。

    教授坐在这辆又宽大又暖和的轿车里，在美丽的林荫大道上迅速地前进，黑人贫民区已经远远地落在他们后面了。

    教授叹了口气，望着汽车外边宽广的草地和好看的住宅，这些住宅里面住的都是白人。过了一会儿，汽车转进一条郊区道路，只见一些吊着常春藤的围墙，修得很整齐的灌木，还有黄杨木等，这些都表明这里不仅仅有住宅，还有庞大的庄园。不久，汽车穿过充满了喷泉和树木的园林，开到了一座像旅馆一样大的私人住宅前。一盏挂在高大门廊上的巨大吊灯，散发出柔和的光线，直照在轿车镀有铬合金的黑色车身上。白人司机跳下车来，恭恭敬敬地为黑人教授把车门打开。男管家领着教授走进一间大客厅。

    这时钱得勒先生和他的夫人走上前来，一一同教授握了手。他们又介绍了另一位将和他们一起进晚餐的客人布尔威克博士。

    “很高兴认识您，”布尔威克博士说，“我跟您一样，也是社会学家。”

    男管家送来一大银壶雪利酒。他们都坐下来，开始有礼貌地谈了起来，布尔威克博士开始问起布朗教授的那本书——《偏见的社会学》，问他认为黑人问题是否能有解决的一天。

    布朗博士亲切地说：“我们是在前进。”这句话是他经常说的，虽然他老是感到自己是在说谎。

    布尔威克博士说：“没有一所为黑人办的大学——虽然这儿的人口有将近百分之四十是黑人。我们又不能把他们当作本校学生收下。这个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太不幸了。”

    “确实，确实。”钱得勒先生说，“但是，等你们黑人有了发展——我们希望他们将来有所发展，我们委员会计划帮助他们发展——那时候他们的系将由像您这样的人来主持。”

    “您说得很对。”布朗博士圆滑地答应着，他想到他们会捐赠一个社会学的讲座，他自己将成为讲座的第一任教授，也许每年可以收入一万元。但是他的脑子里忘不了刚才坐车经过的黑人区大街，满街的肮脏、悲惨景象，还有那热水总是冰冷的只住黑人的旅馆，那个他讲课的黑人教堂，以及其他所有隔离黑人、歧视黑人的待遇——从来就没有对黑人有过平等的待遇！

    “饭已经好了。”男管家说。

    他们站起来，走进餐厅，边喝汤边轻松地交谈。

    “您的《偏见的社会学》，”布尔威克博士说，“在结束处有一段话是我非常赞成的。”

    布朗博士不住地点着他的黑脑袋，心里想的却是有一年一万元的收入，夏天他可以把他的一家带到南美洲去，在那儿他们就可以有三个月的时间不当黑人。

    钱得勒说：“现在我们再谈谈您的学院——大学吧，我相信您称它为大学。要使它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您需要的是？”

    “我们需要”布朗博士说起来了。眼前来了黄金机会，这工作可能变成一年一万元的职位，他本人可以有足够的钱，至少能带领他的一家到南美洲去旅行，在那里他们就可以不当黑人了。“我们需要，钱得勒先生。”

    布朗博士的小学院所需要的东西在钱得勒夫妇的眼里都算不上一回事。布朗博士这种明智的、稳健的提出要求的方式使钱得勒夫妇的慈善心肠大为高兴。在适当的时候布朗博士起身要走了。汽车叫来了，他与布尔威克博士和钱得勒夫妇一一握手。这些白人对布朗博士感到满意，于是他们就鞠躬送别。

（有删改）

更夫阿韩

沈从文

    我们县城里，一般做买卖的，帮闲的，够得上在他姓下加上一个“伯”字的，这证明他是有了什么德行，一般人对他已起了尊敬心。就如道门口那卖红薯的韩伯，做轿行生意的宋伯便是。

    这伯字固然与头发的颜色与胡子的长短很有关系，但若你是平素为人不端，或有点痞，或脾气古板，像卖水的老杨，做包工的老赵，不怕你头发已全白，胡子起了纽纽，他们那些娘女家小孩子，还不是只赶着你背后“烂脚老杨”“赵麻子师傅”那么不客气地叫喊！你既然没有法子强人来叫一声某伯，自然也只好尽他那些人带着不尊敬的鼻音叫那不好听的绰号了。

    在南门土地堂那不需出佃钱的房子住身的阿韩，打更是他的职业。五十来岁的人了，头发不白，下巴也是光秃秃的。但也奇怪，凡是他梆子夜里所响到的几条街，白天他走到那些地方时，却只听见“韩伯，韩伯”那么极亲热的喊叫。他的受人尊视的德行，要说是在打更的职务方面，这话很觉靠不住，他老爱走到城门洞下那卖包谷酒的小摊前去喝一杯。喝了归来，便颠三倒四地睡倒在那土地座下。哪时醒来，哪时就将做枕头的那个梆取出来，比敲木鱼念经那大和尚还不经心，到街上去乱敲一趟。有时二更左右，他便糊里糊涂“乓，乓，乓乓”连打四下；有时刚敲着三下走到道台衙门前时，学吹喇叭的那些号兵便已在辕门前“哒﹣﹣哒﹣﹣”鼓胀着嘴唇练音了。

    这种不知早晚的人，若是别个，谁家还再要他来打更？但大家却知道韩伯的脾气，从没人教训他。最多有个把刻薄点儿的人，笑笑地说一句“老忘晕了的韩伯”罢了。那时，他必昂起头来，看看屋檐角上的阴白色天空，“哦！亮了！倒看不出……”接着只好垂头丧气地扛着他那传家宝慢慢地踱转去睡觉。走过杨喜喜摊子前，若是杨喜喜两口子已开了门，在那里揉面炸油条了，见了他，喜喜屋里人很随意地叫一声“韩伯，喝碗热巴巴的猪血去！”他便不客气地在那脏方桌边一屁股坐了下去。

    他没有像守城的单二哥那样，每月月终可到衙门去领什么饷银。他吃喝的来源，就是靠到他打更走过的各户人家﹣﹣也可说听过他胡乱打更的人家去讨捐。南街这一段虽说没有很多户口，但讨捐来的却已够他每夜喝四两包谷烧的白酒了。他今天这家取点明天那家取点来度日，估计到月底便打了一个圈子。当他来时，你送他两个铜元，他接过手来，口上是“道谢，道谢”，一拐一瘸地走出大门。遇到我们对门张公馆家，一进屋就是几升白米，他口上也还只会说“道谢，道谢”。要钱不论多少，而表示感谢则一例用“道谢”两字。

    我们这一段街上大概是过于接近衙门的缘故吧，别的地方大嚷捉贼的当儿，我们这一节却听不到谁家被盗过一次。有时，我们家晚上忘了关门，他便乓乓地一直敲到我们院子中来，把我们全家从梦中惊醒。“呵呵！太太，少爷，张嫂，你们今夜又忘记闩门了！”这个“又”字，可想而知我们大院子不知他敲着梆进来过几多次了！他的这种喊声起时，把我们一家人都弄得在被单中发笑。这时妈必叫帮我们的张嫂赶紧起来闩大门，或者要我起来做这事。

    “韩伯，来做什么？前几天不是才到这要钱！”顽皮的六弟，老爱同他开玩笑，见他一进门，就拦着他。“不是，不是，不是来讨更钱。太太，今天不知道是哪里跑来一个瘦骨伶精的叫化子，倒在聂同仁铺子前那屠桌下坏掉了。可怜见，肚皮凹下去好深，不知有几天不曾得饭吃了！一脑壳癞子，身上一根纱没有，翻天睡到那里。这少不然也是我们街坊上的事，不得不理，我才来化点钱，好买副匣子殓他抬上山去。可怜，这也是人家儿女！”他每遇到所打更的这一段街上发生了这么一类事情时，便立即把这责任放到自己肩上来，认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洒着走到几家大户人家来化棺木钱；而结实老靠，又从不想在这事上叨一点光，真亏他！

    过年来了。这时的韩伯，他不像别人那么愁眉苦眼摆布不开的样子；也不必为怕讨债人上门，终日躲来躲去。他的愉快程度，简直同一个享福的小孩子一样。走到这家去，几个粑粑；走到那家去，一尾红鱼；而钱呀，米呀，肥的腊肉呀，竟无所不有。他的所费就是进人家大门时提高嗓子喊一声“贺喜”！

    土地堂前照例有陈乡约来贴一副大红对联。那对联左边是“烧酒水酒我不论”，右边便对“公鸡母鸡只要肥”。这对子虽然旧，但还俏皮，加之陈乡约那一笔好颜字，纸又极大，因此过路的无有不注意一下。阿韩虽认不到什么字，但听到别人念那对子多了，也能“烧酒水酒，汾酒苏酒”地读着。他眉花眼笑地念，总觉得这对子有一半是为他而发的。

    这几天的韩伯连他自己都不晓得是一个什么人了。每日里提着一个罐子，放些鱼肉，一拐一瘸地颠到城头上去找单二哥对喝。喝得个晕晕沉沉，又踉跄颠簸着归来。遇到过于高兴，不忍遏止自己兴头时，也会用指头轻轻地敲着又可当枕头又是家业的竹梆，唱两句“沙陀国老英雄”。这半月来韩伯也不要什么人准可，便正式停了十多天工。

1926年5月4日作于窄而霉小斋

（选自《沈从文作品集•第八卷》，有删改。）

狩猎

师陀

    孟安卿有满腔壮志，年轻时候是个大空想家。在刚刚过了二十岁的那一年上，突然离开祖辈世居的果园城——他出发了，开始了生活上的大狩猎。

    果园城里他的姨表妹，气恼加上悲痛，为他哭了，甚至为这个狠心人病了。“你没良心。走就走吧，谁拦着你了？可是总该、总该……”伤心的把脸埋在枕头上，她在床上想。

    朱太太——那个姨母，“为他难过呢！什么好东西？……像他这种人，我们挤上眼也找得来！”

    她光火有充分理由。两个小儿女在她眼中长大，正像两棵花儿。所有看见过他们的人早就自然的把他们当做夫妇，全以为他们终有一天要结婚的，在这长久的期待中，她在他们身上耗的苦心多么多，寄的希望多么大！一阵狂风，所有的美梦给吹散了。说真话，她流的眼泪比她的女儿更多。看看她的女儿——这个生了长长的黑脸蛋的美貌小姐，她的两只大眼看人时候从下面滚上去，像在人家心上打闪；破颜一笑，小鼻子鼓动得多逗人爱；常常，她常常稳重的坐着，眉整起来，严密的闭着的嘴唇稍微向外突出，就像顽固的小花骨朵。从这种特别表情，谁都能看出她有性格，有主见。她的样子仿佛说：“你瞧我多有本事？我准备好了，我在等待着了。”她显著的倾向实际方面，最后两年母亲几乎把家务全交给她，很快就练成了能手。她比母亲处治的更有条理。

    可惜正为她处治的更有条理，孟安卿想起这是个爱用秤杆子教育姑娘，专门出产能干老婆的城市，幻梦才深深受了伤。并不是他不爱她了；恰恰因为他仍旧爱她，她的每一个小动作仍旧能牵动他的神魂——那么他怎么能忍受这种打击？怎么能眼看着他的幻象破碎，看着他的偶像跃倒下来，将来看着她专门争斤论两，计算柴米和油盐哪？

    孟安卿离开果园城十二年，没有给过果园城消息。年轻人全有这种气度，青春跟雄心支持着他，幻象在他前面，他勇往直前，从不动摇。最后他成了个肖像兼风景画家，他大狩猎的结果。

    但是最初的兴奋——由工作顺手激起的兴奋和快乐过去之后，孟安卿的心里渐渐空虚，终于成了一片荒凉，出其不意，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回果园城来了。

    他在车站下面的旅馆里订了个房间，在里头关两小时，仔细的从鬓角上拔掉几根白头发，随后他走出来，一直上了河堤。

    郊野上好风光，天色澄蓝，阳光充沛的照耀着新犁起的田地、树林和大路，仿佛向人报告好运。而鸟儿在柳树上鸣唱着，在堤岸旁边，孟安卿没有想到，它们看见他惊骇的飞开了——过去他跟它们那么亲密过的，现在它们不认识他了！

    接着他进城，在果园里，春天他曾陪同姨表妹去掐花，夏天他们曾游玩过的，现在果树大半都衰老卷秃了，有的且被砍伐代以新的小树了。最后他走上市街，在街上，仍旧是尘土，仍旧是狗和猪。“看起来只有这里没有变动，”他心里想。面坊的磨子响着，脚踏箩的撞击声一直传到外边。药铺里的舂药声仍旧是老调子，叮咚叮当，药臼的鸣声活泼而又清脆。

    终于他站在那个一直深埋在记念中的门前，手按在门环上，他迟疑不决，既然已经回来，既然不久就要看见想念的人，何不把这种好心情多保存一会儿？

    一个熟人凑巧解救了他。正在这时候，一个卖纸烟的凑巧从那边走过来。

    “卖香烟的！”他走过去。

    卖纸烟的原先卖梨糕，他自己小时候是个买零食的好主顾。

    “你不卖梨糕了？”

    “不，不卖了。现在没有人做了。”卖纸烟的惊异地看着他。

    “你可知道朱太太还住在这里？”

    卖纸烟的说她仍旧住在老地方，压根儿就没有搬过。

    “那么——”孟安卿的心跳起来，气色变了，脸红了。他本来想问另外一个女人，朱太太的女儿，他的姨表妹，忽然他改了口。

    “那么，这城里有个孟安卿，你认识吗？”

    “不，不认识。”他说他根本不相信有这个人，他以为只是爱开玩笑的捏造来骗人的传说。

    一阵失望压倒了孟安卿，突然间他感到兴亡变迁，时间加到人身上的变化。他想起他在旅馆里拔掉的白头发，他的终于无可遮掩的皱纹。现在果园城人更进一步告诉他，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他这么个人，只在人家的笑谈中才存在了。孟安卿毫不动弹的站着，脚踏箩药臼照样响着，——其实连它们也变动过了；狗和猪从旁边走过去，他也不再感到亲切了。他向空中愣好半天，最后，看见卖纸烟的还等着他，他搭讪着买了一包。

    他没有再询问他的姨表妹。他珍重的将在果园城买的香烟塞进口袋，然后向车站那边走去，火车在等候他，一切旅馆和按月出租的房子都在等候他。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选自《果园城记》，有删改）

林掌柜

贾大山

    林掌柜的“义和鞋庄”不大，只有两间作坊，两间门市。门市柜台上，除了放着算盘、笔砚、账簿，还放着一把特制的小巧玲珑的铡刀。据说，只要顾客问一声：“掌柜的，鞋底里面，垫的是纸是布呀？”林掌柜便微微一笑，一手接过鞋，一手抬起小铡刀，咔嚓一声，把鞋铡作两截，送到顾客眼皮底下看——林掌柜又叫“铡刀林”。可是，在我的记忆里，那把小铡刀从来没有用过，只是那么放着，并且总是擦得明晃晃的。

    一天，我正骑着石头狮子玩耍，杨跛子过来了，一跛一跛地走到林掌柜的柜台前面，说：“买鞋！”

    那天顾客不少，林掌柜见他来了，赶忙拿出几双鞋，让他挑选。他拿起一双鞋，朝柜台上一扔：“铡一双看看！”

    林掌柜望着他，笑而不语。

    “不敢铡？”

    “敢铡。”

    “不敢铡就不是好货！”

    “这么着吧，爷们儿！”林掌柜拿起那双鞋，一面用纸包着，一面笑着说：“这双鞋，拿去穿，钱，不忙给；鞋底磨通了，鞋帮穿烂了，好货赖货一看便知。”话儿也柔和，手儿也利落，话说完了，鞋也包好了，朝他怀里轻轻一扔，“别客气爷们儿，拿着，穿坏了再来拿！”

    杨跛子真的不客气，白白拿走一双鞋！顾客们都很气愤，林掌柜却依然笑着，说：“只当铡了一双。”

    父亲和林掌柜是至交。遇到下雪下雨的天气，或是生意不忙的时候，林掌柜便来我家杂货铺子里闲坐。两人到了一起，就要喝一点酒，“老哥，喝点儿？”“喝点儿，老哥。”他们到里间屋里，在炕上放个小桌，对面坐了，慢慢地喝。——我家卖酒，也卖松花、咸蒜、豆瓣酱。每次分别的时候，两人总要互相奉承一句：

    “我最馋你的豆瓣酱。”

    “我最服你的小铡刀。”

    我也深深喜爱林掌柜的小铡刀。有一次，他们喝着酒，我问：

    “林大叔，你那小铡刀快不快呀？”

    “快呀，飞快飞快。”

    “一年铡多少鞋？”

    “早先铡一些，后来就不铡了。”

    “既然不铡了，要它干什么？”

    “放着。”父亲说，“世界上有些东西，一定得有，用到不用的时候，便是用好了。”

    林掌柜乐了，举起酒杯说：“知我者，老哥也！”

    他们每次喝酒，总是这么快活。

    那年腊月的一天，天很晚了，父亲站在货架子前面，正自盘算什么，林掌柜把门一推，头上顶着几片雪花进来了。父亲说：“你也没睡？”

    “睡了，又起来了。”林掌柜结着扣子说，“我想喝两盅。”

    林掌柜自己下手，弄了一碟韭菜花儿，弄了一碟豆瓣酱，然后从酒坛里舀了一小壶酒，说是一醉方休——林掌柜心地坦和，总是那么快乐。

    可是，他刚抿了一口酒，突然皱起眉头：“酒里掺水了？”

    “没有。”父亲一愣。

    他又抿了一口，红着脸嚷起来：“掺水了，肯定是掺水了！”

    父亲尝了一口，脸也红了，急得拍着桌子说：“咦，这就奇了！老地方进的酒呀！”

    “最近，谁来打过酒？”

    “昨天，前天……杨跛子！”

    “披一件破大袄？”

    “披一件破大袄！”

    “要赊账？”

    “要赊账！——三斤的瓶子灌满了，提下柜台，才说要赊账。我说不赊账，他就不打了……”

    “酒呢？”

    “我又倒回去了！”

    “坏了！”林掌柜仰起脖子，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没了声音没了眼睛。他说，杨跛子打酒，惯用此法：他的破大袄里另外藏着一只瓶子，里面装满凉水……

    父亲听了，也被气笑了：“你说，这半坛酒……”

    “洒了！”

    “洒了？”

    “再卖倒字号。”

    “半坛酒，总有七八斤呀……”

    “不喝了，睡觉！”林掌柜好像生气了，起身要走，父亲赶忙拦住他：“怎么了，老哥？”

    “人也有字号！”

    我赶紧开开门，抱起酒坛子，把“酒”洒到街里去了。林掌柜拍着我的头顶笑了笑，说：“这小子长大了做买卖能发财。”我要去给他们打好酒，他说不用了，父亲也说不用了，催我去睡觉。

    我不想睡觉，看他们喝酒，听他们说话。鸡叫头遍了，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最后三举杯：头杯酒，三十年打早抹黑，苦巴苦干，两家都有吃有穿，没饿着没冻着，喝了；二杯酒，两家相识相知，老不哄少不欺，谁也没有做过亏心的买卖，喝了；最后一杯没有喝，他们把酒洒在地上，敬了天地财神，算盘和秤，还有那把小铡刀。

（有删改）

在警报声里

郁达夫

    一阵紧急警报声过去了，街面上就传来了一阵人力跑车滚动的声音、店铺上排门的声音和人们奔跑的声音，静默到五六分钟，飞机嗡嗡嗡的声音就来了，接着就是轰隆轰隆地连续的炸弹声。

    静候上五分钟十分钟的时候，老百姓不必等警报解除的钟声再响，就会从防空壕疏散地走回来。被轰炸的次数愈多，逃飞机的经验也愈足，习以为常，就觉得敌机的施虐也并不足怕。

    那一天中午，我们仍在紧急警报芫中继续吃我们的饭，谈我们的天。只是当炸弹连续在响的中间，话听不清楚了，大家就只能停止说话。我们看见屋顶上震落了一串灰来，掉入了菜碗，一碗汤面起了细微圆致的波纹，几只碗因震动之故而互碰了几下。

    那一天同我们吃饭的有一位是池峰城师长，也就是那位在台儿庄打胜仗的英雄。他的喉咙是哑的，原因是打仗时有一颗子弹伤了他的颈项，穿破了他的声带。他的长方形面孔，不短不长的结实的身体，和他的稳重安详的沙喉咙正能够相配，他在警报声里笑着谈着。

    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台儿庄的一役。

    台儿庄，本来是一个只有二三百人家的在陇海支线上的小镇。那一天，将近半夜的时候，池师长底下的两位团长，因为士兵牺牲得太厉害，他们到师部来请教师长，但池师长是已经受了总指挥的命令的，他对团长说：“你们若在上峰没有退却命令之前而想退却的话，请先来把我杀死！”团长回去了，同时又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招募军中敢死队。

    应募的四十七位义士渡过运河，沿铁道线向西北迂回出发之后，东面的运河边上，忽然从寒水里爬上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乡下的农妇。她的衣服被河水浸透了，但两眼炯炯，泪珠亦干了，包得紧紧的一张嘴，显示出了她必死的决心。当被带到师部的时候，她就连叫着说：“你们的炮打得不准，你们的炮打得不准。”据她的报告，敌人已从东北面进到了庄的东头的泰山行宫东头庙里了，现在正在挖掘战壕。池师长令救护队把她送去了后方后，就依她的话，下令改短了大炮的射程，果然爆炸声和火光将这农妇的报告证实了。

    “这真是我们的圣女，大克了，我们要恭祝她的健康！”“还有那四十七位敢死的义士呢？”我们同志中间的一位盛成先生，就举起了他那只小小的高粱酒杯。

    我干了一口高粱酒后，急切地想知道他们几位的命运。

    “他们么？”池师长又张着沙喉说，“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这四十七位义士，在麦田里绕道的中间，就解决了一小队敌人右翼的哨兵敌人在黎明之前，开始退却了，但是我们的四十七位义士，也牺牲了四十五位一还有两位负着重伤的义士，于那一日午后在被担架抬回来的路上，忽而清醒了一下。他们问起了台儿庄有没有被克服；问起了同道出发的其他的各位义士。得知实情后，他们先发出了一次胜利的欢呼，后来又忽而叫出了一声痛楚，随后就默默地不响了。但等到渡过运河，将要把他们从担架转移上救伤列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各伸出了手，互相紧捏着，把身体向侧面空地里跳跃了下去。大家忙抢着仍复抬起了他们。其中的一位，在列车上就殉了义；还有一位，被列车送到了徐州战地医院后三日，也一道去了。本来常带笑容的池师长，讲到了最后，面部也显出了一种阴戚的表情，那一口沙喉咙，似也低灭了些。

    正在大家沉默了一下的当中，忽而十字路口的那一座警报钟又响了起来；我们大家就从座位里跳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句愤怒的咒词，并且大声地说：

    “复仇！”

    “复仇！”

（有删改）

1987年的一头牛

陈振林

    1987年暑假一过完，我就要上初中三年级了。大我三岁的姐姐，将进入高三年级。

    但是，这个暑假不好过，似乎天上总有乌云，好像就要下起暴雨。我和我姐上学的费用没有着落，这件事困扰着我们一家人。

    父亲和母亲跑了好几家亲戚，想方设法去借钱但都白跑了。亲戚和我们一样，手头上也没有多余的钱。

    姐姐发话说她不想读书了，听她一说，我也不想读书了。家中有两个孩子读中学，仅有的一点钱也会让孩子掏空的。

    爷爷躺在他那张旧床上，不停地咳嗽着，吐出一口又一口浓痰。他不肯上医院拿药，更不用说住院治疗了。他怕用钱。

    晚上，父亲不停地抽着烟。那烟头，一明一灭在黑夜里像夜空里飞机上闪烁的灯。可是，飞机是有航向的，我们的学费在哪儿呢？

    “还有小牯子啊！”不知什么时候，爷爷坐在了父亲面前的木凳上，发出了声音。

    小牯子是我们家中唯一的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牯子，是对公牛的一种叫法。

    父亲用力地扔掉手中的烟头，没有出声。他知道，眼下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卖掉家中的这头牛了。

    这头牛在我们家中已经五年多了。小牯子的力气很大，下田犁地的时候，总是任劳任怨。每天放学，我就去放牛，我和小牯子成了好伙伴它会低下头，让我踩了它的两只牛角，骑上它的牛背。在牛背上，我可以看书，可以背诵课文，也可以吹奏口琴。夕阳西下时，我们慢慢地回到家中。

    爷爷又用力地咳嗽了一阵子，对父亲说“两个孩子不读书是不行的。我前天就出去联系了买家是清水村的吴老大，他还看了牛的，我们说好了730元的价钱，明天你就将牛送去吧，一手交牛，一手拿钱。”

    父亲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但父亲第二天并没有将小牯子送去十多里外的清水村。我也不去问，仍然每天傍晚牵着小牯子，将它牵向青草丰盛的田埂，让它饱餐。我看着小牯子，小牯子也睁着大眼睛看着我。

    和小牯子分别的这一天还是到来了。等到开学的前一天，天还没有亮，父亲就一个人牵着小牯子上路了。中午的时候，父亲就回到了家。他的手中，捏着一沓十元一张的“大团结”。

    第二天，9月1日，是开学的日子，我和姐姐拿着钱去了学校。父亲做爷爷的思想工作，想让爷爷去住院治疗，被爷爷拒绝了，父亲只好在医院帮他带回了几包中药。

    几天之后，是个星期天。我回到家中，突然，我看见了个熟悉的身影，从我家门前的田埂上走来。是小牯子，拴在它鼻子上的铁环不见了，鼻子上隐约有些血迹。它慢慢地走着，像以前我每天牵着它回来时一样。我高兴地跑着告诉家里人说“我们的小牯子真聪明，它回来了！

    “小牯子真乖，它找得到回家的路呢。”姐姐也很开心地说。

    “难怪，昨天在学校里，我在心中念叨着我家的小牯子，担心它在清水村生活不习惯，今天它就回来了。”我说着，几乎要跳起来了。

    一旁的邻居铁成哥也替我们高兴：“哎呀，这个小牯子真好，将它卖了它也能回来，你们家这回赚了呢。”

    爷爷从病床上起了身，让我叫来了父亲。父亲见了小牯子，也有些惊喜。

    “你，把小牯子给人家吴老大送回去。”爷爷对父亲说。

    我和姐姐的开心劲头顿时全没了。

    父亲找来一根牛缰绳将小牯子拴住，然后牵着它准备上路。谁知，小牯子却停下了脚步，立在我们家门口一动也不动。父亲越是向前拉，小牯子越是向后退，爷爷捡了根树枝，抽打小牯子，想让它挪动脚步。可是，它宁愿挨打也不挪动。

    爷爷也知道这小牯子的脾性，它是不会动的。

    “这样吧，你，和我一起去清水村找吴老大”爷爷对父亲说，“牛回来了，人家肯定心里急呢，还有，将前天没有花完的钱带上。”

    那晚，父亲和爷爷回来时已是半夜。父亲坐在灯下，我问父亲小牯子的事怎么处理的。父亲说：“我们还没有花完的110元还给了人家，你爷爷让我给清水村的吴老大另写了张620元的欠条，吴老大在家整了好大一桌子菜给我们吃呢。”爷爷咳嗽得更厉害了。

    “那我们以后还将小牯子卖给他们家吗？”我又问。

    父亲没有回答。

    从那时开始，我们家更加省吃俭用。两年之后的一个下午，父亲喝了点酒，脸红红的，他将一张620元的欠条拿给我和姐姐看：“你们看看这就是两年前我写给吴老大的那张欠条，今儿个，再不用提将小牯子卖给他的事了。”

    已经读了大学的姐姐问了父亲一句：“这两年，怎么也没见清水村的吴老大来向我们讨账呢？”我也不明白，620元，不是个小数目，那个吴老大就不担心我们赖账吗？

    我望了望我们家门前柳树下的小牯子，笑了。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