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灵魂

①贝多芬——世界上无数的人被他的音乐所感动，所震撼，不仅仅是他的音乐，还有他的高贵的灵魂。

②贝多芬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有如《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然而白日的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1810年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即使快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狂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和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贝多芬1810年5月2日《致韦格勒书》中有言：“噢，人生多美，但我是永远受着毒害……”黄昏来临，雷雨也随着酝酿。尔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把黑夜染成乌黑，夹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乐》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被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③罗曼•罗兰曾这样赞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相媲美？波拿巴的哪一次战役、奥斯特利茨娜哪一天的阳光达到了这种超凡努力的光荣？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一个贫困、残疾、孤独、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他欢乐的人，竟创了欢乐带给人间！正像他用一句豪言壮语所说的那样，他在以自己的苦难铸就欢乐。在那句豪言壮语中，浓缩了他的人生，并成为一切勇敢的心灵的箴言：用苦痛换来欢乐。”

④一心向善，自由高于一切，就是面对御座，也决不背叛真理。贝多芬说：“君王们和亲王们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他们可以给后者以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无法造就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歌德，这位德国伟大的诗人、思想家，也是受人们爱戴的。但是他比贝多芬高贵的灵魂却显得逊色。贝多芬曾讲述他与歌德一起散步的情景：“在归来的路上，我们遇见全体贵族。我们老远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撒开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我就是未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压得很低，扣上外套上的钮扣，倒背着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我觉很好玩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立于路边，低低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贝多芬毫不留情地把歌德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对此歌德耿耿于怀，永远不原谅贝多芬了。

⑤18世纪末的维也纳是音乐气氛最浓的城市，当时在显赫贵族的客厅里，音乐表演成了一件高尚和时髦的事，所以贝多芬也就经常处在贵族及头面人物的包围之中。可他总是高高昂起他那狮子般的大头颅，从不献媚于任何人，显得比贵族还要高贵。

⑥有一次，在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正是侵占了维也纳的拿破仑军官。当时贝多芬正住在公爵的庄园里，公爵便请求贝多芬为他们演奏一曲。贝多芬绝不愿为侵略者演奏，断然拒绝，猛地推开客厅大门，在倾盆大雨中愤然离去……回到住处，他把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给他的胸像摔个粉碎，并写了封信：“公爵，你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出生，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⑦是的，一个人是出身贵族还是平民，不是自己决定的。但是一个人是选择高贵还是低贱，却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诚如贝多芬所言，由于偶然的出身，世界上有无数的公爵，而历史无情，这些曾显赫一时的公爵一个个都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贝多芬没有高贵的出身，却有不朽的作品、高贵的灵魂，在人们心中铸起一座丰碑。         

（本文有删节改动）

麦客

王少东

    ①每年阳历六月前后，麦亮如灯，候鸟一般的麦客从甘肃、宁夏甚至渭北山窝里飞到《史记》中称为“天府之国”的八百里秦川。早期，麦客们打着防蛇蝎的绑腿，徒步数百里甚至上千里。后来扒火车，坐汽车。他们少则两三人，多则数十人，有的兄弟同行，有的父子上阵，还有的夫妻相伴。他们常头戴草帽，一只肩上挂着装满被褥、干粮及刀具的化肥袋，一只肩上挂着镰架，加之衣衫褴褛，如同难民。没活的时候，他们随意躺在街边，抑或靠着墙壁，东倒西歪，仿若醉汉。夜幕降临，他们在冰冷的石阶或水泥地上，和衣而卧，酣然大睡。走进麦田，他们腰如弓背，一手攥着麦束，一手甩起镰刀，娴熟地将大地精华的麦子响亮地砍倒，结扎成捆。

    ②这就是麦客，一群职业养蜂人一样的人，追逐着花期一样的麦田，付出辛劳，采撷收获。

    ③说是麦客，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客人，客是关中人对外乡人的尊称。关于麦客的称谓，西府宝鸡有些方叫“麦胡钐”，“钐”有抡开镰刀大片地割之意，更显生动形象。而对外出割麦，他们自称为赶场或撵场，易地待雇叫转场。

    ④殷谦在《心灵真经》里谈到，大约关中人也走了西口，庄稼地里缺少劳动力，麦子熟了就要及时收割，那时就有人成群结队赶去收麦子，是为了赚些补贴家用的钱，久而久之，就有了专门以此为职业的人，这就是麦客。

    ⑤关于麦客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清时一些地方志。有确切记载当属乾嘉时期诗人李兆甲的《麦客子歌》：“君不见俗称麦客子，田如太虚宽腰镰。先刈秦云卷，肩担远挑陇月残。一身亲收几万顷，饭饱与己尽无干。吁嗟乎，躬收几万顷，一饱尽无干！”官至云贵总督的吴振棫在《麦客行》中谈道：“客十九籍甘肃，麦将熟，结队而至，肩一袱、手一镰，佣为人刈麦。处同州而西安，而凤翔、汉中，遂取道阶成而归。岁既久，至者益众，官吏惧有意外之扰，颇逻察之，不能禁也。秦人呼为‘麦客’！”数百年前，已有人将麦客置入视野，彰显了人文主义情怀。

    ⑥割麦是个体力话，日光逼人的天气里，麦客要反复地弯腰、甩镰、结扎、立束 ， 极易倦怠又极其辛苦。

    ⑦我家曾多次雇佣过麦客。在我八九岁时，家里雇了两位来自甘肃正宁的麦客，依稀地记得，烈日下，他们挂着润湿的毛巾，挥汗如雨，令我深切地感受到“辛苦”二字。十二三岁那年，祖父又雇了两个女麦客，身体单薄，起初我小觑了她们，没想到巾帼不让须眉。

    ⑧祖父在世时，也曾当过麦客。十八岁，他与几位发小徒步六十多公里到武功县割麦。酷暑中，他一天甚至割过近四亩（可能长势不好，很少有人相信）。提起这件事，他大有好汉仍提当年勇的骄傲。

    ⑨食粮紧张时，割麦不是为了挣钱，用麦客的话来讲：“挣钱不挣钱，混个肚儿圆——逛世界哩！”其实“逛”是自我安慰的说法，“就是下苦人”——麦客常说的这句话饱含了无奈与辛酸。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割麦便成了赚钱的重要手段，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例，如果二三十天挣个五六百元，就可以解决孩子的学费问题。

    ⑩岁月不待麦客，上世纪下叶，素有“铁麦客”之称的收割机较少，麦客尽可以与之分庭抗礼。但进入本世纪，由于收割机的普及，退耕还林的推进，麦客像日益绝种的珍禽，只有麦子伏倒、套种、回不开车头、车轮上不去的地方依然隐约地晃动着麦客稀疏的身影，这也正如《舌尖上的中国》所说的——如今手工割麦毫无优势，狭窄的山坡地是最后的阵地。

    ⑪拍摄《麦客》而闻名的摄影家侯登科说：“麦客是带有历史性的，且带有所谓的后现代性。他们本身很快消亡，是壮烈的，不仅仅是惨淡。”

    ⑫随着社会的变革，麦客终将淡出历史。但不该忘记的是，这些人曾经用双手刈割了一个时代的饥饿与贫穷，昭示了对命运的抗争！

（选自《散文选刊》2016年第4期）

围墙

陆文夫

    昨夜一场风雨，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这围墙要倒，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它至少百年了，几经倒塌，几经修补。历次的修补都不彻底，三十多米长的围墙高低不平，弯腰凸肚，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何况一场风雨！

    早晨，开碰头会。“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吴所长用圆珠笔敲敲桌面：“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古典派”黄达泉接茬儿了：“围墙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富有装饰意味，它对形成建筑群落的风格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现代派”朱舟把茶杯一放，“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造得高大牢固。”两派之外的何如锦开口了：“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塌下来的再垒上去，这在围墙的历史上是有例可循的。”

    “我想问一下，这围墙到底怎么修啊！”这是行政科的马而立。

    这个三十七岁、非常干练的办事员，却有着一张不那么令人放心的娃娃脸。某些人见到他就疑虑：整天衣冠楚楚，活儿没有少干，身上却不见泥污，这就形迹可疑。如果整天穿工作服、劳动鞋在人前走来走去，那就另有一种效果：“这人老成持重，艰苦朴素。”稳妥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这马而立却灵活得像自行车的轮盘，一拨便能飞转。

    “到底怎么修嘛，我提出了原则，同志们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就看你的了。”吴所长拍拍马而立的肩膀，“好好干！”

    一支烟还没有抽完，马而立已登起自行车直奔房屋修建站……

    星期六晚上，设计所门前拉起了临时电线，四只两百兆的灯泡把马路照得灼亮。砖瓦、石灰、琉璃砖装过来；垃圾、碎砖运出去。星期天清早开始砌墙。马而立忙得飞起，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有时还飞车直奔杂货店。电灯直亮到夜间十一点。

    夜色中看这堵修好的围墙，颇有诗意。白墙，黑瓦，宝蓝色的漏窗泛出晶莹的光辉。树枝摇曳，灯光闪烁，好像童话般的世界深藏在围墙的里面。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主建筑的黑色屋顶翘在夜空里，围墙带着和主建筑相似的风格进入了整体结构。附近的马路也变样了，好像是到了什么风景区的入口。

    马而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完美的一件大事！他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睡了下去。这一觉睡得很沉。

    星期一早晨，上班的人们被突兀而起的围墙惊呆了，虽然人人都希望围墙赶快修好，如今却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工程是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加一尺，明天高五寸，人来人往，满地乱砖泥水，工程结束时人们会跟着舒口气。如今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不习惯，太扎眼。谁都看得出，这围墙比原来的好，可有些人左看右看，总觉得有点“那个”，吴所长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像在想象之外。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哎，没想到马而立的手脚这么快！”

    被征求过意见的人很不满，觉得这围墙吸收正确的意见太少！他们指指点点：“这围墙不中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缠绿围巾，这打扮是哪个朝代的？”“是呀，围墙是墙，造个大屋顶干什么呢？”“太单调啦，应当在中间造两个方如意！”“两头应该造尖角，翘翘的。”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点找了出来，他们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

    “马而立”，吴所长叫人了。“洪老头，你看见马而立上班没？”有人嚷嚷着帮忙找了，要对这个罪魁祸首当场质疑。

    看门的洪老头火气很大：“别鬼叫鬼喊的啦，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洪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儿很反感，“人家马不停蹄，衣服都和上泥水和汗了，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说这围墙很好看。”

    马而立揉着眼睛爬起来了，朦朦胧胧挨了一顿批……

    冬天，设计所召开建筑学年会，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都赞不绝口。会议上专家们以围墙为话题：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和原有建筑物的风格统一。

    设计所的到会者喜出望外，想不到金凤凰出在鸡窝里！吴所长说：“这主要是指导思想明确，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各派代表人物也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贡献。

    马而立没权参会，只是在围墙门口进进出出，忙得飞起。不知道他又从什么地方弄来四只熊熊的炭火盆，使得房间里温暖如春，人人舒展。（有删改）

怪人宁财神

    宁财神的乐天知命

    宁财神喜欢将自己的成名归结为运气。在接受凤凰网访谈时，他说，“我相信宿命，对未知的事情有点恐惧，我觉得还是好的。”

    宁财神本名陈万宁，1975年出生。

    宁财神早已成名。上世纪末，他与李寻欢(原名路金波)、邢育森被誉为“中国网络文学三驾马车”，是中国第一代网络写手。“那个时候很多媒体关注，做活动、采访，但很快会消失掉。”

    2006年1月，《武林外传》在央视热播，编剧宁财神再次为众人瞩目。伴随《武林外传》而来的诸多掌声，宁财神这次看得更为坦然，“别说我，就科波拉起起落落都多少年。我觉得所有闪光灯都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不彻底搞清楚，人会崩溃。”

    一路幸福走来

    金融学毕业的宁财神曾从事过期货工作，而后多次转行。他说“选择职业什么的，基本上是以兴趣为准，喜欢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即使谈起最困难的经历，宁财神依然描述得很轻松，“我没钱，但是我有很多时间想未来要干什么，至少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醒来后就把手头的CD摆摊卖两张，然后放放风筝，到胡同转一转，拍拍照片”。

    “我们每天清醒的时间大概15个小时，其中至少10个小时在工作，如果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不高兴的了。”宁财神说。

    写作不仅给宁财神快乐，还为他带来一位老婆。宁财神与老婆程娇娥相识是因为《都市男女》，宁财神对喜欢该剧的程娇娥说：“那是我写的。”在创作《武林外传》过程中，“每次写完一部分，我就先给她看。如果她笑了，我就通过，如果她不笑，那我就推翻重写。”宁财神曾说，“没有老婆，便没有《武林外传》．”

    婚姻让宁财神变得更为成熟。“原来只需要为自己负责，现在需要为全家人负责。”作品也随之有了生活的影子，“一旦价值观改变，写的东西也会变，至少剧中人对人生、婚姻、爱情的态度会跟着变。”

    宁财神的梦想就是“一直维持现状”。

    做自己

    宁财神不喜欢频频在电视上露面，甚至一直有意回避这一点，害怕被更多的人认出。“我基本上很明智，很少上电视，光是照片或者平面媒体，一般没问题，别人随时就忘，除非是戏的宣传，才可能上电视，但也不会做全程，可能就是稍微露个头。上电视多了，其实是受伤害的。”

    在宁财神看来，名利基本上会消失，所以他更愿意做属于自己的东西。“名誉是别人给的，他能给你，也会迅速拿走。”

    “哪天写不动，就转行。”宁财神说。

    作为一个有213万粉丝的博主，宁财神称并不想迎合别人。他的理由是，“每个人都是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如果迎合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也就是迎合别人了。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区别，都得喝毒牛奶，受各种苦楚，每个人境遇一模一样，没有谁比谁更好。”

    即使对成为别人偶像他也抱有一定的审慎。他认为偶像就是别人指望你来做出榜样，指望你挥斥方遒，而宁财神更愿意“在车往前开的时候，推一把，但是要自己去开车，算了，有很多责任，第一没有那个能力，第二负不起那个责任。”

    宁财神说自己并不算特立独行，“很随大流。所有人都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有个性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有个性，都差不多。”

    记者：王朔算是你的偶像吗？

    宁财神：偶像，当然是偶像。

    记者：为什么那么喜欢他？

    宁财神：王朔这人很豁达，很尖锐，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只不过大家有时被他的文字迷惑，觉得他玩世不恭，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他在20年前写的文章中就基本全说透了。

    记者：你会向他学习哪些方面？

    宁财神：我觉得学不来。学他的语感可以，也能模仿得比较像，但智慧是自己对生活的反思和看法，能看多深，是靠自己的分析和思考，模仿不了。智慧是一个宝贵的东西，无法复制，而且很难传授。自己的感悟就是智慧，传给别人，别人拿到的只是经验而已。

    记者：他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宁财神：可能潜移默化改变了我看人和看事的态度，有很多，一言难尽。跟他接触，或者看他的文章，至少内心深处知道自己要做个正经人。

    记者：你心中的“正经人”应该是什么样？

    宁财神：正经做事，正经对人。尽可能做到对周围的人公平、仗义，尽可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认真做自己的事情。

    记者：王朔曾不愿意看你的剧本，这件事有没有影响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宁财神：为什么会影响？不好就是不好。每个作者都有自尊，都心虚，就算马尔克斯，年轻时写得不好他也毛，谁能一下子就知道自己写得好。

——摘自“凤凰网”

路灯和我们的街

（土耳其）阿古兹·涅辛

    我们街上的邻居对于四年举行一次的参议员选举觉得很不理解，而且怨声载道。您别以为我们有自己的参议员，能替我们做主，哪有这样的好事？……也别以为我们能从自己街坊里选出一个参议员。那是白日做梦！参议员们根本不到我们这条街上来，要是真有一位信步走来了，那么他一定出不去。汽车从来不从我们这条街经过，电车不通，大车也不来，就连骡子也过不去。

    您可别一高兴就路过我们的街——保管连您的怀表也会停住。一个文明人在这个大城市里见到这样的街道，他的大脑准会出现故障。

    可是我们却整天在这条骡子也过不去的街上来来往往。大姑娘们拖着木屐吧嗒吧嗒地走着，光脚丫的孩子们在噼啪噼啪地瞎闹。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住在这条街上，能不走这条路吗？

    可是我们街上的居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要管起国家大事来了！他们居然不满意四年选举一次！

     “哎，你们都是什么人哪？你们知道什么是选举吗？你们懂得参议员是怎样的人吗？”我这样劝解他们、可是白费劲。他们哪能懂得这些？他们自作聪明，而且根本不想明白一点道理。这也难怪：他们每天来往的这条街道是连骡子也过不去的呢。

     “那好吧，既然不赞成四年选举一次，那么八年选举一次怎么样？”我对他们说。

     “不，选举次数要多些！”他们回答说。

     “两年选举一次吗？”

     “不，老兄！要每天晚上天一黑就来一次选举。”

     “哎——敢情是咱们的街坊都疯了。”我叹了一口气。

    我们这条街也真怪，每个居民都欠着一身债。这里房东在撵房客，那里的债主把门捶得震天响。门板上横七竖八地刻满了道道儿，因此送牛奶的，卖水的和面包铺掌柜的都没法再用小刀或铅笔在上面做记号了，小商贩在主顾家的门上用刀或铅笔画道，作为欠账未付之记号。我们天还没亮就起身，然后一直到中午都在为生活而奋斗：又是还债啦，又是收账啦，闹得不亦乐乎．从中午到第三次祷告，是母亲揍孩子的时间，过了这段时间直到天黑，就是孩子你打我、我打你的时间了。在一片搬嘴弄舌、说长道短的气氛中，夹杂着煎大葱的气味。在这个时候，妇女们也不忘彼此相骂。而从晚上一直到天亮，她们就一直和自己的男人吵架。

    据说咱们这个地球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街上的战争并没有停止。

    总之一句话：我们街上的居民被这些所有使人忧伤、悲伤、烦恼的事弄得疯疯癫癫了。

     “我说各位街坊，像选举这样的大事能每夜来一次吗？”我想说服他们。

    不料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这里面另有文章。我们街角上有一座路灯。不瞒您说，这座路灯是有名无实的：它既没有玻璃，也没有灯罩，也没有灯头，一句话——凡是路灯所应该有的一切玩意儿它一概没有，有的只是一根铁柱，可是我们已习惯叫它路灯了。

    我们街上的居民早就忘记了路灯应该照耀街道这样一条真理，这根铁柱子光秃秃地竖立在街角，就好像一种装饰品、可是它倒能使孩子们解闷开心。他们走在铁柱周围转来转去，一看见乌鸦落在铁柱顶上，就拿弹弓射它们、

    这座路灯是谁装的呢？是一位什么大慈善家？慈善团体吗？国家吗？政府吗？市政府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装的？为了什么？管这些干什么，我们只听年逾古稀、行将就木的老年人说过。

    这座路灯只在当年雷莎德苏丹登位的时候亮过一次，后来公布宪法的时候，它还点过一两夜。至于它在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时候有没有点过，至今还是一份疑案。有的人说点过，有的人却说没点过，

    现在言归正传，且听我们的街坊对路灯和选举的关系如何解释。一位老大爷心直口快地说：“您记得不久以前的那次选举吗？在选举的那天，给咱们的路灯安上了灯罩、玻璃、灯头，当天晚上就点上了煤气。咱们这条街顿时热闹起来了！可是一过了那夜，直到如今，路灯都没有亮过。”

    感谢上帝，这下子我总算明白过来了。我懂得了我们这条街上的居民为什么希望每天晚上天一黑就进行选举——因为一选举我们的路灯就亮。说实在的，我是同意他们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