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份礼物

罗伯特•巴里

    那一年我十岁，我哥哥尼克十二岁。在我们俩想来，这一年的母亲节，完全是个让我们激动不已的日子﹣﹣我们要各自送给母亲一份儿礼物。

    这是我们送给她的头一份儿礼物。我们是穷人家的孩子，要买这样一份儿礼物，可就非同寻常了。好的是我和尼克都很走运，出去帮人打杂儿都挣了一点儿外快。

    我和尼克想着这件会让母亲出乎意料的事，越想心里越激动。我们把这事对父亲说了。他听了得意地抚摩着我们的头。

    “这可是个好主意，”他说，“它会让你们的母亲高兴得合不上嘴的。”

    从他的语气里，我们听得出他在想着什么。母亲一天到晚操劳不停，既要做饭，又要照料我们，还要在浴缸里洗我们全家人的衣服，而且对干这一切活儿都毫无怨言。她很少笑，不过，她要笑起来，那可就是我们盼望的赏心乐事。

    “你们打算给她送什么礼物？”父亲问。

    “我们俩将各送各的礼物。”我答道。

    “请您把这事告诉给母亲。”尼克对父亲说，“这样她就可以乐呵呵地想着它了。”

    父亲说：“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想法，竟出自你这么个小脑袋瓜儿里，你可真聪明！”尼克高兴得面泛红光。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头，说：“鲍勃也是这么想的。”

    “不，”我说，“我没有这么想过。不过，我的礼物会弥补这个不足的。”

    此后的几天里，①我们和母亲都在满心高兴地玩着这个神秘的游戏。母亲干活儿时满面春风﹣﹣她假装着什么也不知道，但脸上却总是挂着笑容。我们家里充满着爱的气氛。

    “我们谁也别对谁说自己要买什么，我们各自准备。”尼克说。

    我经过再三考虑，最后买了一把上面镶有许多光闪闪小石子儿的梳子。这些小石子儿看上去就如同钻石一般。

    “等我选定个时间，我们再把礼物拿出来送给母亲。”他说。

    “什么时间？”我迷惑不解地问。

    “说不准，因为这跟我的礼物有关。你就别再问什么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准备要擦洗地板。尼克对我点头示意，然后我们就跑去拿我们的礼物。

    我折转回来的时候，母亲正跪在地上，显得疲累不堪地擦洗着地板。她用我们穿烂了的破衣片，一点一点地把地板上的脏水擦去。这是她最讨厌干的活儿。

    紧跟着，尼克也拿着他的礼物返回来了。母亲一看到他的礼物，顿时脸色煞白。尼克的礼物是一只带有绞干器的新清洗桶和一个新拖把！

    “一只清洗桶。”她说着，伤心得几乎语不成句，“母亲节的礼物，竟然是一只……一只清洗桶……”尼克的眼睛里涌出了泪花。他默然无语地拿上清洗桶和拖把向着楼下走去。

    我把梳子装进我的衣袋，也跟着他跑了下去。他在哭着。我也哭了。

    我们在楼梯上碰到了父亲。因为尼克哭得说不出话来，我便向父亲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我要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尼克抽抽噎噎地说。

    “不，”父亲说着，接过了他手里的清洗桶和拖把，“这是一份儿很了不起的礼物。我自己应该想到它才对哩。”

    我们又上了楼。母亲还在厨房里擦洗着地板。

    父亲二话没说，用拖把吸干了地上的一摊水，然后又用清洗桶上附带的脚踏绞干器，轻快地把拖把绞干。

    “你没让尼克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他对母亲说，“尼克这份儿礼物的另一半儿，是从今天起由他来擦洗地板。是这样吗，尼克？”“是的，啊，是的。”尼克声调不高却热切地说。

    母亲不安地说：“让孩子干这么重的活儿是会累坏他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看出了父亲有多么聪明。“啊，”他说，“用这种巧妙的绞干器和清洗桶，活儿便不会怎么重，肯定干起来要比原先轻松得多。”父亲说着，又敏捷地示范了一下那绞干器的用法。

    母亲伤感地望着尼克说：“唉，女人可真蠢啊！”她吻着尼克。尼克这时满面通红。

    接着，父亲问我：“你的礼物是什么呢？”②尼克望着我，脸色全白了。我摸着衣袋里的梳子，心里想，若把它拿出来，它会像尼克的清洗桶一样，仅仅只是一只清洗桶。就是说得再好，我的梳子也只不过是镶了几块像钻石一样闪亮的石子儿罢了。

    “一半儿清洗桶！”我大声说。

窗台上的烛光

（美）杰里·考林

    从工厂下班后，布福德朝家里走去。他耸着肩膀，步履艰难地走在泥泞不堪的路上，他住在一个大城市，尽管有时候他自己都忘了是哪座城市，也有些时候，他觉得没必要记住自己住的是哪座城市，反正所有的城市看起来都差不多。

    他告诉自己应该满足于目前的生活，因为他有工作。那是1934年，大多数人处于失业状态。但是工作让他身心疲意，他没心思在圣诞节好好地玩一玩。况且，他孤家寡人一个，没人和他说说心里话。离圣诞节还有7天，可这和平常有什么不同吗？

    在偌大的城市街道上，暮色昏暗，他突然发现街角那里有东西在发光。当他转身去看一栋廉价公寓一层的一间屋子时，布福德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将一支点燃的蜡烛放在窗台上。如果她走在街上，没人会注意到她，但是一闪一闪的烛光映亮了她的脸庞，让他不禁有一种悲伤的感觉，也对她产生了几分好感。

    第二天晚上，布福德在回家的路上没有像以前那样耸着肩膀。他不知不觉将目光投向了那所房子的窗户。那个年轻女人在窗台上放了两支点燃的蜡烛。他仔细观察她的脸，他从她嘴唇的曲线里感觉到一种无声的绝望。那天夜里，他辗转反侧，心绪难平，怎么也睡不着觉。

    第三天晚上，当布福德看到她把第三支蜡烛放在窗台上的时候，他看见有泪光在她的眼睛里闪烁，他的心也仿佛跟着碎了。回到家后，他几乎吃不下晚饭。这天夜里，他又失眠了。那个年轻女人的样子和不断增多的烛火始终萦绕于他的脑际。

    第四天晚上，布福加快了脚步。他的背挺得直直的，他的脸因为冻雨不时感到阵阵疼痛。他希望那个女人再拿出一支蜡烛来，但他又害怕看到她脸上的那种痛苦表情。她依然站在窗户跟前，放下第四支蜡烛。这一次，一个甜美的微笑让她的脸显得格外好看。见此情景，布福德也不禁露出了笑容。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布福德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年轻女人。她会在窗台上再放一支蜡烛吗？闪烁的烛光照射出的是绝望、希望、痛苦还是喜悦？平安夜那天，布福德迈着轻快的步子朝那栋公寓楼走去，他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很快。窗台上会不会放着七支蜡烛？他眼中的天使会不会面带微笑？突然，他被自己脑海中突然出现的这个词惊呆了。没错，她又变成了他的天使。

    当他停下脚步后，他看到年轻女人小心翼翼地将第七支点燃的蜡烛放在窗台上。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好奇和爱慕之情了。布福德朝她的房间走过去，然后轻轻敲了敲窗户。她注意到了他，然后推开窗户。

    “不好意思，我无意中注意到你在过去的七天里一直往窗台上放蜡烛。”

    “哦，”她睁大眼睛，“不好意思，那只是我做的一个可笑的梦。”

    “梦永远也不可笑。”在此之前，布福德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有关梦的问题，然而此刻他很想相信梦，“你梦到了什么？”

    “你能答应我听了以后不笑吗？”

    “我答应。”

    “我梦见圣诞老人对我说，连续七天点上蜡烛，然后我的圣诞愿望就能实现了。”

    “你的圣诞愿望是什么？”

    “我希望找到心上人。”她朝布福德温柔地微微一笑。

（摘自《美文》2011年第9期）

习惯

刘国芳

    老人挑一担莴笋上街去卖，老人早上四点出门，天蒙蒙亮的时候，老人到街上了。

    路上落了雨，老人身上淋湿了，天还凉，老人在风中冷得发抖。

    有人上街买菜，看见老人在发抖，就说：“落雨就不要出来呀。”

    老人说：“不要紧。”

    买菜的又问：“莴笋几多钱一斤？”

    老人说：“五角。”

买菜的没讨价还价，称了三棵，把钱给老人时，买菜的又说：“你这是何苦呢，五角钱一斤的莴笋，你这一担总共也卖不了几个钱，淋病了划不来。”

    老人说：“劳惯了，不要紧。”

    买菜的不再说了，走了。

    天完全亮了，街上人也多了。一个孩子跟着大人过来买菜，孩子也看见老人在寒风中冷得发抖，孩子于是跟大人说：“我们买莴笋吧？”

    大人说“你不是不喜欢吃莴笋吗？”

    孩子说，“你看那老奶奶，一身都湿了，我们买了她的莴笋让地早点回家。”

    大人听从了孩子，过去问着老人说：“莴笋几多钱一斤？”

    老人说：“五角。”

    大人和孩子也没还价，拿了几棵给老人称，老人称着时，孩子问着老人说：“奶奶，你冷吗？”

    老人说：“不冷。”

    孩子说：“下雨就不要出来呀？”

    老人说：“不要紧。”

    孩子和大人走开后，孩子跟大人说：“我觉得这奶奶好可怜。”

    孩子说着时，到处看，忽然，孩子发现街两边除了一些菜贩子外，卖菜的全是一些老人。孩子惊讶于自己的发现，孩子说：“妈妈，街两边卖菜的怎么全是老人呀？”

    大人说：“现在乡下年轻人都不愿作田，只有老人作田。”

    孩子说：“为什么只有老人作田？”

    大人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孩子说：“所以，这上街卖菜的都是老人。”

    大人点头。

    卖菜的老人还在那儿，一个人过来买莴笋，又一个人过来买莴笋，他们都看见老人淋得一身，看见老人冷得发料，瑟瑟发抖，如同一头孤独地站在寒风中的老牛。他们就很同情老人了，他们说：“落雨就不要出来呀，一担莴笋又卖不了几个钱。”

    老人说：“习惯了，不出来倒不晓得做什么？”

    买菜的就不作声，买了莴笋走人。

    很快，老人挑来的莴笋卖完了，老人挑了空担子往回走。街边有人卖包子，老人摸摸索索掏出一块钱买了两个包子，然后边吃边往回走。

    半路上又落起雨来，老人到屋檐下躲雨，躲着时，一辆汽车停在老人跟前。随后，车上走下来一个人，这人跟老人说：“娘呀，你怎么又出来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出来卖菜，你怎么不听？”

    明显，这人是老人的儿子，老人回答儿子说：“不出来卖菜，你叫我做什么？”

    老人的儿子说：“淋病了怎么办？”

    老人说：“哪那么容易生病。”

    老人的儿子让老人上车，老人不上，老人说：“过一会就不下了，你走吧，我不习惯坐车，我喜欢走，我还是走回去。”

    老人的儿子抬头看看天，雨小了，老人的儿子便摇摇头，开车走了。

    儿子把车开走后不久，老人也往家里去。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后，老人到家了。一到家，老人便放下担子，然后往地里去。落了雨，地里的菜青翠碧绿，面对一地的青青翠翠，老人笑靥如花……

（本文有删改）

最后的电波

    行动开始了。

    我父亲原定走北路，担任掩护，由于李安本出马，结果被调至南路，随大部队行动。“要不是老李”，我父亲后来常说，“我说不定早就见马克思了。”“老李，外号‘飞锤’，不仅收发报样样娴熟，而且机务上也有一套。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和我在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共事，我这一辈子啊……”父亲之所以屡次这样感叹，皆因他的一套娴熟技术皆传自李安本。

    按计划大部队一路向南猛突，但电台始终保持静默。相反，北路小队频繁发报，他们把平时抄收的新闻稿都拿出来，反复发送。果然，敌人上当了，开始调集兵力向北围追堵截。旅长下令全速前进，争取时间。他说我们越快到达，北路的压力便会越早解除。据事后得知的消息，驻青城日军指挥官藤田五郎大佐曾多次接到南路发现我军大部队的报告，

    但他并不相信，以为这是新四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因为日军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跟踪监听，并随时向他报告，证明新四军的电台就在北路。这一错误的判断使他错失良机，打好的算盘完全落空。

    白露过后第七天，我军终于突破重围，来到了江边，与江北前来接应部队胜利会师。部队到达时，已是深夜。旅长顾不上休息，下令立即架设电台，与北路联系。“那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夜晚”，我父亲清楚地记得，他们来不及找地方，就在江边一个渔棚边架起了电线。旅长和参谋长都站在我父亲边上，等候消息。我父亲连续呼叫，一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回音。大家浑身是汗，心都焦烂了。“他们也许在行动中，没有架设天线。”我父亲这样说，手里攥紧了老李临行前送给他的烟斗。这时渡船已经陆续到了。旅长指示我父亲继续不停地呼叫，一刻也不要停。“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吩咐完了，他便和参谋长一起到江边指挥部队渡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渐渐亮了，东方泛起一抹淡淡的晨光。这时耳机里突然传来声音。我父亲兴奋地大叫：“来了！来了！”

    有人立即前去报告旅长。不一会儿，旅长和参谋长都小跑着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了？”旅长连声问道。

    可耳机里忽然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我父亲一边调整波长，一边连续呼叫。“怎么回事？是他们吗？”旅长问道。我父亲说是的，肯定是的。“他们情况如何？”团长又问，我父亲摇头道，“不知怎么突然断了……”

    “呼叫，给我呼叫！”

    我父亲连续不断地敲击着电键，时间漫长得令人窒息。终于，嘀嘀嗒嗒，嘀嘀嗒嗒，耳机里传来熟悉的电波声。“老李！是老李！”我父亲叫了起来。众人一片欢呼。“嘘——”我父亲做了噤声的手势。大家随即安静下来。我父亲急忙开始抄报。抄一句，参谋长就迫不及待地拿过去照着密码本翻译，可一句也翻不出来。“这不对啊。”他对我父亲说。我父亲抄完报后，接过来一看，头脑顿时嗡了一下。

    “这是脑记密码！”

    “什么意思？”参谋长问。

    我父亲解释说，这说明他们已经销毁了密码，因为脑记密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用。“看来他们已非常危险，否则不会销毁密码。”我父亲说。

    好在李安本教过他脑记密码的方法，凭着这种方法，他把电文翻译了出来。大意是，他们已身陷重围，弹尽粮绝，密码已毁，电台也即将销毁。

    旅长说：“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回来，我们等着他们！”我父亲把电报发出后，对方一下子没了声音。按照李安本的操作惯例，他每收完电报，都要给收据。可这次却是例外。

    “收到没有？”旅长问。

    我父亲摇摇头。

    “呼叫，给我呼叫！”旅长大声命令，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我父亲不停地呼叫，身上大汗淋漓。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收报机又有了声音。我父亲扶了一下耳机，连忙抄收，没想到抄下来的却是一组明码：再见，战友……

    “坏了！”我父亲心里一沉，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没容他多想，耳机里又跳出一串明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随后，耳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旅长接过抄报，半天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摘下帽子。我父亲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在场的人也都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我父亲将烟斗放到胸口袋，默默将电报机重新背在肩上。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江风划过长空，发出尖厉的呼啸……

（摘编自《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

    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一一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单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第一卷，有删改）

谎 言

相裕亭

    盐河北岸，有一小村，依河而居。几十户人家，却散落在一条两里多长的古河套里。远看，乌蒙蒙一片，恰如零零散散的旧船被遗弃到河岸边。走到跟前，透过河堤上茂密的竹柳，才可辨出一家一户错落有致的小院及房屋间的石巷黛瓦。

    此村，名曰犯庄。乍一听，此处是出土匪、罪犯的地方。其实不然。

    日伪时期，那里曾上演过一场貌似影视剧里才有的故事。有两个偷偷摸进村里的小鬼子，被村里的男人打死，扔到村外的芦苇荡里。驻扎在盐河口的小鬼子追查下来，把全村的成年男子集中到盐河边的小码头上，架起机枪，限定时间，逼他们交出“凶犯”。否则，将统统杀死。

    关键时刻，村里的陈铁匠站了出来。陈铁匠说，小鬼子是他杀死的。

    日本兵中，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小队长，看到陈铁匠站出来，嘲讽般地独自鼓起掌来。随后，那家伙满脸狐疑地走到陈铁匠跟前，指着地上的两具尸体，变换着指间的数字，问他：“你的，一个人，杀死他们两个？”

    陈铁匠脖子一挺，说：“是。”

    小鬼子“呦西”一声，随之，目光转向旁边陈铁匠的儿子，怒吼一声：“你的，不明白吗？”

    小鬼子不相信陈铁匠一个人，能杀死他们两个日本兵。当即，陈铁匠的儿子也被拉出队列。在处置了铁匠父子后，小鬼子们仍不肯罢休。他们把村里的男人押上河边巡逻舰。说是要带他们到“据点”内继续盘查。其实，是强征他们到山东招远金矿做劳役。

    不久，他们当中有人写信回来。

    小村里，许多妇人听说那户人家有信来，都纷纷跑去看。信中提到几户人家的男人，在半道上逃跑，或是在开采金矿时不守纪律，被日本人给杀了。那几户死去男人的人家，先是有妇人滚在床上或地上哭。随之，就有人帮着焚烧火纸。另有妇人们帮着收拾庭院，支起灵棚，支起锅灶，办一桌酒菜，来祭奠那家死去的男人。此时，陈铁匠家的女人，一定会在这些妇人当中。因为，当初她家男人与儿子被日本人杀死后，村里的妇人们，就是这样帮她的。

    但是，此番铁匠家的女人，在帮衬那户家人料理后事时，如坐针毡！她从那户人家的哭声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人家的冤屈与愤懑。

    “死鬼呀，你死得好冤！你跟着人家白白送死呀。”

    盐河边的女人，哭亡夫时，都是那样称其“死鬼”。人家哭她家的死鬼死得冤，白白地跟着去送死！这说明什么？说明她家男人是不该那样死的。究其原因，自然就落到铁匠父子的头上了。整个村庄的男人被日本人掠去做劳役，都与她家的男人打死鬼子有关。所以，铁匠家的女人在那户人家做事时，半天不说一句话。

    村子里的女人，表面上看不出她们是怎样恨铁匠家的男人和女人。但是，那些女人的心里，或多或少地还是会怨恨铁匠父子招惹祸端，给大家带来麻烦。以至于，性格刻薄的女人，在街面上与铁匠家的女人走个对面，都不搭理她。这样一来，村子里再传来哪家男人死去的噩耗，她干脆缩在家里，不想去做帮手了。再后来，她悄无声息地带着孩子隐居娘家。

    解放后，陈铁匠的后人想为他们因打死鬼子而惨遭日寇杀害的先祖树碑立传。他们找到盐区地方政府。编写盐区地方志的同志告诉他们，当年死在芦苇荡里的那两个“鬼子”，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两个穿着日本军服的盐工，并不是真的日本兵。他们之所以要自编自导那样一场惨剧，是为了向金矿输送劳工。

    这就是说，铁匠父子打死鬼子之说，是子虚乌有的事。

    不过，地方政府还是追认陈铁匠父子为革命烈士。为了一村村民，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不是烈士，又是什么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