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汉语言文字的人本精神

    就文化特质而论，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

    汉语言文字的这种人本精神从仓颉造字的传说中就可见一斑。《淮南子》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古人看来，文字的发明这一伟大创造足以使鬼神哭泣。因此，文字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神圣性。古代先人们用它来祝福，诅咒，甚至相信人的名字跟人身祸福相连，所以名字要避讳，要讲吉利。这种对文字的敬重是人们对自身创造力的肯定和喜悦，表现出人能够战胜外部未知世界的信心。正因如此，我们的古人没有让神居文字创制之功，而是由仓颉这样一位史官来完成文字的创制。汉字在它后来的发展、丰富中都是按照人的观察、需要而形成的。汉字造字近取诸身，远比诸物。从人自身身体取材，从人接触到、体验到的自然形体、动物、植物取材，从人使用的工具包括生活器具和武器取材，这就是汉字形旁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才说汉字具有反映先人生活和社会构造的独特人文价值。

    譬如“人”字，甲骨文写作“ ”，像一个侧立的人形。它笔画简单，却反映出古人对人的存在的观察是准确和细致的，同时也充分显示出古人自我认识的能力，而我们则通过“人”字看到远古先民意识中浓郁的人本主义精神。《说文解字》云：“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哈姆莱特也这样讴歌人类“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欧洲人通过文艺复兴奠定了人的主体地位，而我们汉民族却在它的文明伊始——文字诞生之初就确立了人在万物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仁”字，从人从二，是针对群际关系而言的，反映了古人对人的本性的认识。《礼记》《释名》等说：“仁者，人也”，“人，仁也”。二者互释现象表明我们的先人认为群际亲密的关系是人的本性。正是从此意义上，他们才热情讴歌人是天地间最尊贵最有灵性的动物，呈谦逊侧立的人形才会成为“人”的代符，并出现顺从为“从”，反从为“比”的字符。这样就从人的内在本性到外在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必然关系中建构起了“仁”的道德框架，体现了中国古代旨在建立温情脉脉、相处和睦的群际关系的道德理想。

    中国古代文化属于以求善为目的的伦理型文化。譬如“善”字取意羊和悦的叫声，以类比仁人之善言。而好群居的羊又被视为有仁、义、礼之德。“群”字从羊君声，君又兼表意义，即作为人伦之英杰的君子应该像羊那样相处和睦。由羊、羊声、羊群到人群，到合乎仁、善礼仪的群体，其间融通着丰富的文化学意义。

    同时，“羊在六畜主给膳”，是难得的美食。“美”字从羊，表明它首先起源于对食的某种感受性。《广雅》中把“腆”、“甘”、“旨”等关于食味的词语同列于“美”的条下，表明我们先人曾有一种以人的享乐本能为标准的审美心态，它意味着对官能性享受的积极肯定，对现实人生的充实追求和独特的领悟，蕴涵着中国人所特有的实用理性精神。

    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现实生活，主张幸福在人间是近代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出发点。但这种人文性在我国古代的汉语言文字中就已明显凸现。当西方民族汲汲于向外探索，以征服世界、改造世界为获得自由的途径时，中国人则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这种内向型文化所显示出的独特的人文性往往是西方的科学传统眼光很难理解，也很难企及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点。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材料一：

    “一座天台山，半部全唐诗。”自钱塘江入绍兴古镜湖，向南经曹娥江至剡溪，最终溯源石梁而登天台山，全长约200公里的“浙东唐诗之路”，留下诗篇无数，天台就是诗路的目的地。《全唐诗》及《全唐诗续拾》收载的诗人2200余人中，先后有近300多人吟诵天台山，留下1300多首诗歌。

    特色小镇建设加快了唐诗“物化”的步伐。天台以北，在琼台仙谷光怪陆离的崖壁上，一首首描绘天台山风光的诗句将人拉回千年前的盛世大唐，以石梁景区为核心，天台“云端·唐诗小镇”呼之欲出；天台以西，唐代诗僧寒山子曾隐居70余年，著《寒山集》，依托寒岩、明岩、寒山寺等景区集中的资源优势，“寒山小镇”跃然纸上。刻石立碑、建馆塑像、景观复原、影视拍摄、建立唐诗书院、制作创意产品，该县通过多种方式，使“诗路文化”在特色小镇中再现。

    （摘自《“诗与远方”犹在 随唐诗游天台》，《光明日报》2019年2月17日）

    材料二：

    国家级特色小镇分类占比情况

    特色小镇分类很多，其中文旅特色小镇受到欢迎。文旅特色小镇的最初形态是以江南六大古镇和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等为代表的古城古镇，这个时期对古城古镇以观光为主。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对文旅小镇的需求升级为休闲度假游，无论是人文景观的游览还是风俗文化的体验都可以在文旅小镇享受的。

    (摘编自《文旅特色小镇发展及开发模式分析》）

    材料三：

    特色小镇是聚集特色产业，融合文化、旅游、社区等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特色小镇压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城镇功能、优化城镇环境、提升城镇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特色小镇建设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载体，是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我们应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引导作用，推动资源要素的整合集成与优化重组，走出一条特色鲜明、产城融合、惠及群众的新型小城镇发展之路。

    （摘编自曾志敏《特色小镇建设须走出新路》，有删改）

    材料四：

    政府的创新理念和明确的政策支持对于推动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英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起实施的乡村小镇建设，经历了由“单纯强调中心村建设”到“因地制宜进行村镇建设”的过程，政府改变过去单一的建设中心村的做法，使村镇建设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局面。

    纵观闻名全球且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特色小镇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构建“特而强”“小而精”的产业生态系统，找准“产业生态位”是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得以发挥的关键。产业生态位决定了资源要素甚至产业性质的差异，是产业间共生互补或竞争关系的基础和前提。特色小镇不必追求像大城市那样的产业体系，更不用贪大求全、面面俱到，而应聚焦某个优势产业，围绕其来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链，确保形成主题性强的特色小镇。

（摘编自白关峰《国外如何建设特色小镇》，有删改）

    材料一

    为了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改善人居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遵循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属地管理、分步推进的原则，逐步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

    本市生活垃圾的基本分类为：

    （一）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循环使用和资源利用的废塑料、废纸、废玻璃、废金属等废弃物；

    （二）有害垃圾，是指纳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且应当专门处置的废镍镉电池、废药品等废弃物；

    （三）湿垃圾，是指易腐性的菜叶、果壳、食物残渣等有机废弃物；

    （四）干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

    市绿化市客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商务、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本市生活垃圾的具体分类目录及投放规范，并向社会公布。未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理。

    （摘编自《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

    材料二：

    本研究对杭州居民样本的各类废弃物的分类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表3各类废弃物分类情况的相关描述信息。

    注：A：1＝从不分类，2＝几乎不分类，3＝偶尔分类，4＝经常分类，5＝总是分类；

    （摘编自徐林等《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材料三：

    公民参与垃圾分类有三个方面。最基础的是居民的自我监督与投入，表现在公民将家庭产生的各类生活垃圾按照政府和社区的规定，准确分类投放。公民参与的第二种方式是参与垃圾回收管理过程，每一户家庭平均一年要参与垃圾回收地点相关工作三次左右，负责给每家每户投放出来的垃圾袋上蒙网罩，以保持垃圾堆放地点的清洁。第三个方面指公民对他人的监督，具体表现为监督他人正确分类及投放垃圾、参加地方居民团体和环保组织、参加听证会与公民会议等。

    日本形成了政府带头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的宣传教育体系。多样化、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既教育了公民要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也教育公民如何科学分类，同时还形成一个良好的垃圾分类管理的舆论环境，给公民以压力和动力，内化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日本垃圾分类宣传的多样化体现为：第一，宣传主体多样化。日本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主体涵盖了政府、社区、居民团体、企业、家庭、学校和志愿者等。很多垃圾焚烧厂设计得非常漂亮学生游客和附近居民可以到焚烧厂参观旅游。第二，宣传内容多样化日本垃圾分类宣传既包括了对正面的垃圾分类处理的教育，也包括对不文明垃圾分类行为的宣传。第三宣传方式多样化。日本商品外包装上会印有分类标记及材料成分牛奶盒上甚至会提示包装盒处理的正确步骤：要洗净、拆开、晾干、折叠以后再扔等；一些超市也会设置垃圾桶，详细标上塑料瓶、易拉罐、玻璃瓶等分类标志，以便消费者分类投放。

    此外责任明晰的垃圾分类管理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惩罚监督是促使公民参与垃圾分类管理的外在压力。实施有效的扶持与激励政策，是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动力。

（摘编自吕维霞等《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