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汉语就已形成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和“通语”了。秦汉时代，语言的统一性更强，西汉扬雄的《方言》中出现了“通语”“凡语”，就是指当时的共同语。东汉时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都曾先后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金、元、明、清四代都曾建都北京。由于政治、经济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北京话成为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官话”成了明清时期的“共同语”。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完整地赋予了“普通话”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音，是以北京语音的系统为标准，并不是北京土音，也不是把北京语音的一切读法照搬。因此，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北京土音，但方言的力量必然会减弱。

（摘编自潘佳《普通话的前世今生》）

材料二：

    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是与时俱进的：1955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提出的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这个方针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92年，推普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世纪大体还是延续着这个方针。

    普通话的规范使用，是形成和实现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人们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体现和表征。诚然，普通话的规范使用不是阻碍语言的发展变化和遏制语言的修辞创新，而是有助于引导语言的健康发展和有效地进行修辞创新。而经典就正是这种规范的生动体现和修辞创新的真正榜样，所以要向经典学习，展开经典朗读、诗词吟诵、演讲比赛、咬文嚼字等活动。从经典中人们会发现：语言的使用，“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摘编自陈光磊《普通话，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材料三：

    长期以来，有人把推广普通话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政治意志，这是片面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需要有一个沟通各族人民的共通语，以方便交际，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

    当今，跨区域合作、全国市场趋于一体化，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更加需要推广普通话，以方便交际，减少语言成本，促进民族地区和汉语方言区更好地分享全国市场，加快发展。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推广普通话可帮助大众更好地融入社会、享受公共服务。

    会讲普通话有助于争取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有助于获得更高的收入，有助于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懂一种语言或方言只能跟本地人打交道，学会了普通话不仅能跟所有讲普通话的人直接打交道，而且还可以跟所有懂得普通话的讲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人直接打交道。这不仅扩大了个人社交网络，也可带来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国进入了“强起来”的新阶段，世界也面临新的变局。新形势下，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也有了新需求和新任务。有哲人说：“语言永远与实力相伴！”古代拉丁语、法语、汉语的辉煌，今天英语的强势，都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以推广普通话为抓手来全面提升国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更具有助力国家“强起来”的重大意义。

（摘编自赵世举《推广普通话是发展的需求》）

材料四：

    新时代，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呈现崭新局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普通话普及率达到73%以上，语言交流障碍初步消除，社会用字进一步规范；中国诗词大会等优秀语言文化品牌活动广受关注和赞誉；世界语言大会成功举办，中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语言，全球学习人数迅速增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承载的中国智慧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语言文字又一次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和光辉，中国人民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这些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摘编自杜占元《普通话助力建设语言文化强国》）

材料一：

    新的一年，人们渴望听到国际科技合作的交响曲，嫦娥四号探月之旅就传递出这样的喜人信息。嫦娥四号探测器上有中德合作的因子——搭载了德国研制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可对月球表面中子和其他粒子的辐射环境进行综合测量。配合嫦娥四号执行任务的中继星“鹊桥”，也扮演了给探月国际合作拉开新序幕的“大角色”——携带了由荷兰研制的低频射电频谱仪，未来将开展在轨科学探测试验，聆听低频宇宙之声，寻觅宇宙大爆炸遗留的密码。事实上，中国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的开放姿态，已经吸引来大量国际合作伙伴，真诚携手，一路同行。

（摘编自钟声《让科技创新为全人类服能》，《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材料二：

    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4日文章，原题：随着中国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一个新的太空大国诞生（作者里克·诺克，胡音松译）

    当中国在本周四宣布它已经成功将太空探测器着陆在月球背面时，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突破。对北京来说，它不断拓展的太空探索版图也传递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信息。“这不仅仅是一次着陆。”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艾伦·达菲说道，“这清楚地表明中国技术已经达到何等卓越的程度。”

    从科学的角度看，中国的成就令一些曾预言这一努力终将失败的人感到惊讶。让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异常困难——月球背面从未朝向地球，由于月球的遮挡，月球背面的探测器不能和地球直接进行无线电通信。但中国研究人员通过发射一颗中继卫星为月球车架起一座“鹊桥”。

    2003年，当北京将第一位宇航员送入轨道时，西方观察人士对这一消息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中国为了赶上美国和俄罗斯做出的毫无意义的努力。但是，中国却不受任何干扰稳扎稳打地扩大太空探索版图。如今，美国和俄罗斯对太空探索的热情正在减弱。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早在其一流的太空事业登上全球头条之前，中国就开始前期准备工作——2007年起中国就开始将目光转向月球背面，并研究未来可能的着陆地点。在某些方面，尽管中国拥有的资金仍然较少，但中国的能力已与美国相当。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1月5日）

材料三：

    嫦娥四号任务实施了两次发射，2018年5月21日发射“鹊桥”号中继星；由“玉兔二号”巡视器和着陆器组成的嫦娥四号探测器于2018年12月8日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2019年1月3日顺利在月球背面预选区着陆，由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陆续展开。嫦娥四号任务的圆满成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了地球与月球背面的测控通信，在月球背面留下了世界探月史上的第一行足迹，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开启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新篇章。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02月21日)

    材料一：

    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我们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宣传思想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移动媒体将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要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主流媒体要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现在，国际上理性客观看待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为中国点赞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主流媒体的历史机遇，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

    （摘编自《求是》杂志第6期2019年3月16日《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材料二：

    材料三：

    从“纸媒时代”到“微博微信”再到“视频、H5、VR全景”……一大批“提笔能写，对筒能讲，举机能拍”的全媒体记者涌现出来，“融媒体记者，就应该干嘛嘛行、做啥啥精”。紧跟科技发展步伐，唯一不变的状态就是改变。把网络信息前沿技术运用于新闻传播实践方面，新华社走在前列——2015年推出自主研发的“快笔小新”机器人写稿系统；2017年底，发布全球媒体首个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2018年11月，全球首个合成新闻主播——“AI合成主播”亮相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新闻领域开创了实时音视频与AI真人形象合成的先河。

    以内容创新唱响时代强音。人民日报社策划推出5篇“总书记的人民情怀”系列报道和14篇“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新华社推出《心中的牵挂》《答卷》《誓言》《那年，我们21》等50多个浏览量过亿的重磅融媒体产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出时政报道“组合拳”，以时政V观微视频、时政新闻眼等方式第一时间准确报道，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总书记调研考察时的感人瞬间，展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风范。

    创新对外传播手段，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中国日报社充分发挥外籍记者编辑队伍优势，以“好运中国”“解码中国”等短视频栏目为依托，打造了“英国小哥”方丹、“美国小哥”艾瑞克、“英国小妹”夏洛特等“网红”记者，透过“外眼”看中国、通过“外嘴”讲中国，扩大主题报道的国际影响力。新华社“New China”账号在脸谱、推特、优兔、Instagram、连我、VK等六大平台使用19种语言发稿，总粉丝数突破1亿，跻身世界主流媒体账号第一方阵最前列，让“中国声音”更加清晰响亮。

    （摘编自新华社2019年1月26日《守正创新 有“融”乃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融合发展成就综述》）

材料一：

    嫦娥四号自2018年12月8日发射到2019年1月3日着陆月球用了26天，为什么嫦娥四号绕月时间比嫦娥三号多用了13天呢？

    一是嫦娥四号需要等待月昼充能量。月球自转的周期是28天，探测器只有在月球着陆区的白天着陆，才能得到充分的太阳光开展工作。而嫦娥四号“近月制动”之后，运行的轨道面到着陆区上方的时候正好是着陆区的晚上，因此嫦娥四号要持续绕月飞行一段时间，才能赶在月背的白天实施着陆。

    二是嫦娥四号发射窗口限制多。为获取最大的运载能力，嫦娥四号的发射窗口要考虑很多约束条件，使其与日、地、月的相对关系满足任务需求。例如，奔月轨道需要调整近月点经度和飞行时间，让环月轨道临近着月点上空，为登月创造条件；奔月飞行过程中，要考虑太阳能帆板的受晒问题，要求太阳光入射方向与太阳帆板之间的夹角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三是嫦娥四号的在轨测试需要力求精细。在升空和着陆过程中，嫦娥四号要按需调整速度和轨道机动参数，而且在接近月球的过程中，还会有相应的科研测试项目。嫦娥四号绕月期间一些设备需要开机进行测试，有足够的时间，才能让测试更完整，准备更充分。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9年1月9日）

材料二：

    “嫦娥四号任务是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和自动巡视勘察。”孙泽洲介绍说。虽然有嫦娥三号的技术基础，但是嫦娥四号有许多新研设备，有些还需要全新研制，而且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未知因素和各种风险非常高，设计难度非常大。同时，还需要新研制和发射一颗中继卫星，在地月拉格朗日L2点（位于日地连线上、地球外侧约150万公里处）上为月球背面的着陆器、巡视器与地球之间搭建一条通信的纽带，这将实现首次人类航天器的对地对月中继通信。目前，他带领研制队伍已经进入最后决战决胜的时刻，即将迎来发射“大考”。

    “我们希望用有限的条件尽可能多获得一些成果，在已有技术条件的基础上，希望步子迈得大一点儿，更高效地推动技术进步”。孙泽洲总设计师充满希望和自信地说。而他的这种希望和自信正是源于他投身中国航天事业二十余年的艰辛探索和悉心积累，从嫦娥一号发射成功开创我国航天第三个里程碑，到嫦娥三号完美的落月之旅，再到接过中国火星探测任务的大旗，从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月球拓展到4亿公里远的火星，孙泽洲和他带领的团队一步一个脚印，迈出中国深空探测一连串坚实的脚步。

（摘编自《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飞月探火”的故事》）

材料三：

    《科学美国人》月刊12月21日报道：史上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将使中国进入“月球未知领域”。

    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三次探月任务，其中一次使用了该国首个机器人着陆器和月球车。中国这一最新的月球探险始于2018年12月8日凌晨，一枚携带嫦娥四号探测器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从位于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着陆器和月球车组成的嫦娥四号探测器的目标是月对球背面，即月球永远背对地球的那个半球。此前还从来没有航天器在那里实现过软着陆，不过1962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徘徊者4号探测器曾在月球背面坠毀。

    在发射升空并朝着月球飞行了4天半之后、嫦娥四号进入了椭圆形的环月轨道，等待着命运的降临。中国官员尚未公开宣布嫦娥四号将于何时尝试着陆，但大多数专家猜测，着陆最早将于2019年1月初进行，因为从那时起，月球背面将有大约14天的时间沐浴在充足的阳光下，为嫦娥四号的太阳能电池充电。

    美国布朗大学著名行星学家吉姆·黑德说，嫦娥四号任务进一步证明，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的中国不仅将月球视为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天体，而且将它视为成为新的全球超级大国的漫长征程中的一个重要战略资产。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2月27日）

材料一：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伟大的转折》选择深入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作品讲述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发生的事情。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与复兴的伟大转折和起点。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洗、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战胜邪恶所表现的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制作不够精致、特型演员的形似与神似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它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任重道远。

（摘编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2019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促使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长征途中，“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95年，又何尝不是一场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精神懈怠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在长征前，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2016年12月《大庆社会科学》）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只有29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而顽强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盛玉雷《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201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翦伯赞素来认为：“历史是具体性的科学，论证历史，不要从概念出发，必须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从具体史实的科学分析中引出结论。”这指出了历史学的实证性质。而且我们“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基于此，翦伯赞对史料在历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给予了重视和肯定。

翦伯赞指出要把史料工作放在正确地位，驳斥各种“唯史料论”和“史料即史学”等错误观点。他认为，研究历史要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这就等于盖房子要砖瓦，砖瓦不等于房子；做衣服要布帛，但布帛不等于衣服；把砖瓦变成房子，布帛变成衣服，史料变成历史，这当中有一个必要过程，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这个过程就是材料的准备过程，是缺一不可的。为此史学工作者“应该肯定史料是重要的，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当时还出现个别史学工作者在反对“唯史料论”的时候，也反对史料本身，并且把史料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反对的流蔽，这是“左”的思想在史学领域中的表现。翦伯赞反对这种“左”的思想，并指出：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要有史料。在对待史料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占有史料的问题，而是用什么观点，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史料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唯心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对待史料的。无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史料的。除此之外，在史料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区别。

翦伯赞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史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理论。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就等于废物。”要具有理论分析的能力，就必须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若“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决不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任何创造性的成就”，否则连拾遗补阙的工作都难以完成。而且“资料与马列主义理论二者不但不可偏废，而且要相互结合，才能变成科学”，这是因为“研究科学要占有资料，但是资料不等于科学，要从资料中提炼出科学的论断，那就要依靠抽象的力量，依靠理论的逻辑工作，而这种抽象力量与理论的逻辑工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是不行的”。这都鲜明地阐述了理论的重要意义。

（摘编自苏敏《探析翦伯赞的史料观》）

材料二：

在《史与论》一文中，翦伯赞开门见山地指出：“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必须把史与论结合起来。所谓史就是史料，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做到史与论的结合，必须先掌握史料与理论。掌握史料与理论，是做好史与论结合的前提条件。”

翦伯赞史论结合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似成老生常谈。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不失为警醒之论。为什么这样讲？首先，翦伯赞提倡的史论结合观主要针对当时流行的两种论调：“唯史料论”（“史料即科学”）和“以论带史”。其次，他的史论结合观反对不动脑筋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再次，翦伯赞谈了如何学习理论与掌握史料的问题。在他看来，“学习理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要记得，第二要懂得，但重要的还是要应用”，“那种满足于贴标签、作注释，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学好了的态度，是不对的”。此外，“掌握史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只有解决了以下三个难题，才能算掌握了史料。这三个难题是：从哪里找史料；用什么标准来审查、判断史料；如何恰当运用史料”。最后，翦伯赞讲了怎样做到史论结合。他说：“写历史不要用写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的办法来体现史论结合。这种办法实际上是史论分家。正确的办法是让读者能够从史料的叙述中体察到作者所要得出的结论。”

翦伯赞的上述看法，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者来说，仍具有启发意义。不过，笔者在原则上同意翦伯赞史论结合的观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觉得他说的“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点值得商榷。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来指导研究历史，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里的“理论”肯定不只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研究所得的结论。明确地说，它主要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与原则来引导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关于此点，翦伯赞也是十分赞成的。他说：“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进行历史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拓者之一的翦伯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怀有深厚的感情，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与景仰。问题是如果“史论”结合中的“论”，指的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未免显得太过片面与狭窄；如果把“史论”结合中的“论”仅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论，我觉得也是不妥的，就是翦伯赞本人也不赞成，因为他明确说过：“反对这种不用脑筋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史”“论”结合中的“论”指理论，但这种“理论”既可以是“思想、观点、结论”，又可以是“原则、公式、方法”，它并不局限于一种观点或方法。

（摘编自颜德如《翦伯赞史学观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