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对孔子钦慕之情切切。又似有丝丝缕缕弦外之音，好像司马氏不仅找到了精神家园，还体悟到了更高境界的史家情怀。

    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当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年轻时做过委吏、职司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其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孔子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孔子于人物也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对待历史所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春秋》是鲁国史书，历来被认为是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史料当丰，传闻即真，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假他人之功的嫌疑。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可却微言大义，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春秋左氏传》，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述而不作”，只阐述前人学说而不去创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古，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选自郭小琲《<春秋>有大义》，有删改）

    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研究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很多人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对法治的理解，我国古代立法、司法实践算不算法治文明，与我们当代的法治实践有何关系，能否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益借鉴？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

    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认真听听法家的话语。“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等等，这些都是法家对其基本“法治”思想的表达。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思想占据重要位置，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下，各诸侯国相继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

    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则统治者就会丧失威信。在法家看来，法律如果没有信誉就无法得到执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治理工具的作用。

    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

    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我们所用。今天我们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必须加以改造，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但也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而更好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摘编自武树臣《听法家如是说》）

人文的意义

楼宇烈

    ①今天高科技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在物质文明、技术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舒适，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的思想、精神带来了很多问题。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相当一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机械工业时代，人们就提出来：人不要沦为机器的奴隶。现时我们已经跨越了机械时代，到了信息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很可能成为信息的奴隶。这一切也就是哲学上讲的 “异化”。人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和创造物所制约，而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异化”总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促使人们的物欲不断膨胀。“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人类的精神。

    ②科学家的人文修养对他的科学研究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首先要有很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还需要有合作的精神。对于一个人来讲，最大的束缚就是名缰利锁。如果能够冲破名缰利锁，他就能够眼界开阔，心胸豁达，也能和别人合作默契。北大校长马寅初曾撰联：“宠辱不惊，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开阔的胸襟，必定要以深厚的人文素养为底蕴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传统教育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治学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而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瞧，我知识多广博，我多能耐”。这就是所谓“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最根本的当然是“为己之学”，实际上也就是“为人之道”。人如何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完美的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关键是看你自己，关键是修养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外因还须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④我觉得素质教育中很有必要加入一些人文学科的内容。人文学科主要指文、史、哲。文既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甚至还包括语言；史当然是指历史了；哲，广义上讲也包含了宗教。所以，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哲学都属于人文学科，是以培养做人为目的的。我们现在加强文化教育，增加了人文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现象上的东西。人文的意义不是要人们多学一点历史知识，会背诵几句唐诗、宋词，而是要从中体味人生，陶冶性情。人生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生命既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体。我们可以改造世界、创造未来，可以把人送上天；可是自然一发威，我们又无法抵御。所以我们要通过人文来体味人类的伟大与渺小，体会人生的短暂与永恒，树立与天地共生共存、与古代圣贤并肩并进的志气，这才是根本的。

    材料一：

    我国过快的城市扩容使城市人口迅猛增加，城市公厕的发展明显滞后。

    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旅游系统推进“厕所革命”工作取得的成效作出重要指示。这是总书记三年来第二次对“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广大干部群众反响热烈。习总书记指出，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厕所革命”自2015年初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受到广大群众和游客的欢迎，也得到了海外人士的广泛赞誉。新加坡明鼎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郎义煊认为，厕所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澳大利亚伊迪斯考恩大学旅游学教授山姆•黄说，中国发起改善如厕环境的“厕所革命”，让外国游客感受到中国厕所环境的变化和改善，这件好事可以大大提升中国的旅游形象。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9日01版）

    材料二：

    注：按照计划，从2018到2020年，全国将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6.4万座，达到“数量充足、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服务到位，环保卫生、如厕文明”的新三年目标。

    （摘编自中商情报网《2017-2022年中国城市环卫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融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在建筑风格设计上，内蒙古建造了具有地方特色、民族持点的驿站旅游厕所；广西桂林芦笛岩景区厕所设计设置了户外观景平台，让游客在如厕时可休闲观景。

    在管理服务提升上，徐州与知名洁具品牌合作，将厕所打造成该品牌的实体体验区；苏州打造的“游急便”旅游厕所电子服务平台，较好地发挥了服务和监管作用。

    在投融资模式创新上，山东积极推广PPT模式，实行设备提供、厕所清扫、废弃物回收一条龙制度；积极探索“以商养厕”新路子。河北涞水野三坡首倡“乡村旅游厕所开放联盟”和“全业认养厕所”的管理新模式。

    （摘编自新华网《“小厕所，大民生”--全国旅游系统推进“厕所革命”纪实》）

    材料四：

    印度政府曾在1986年推出旨在向农村地区普及卫生设施的中央农村卫生项目；之后在1999年，又推出了全民卫生运动，但都收效甚微。截至2011年，拥有12亿人口的印度，只有47%的家庭拥有卫生间。2014年莫迪总理发起“厕所运动”，“家家有厕所”的口号在印度颇为响亮。

    但印度水资源协会的扎克•快特表示，“由于文化、宗教或传统信仰，部分居民更青睐露天如厕”。因此，推广厕所还需要印度人民转变观念。

    印度比哈尔邦议会2015年8月5日通过的一项新的村务委员制度修订案明确规定：家里配备厕所成为竞选任何村职的硬性条件。比哈尔邦邦长表示，“竞选者必须在竞选提名时宣誓他们家里配有厕所”，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乡村地区的环境卫生。

    《印度时报》网友对此新规纷纷点赞，不少人表示希望这条新规能遍布印度的各个村落及更广泛的场所。还有网友表示，此项新规不应只适用于竞选者，还应适用于参与投票的选民。

（摘编自《厕所革命》，2017年11月27日《高棉日报》）

    宋诗和它之前的唐诗相比，确实有不同的味道。

    唐诗充满了激情。经过唐以前的中国诗的种种探索，激情从唐代开始得到了完全的表现，至少李白、杜甫是这样的。但是宋诗却不同，激情的尽情表现，被作为孩子气的夸张而加以避免。因此，悲哀被抑制了。这是因为悲哀最容易成为表现激情的素材。再者，抑制了激情，也就抑制了作为激情的表现的华丽辞藻。不仅是辞藻，在诗中经常引人抒发感情的自然风景，使感情的表现华丽多姿，这是使唐诗华丽的因素之一。

    这就是周弼《三体诗》中所谓的“虚”“实”交错；用其他批评家的话来说，就是“情”“景”交错。但是宋诗却不同。它不像唐诗那样，通过点染感伤的“景”，使感伤的“情”更为华关；而是甚或用“情”来填满整首律诗，一句也不触及“景”。

    以上所说的，也许可以概括为：宋诗是作为对唐诗的反题而出现的。唐代的韩愈、自居易就已经认识到，激情的表现，至唐代的李、杜，已臻于极致，无以复加了；到了宋人那里，这种认识便更为坚定了，他们故意要另辟蹊径。就诗歌历史本身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发展。所谓另辟蹊径，就是与其凭激情作诗，不如经常保持冷静来作诗。再者，宋代的诗人们——以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为上述特点的代表——大都是国家大臣。

    在宋代，实现了中国自古以来要使政治担当者与文化担当者合二为一的理想，这可以作为上述特点的外在原因。身为政治担当者的诗人，过分吐露热情的言辞，便会使人对其作为政治家的冷静抱有怀疑。用冷静来抑制热情是必要的，因为这也关系到他们的身份。

    就这样，比唐人冷静得多的宋人的诗，积极地提倡一种新的美——冷静的美。因而，具有更多的知性、更多的精细观察，尤其是更富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这作为宋诗的又一个特色，在此就不细说了。这里想指出的是冷静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往往导致了从一旁审视自己的态度。

    而且，被审视的自己，往往是作为流转的世界中的一物而被审视的。说起来，把自己看作是流转之物，其实并不悲哀。把人生视作流转，是中国诗中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感情，汉魏六朝诗中的悲哀，大都是由此产生的。不过，说起来，抑制悲哀的宋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流转并不是仅仅作为可悲的现象被意识到的。也许，人生中真正的大欢乐是没有的，但是，小欢小乐则在人生的各个部分都有。仿佛使人感到，人生就是在小欢小乐上的流转。

    由此，我们可注意到另一个可称是宋诗特色的东西。宋诗中确实没有爆发的激情，但是另外有种东西也是可贵的，这就是在流转的人生中经常被保持着的平静的激情，尤其是人对人的激情。

（摘编自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

斑竹村里凤凰舞

惠 敏

麦芒节气之后，我们跟随老杨进入湖北省重点贫困村——斑竹村，老杨在斑竹村驻队已经五年了，口口声声“我们村”，弄得一车人好像都是这里的村民似的，我们倒也乐意，城市待久了，会向往能让胸中裂开，盛得下光辉、雨露、清风流水的田园。

快进村口的时候，一嘟噜一嘟噜的红桃毛茸茸、密匝匝地垂在枝头，像村姑们刚染的红指甲，随风撒着迷魂散。我们一行人，情绪亢奋，眼睛挂了钩子，馋得慌。活了八百多年的花栎树，伸出千万只绿掌，把影团儿铺在灰白的水泥路面上，风起，扑扑啦啦，晃晃悠悠，扩展它老迈却旺盛的疆土。

老花栎百米开外，一农舍，一家人。

老杨熟门熟道，黄狗儿凑近摇摇带着黑尖儿的尾巴，盯住我们，它想向上吠，但瞥一眼老杨，又有点不好意思，默默地溜起墙角，远远卧住。房子九成新，红顶白墙，周周正正，朱红防盗大门敞开，立于一侧的女人，所有皮肤都向下松垮垮地坠着，她老了，肩一个高一个低，花布衫挑着，飘荡荡。女人的眼睛已浑浊不清，但在看到老杨时却蓦然涌出一束光来。堂屋里堆满了粮食，麻袋清一水地摞着。女人说，里面是前天才收的麦子，苞谷是去年的，还剩不少，眼看着地里又要拔出新苞谷了，都快没地方放了。

南漳县斑竹村因盛产斑竹而得名，本地有传说，斑竹上的斑纹是王昭君辞别乡亲之泪，是苦泪悲泪，珍贵神奇的很，可一路上却不曾得见，我心中不甘，想寻几株来看。便问女人：“现在哪里能找到斑竹呢？”女人说：“斑竹村里原来是有些个，现在见不到了，只有老林子里有点吧。”说话间，一个少年晃出来，跟我齐头，肤白，几颗黑痣挂在鼻翼四周抢眼，逗号，句号。

男孩叫瑞，几年前差一点辍学，也没少挨过命运的皮鞭。瑞7岁时，为了躲债的父亲一逃了之，母亲出走再嫁，近八十岁的爷爷奶奶颤颤巍巍扛起了爹娘的担子。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贫困像一根斑竹狠狠地从他们体内穿堂而过。我问瑞：“你现在大了，知道父母为什么离婚吗？”瑞低头，玩手指。我为我的残酷而后悔，正准备找个开心的话题。瑞忽然抬头：“是穷吧。”他开始盯住墙角一处发呆，若有所思的样子。瑞清瘦言短，此刻，我只觉得他的内心有很多奇怪的念头在往外涌，他的“穷”在屋檐下炸裂延伸，受伤后的他因失血过多而自卑、胆怯，绕着同学们走，躲着人群溜边，父亲的逃避和母亲的放弃早已泥成了一口缸，记忆拼命攒压流出苦水，死死地围住他。他没被淹死，却时常呛水，从7岁到12岁，他一直背着这口缸，拼命地抵抗拒载，缸在路上颠簸，水飞溅出来降落在脸上，男孩成了斑竹，逗号写出12岁之前的篇章，沮丧、苦楚没完没了，这一切在扶贫工作队驻村后，慢慢画上了句号。瑞从此多了几个爸爸和妈妈：杨伯伯、胡叔叔、谭叔叔、王阿姨。瑞被爸爸妈妈接到家里玩，走出农村去看世界，他们给瑞买书写信，还给他零花钱，空了一起看看星星聊聊天。奶奶不哭了，土坯房变成了大白房，无论冬夏，太阳都会攀上屋前的老花栎，和瑞一起追逐绿油油、金灿灿的未来。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合作社每年的分红收入足够他们画出一个金色的版图，上面种着明天和希望，他们要与它世世相守，凤凰于飞和鸣锵锵。

用凤凰作比，自然有来头。我和几个当地的中年汉子树下闲聊。他们说，这儿是宝地，有人看到过凤凰哩。我自然不信，随他们信口自嗨。老杨见我不屑，翻出手机用照片证实，因为拍摄角度巧妙，山棱棱中凤凰、凤头、凤翅、凤爪依稀有形，忽然明白，楚人尊凤，是骨子里的基因，是这里祖祖辈辈的基因，这似乎成了规矩，老杨是楚人，又是“村民”，护着规矩当然再正常不过了。

曾经，斑竹村的年轻人走了，他们在花栎树下出发，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便是出苦力，挣微薄的养命钱，他们也发誓再不要回到这里，这里瘦弱不堪，濒临窒息，老花栎下的家分明就是整日喉咙里卡住的土疙瘩。如今，精准扶贫让土疙瘩亮了，花了，新了，世代耕种的土疙瘩，疲惫的土疙瘩，衰老的土疙瘩，孤独的土疙瘩早已被姿仪绰约的无限风光惊醒，被村西数百亩各类培育养殖基地唤醒，被村东大大咧咧的光伏发电方阵照醒，被村中簇新的别墅里家人的欢笑暖醒。他们回来了，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掀开一轮一轮火热的生活了。初次走进斑竹村感受里有点点滴滴的痛，更有凤凰涅渠的壮烈和希冀。从古到今，人都在造心，如果说以前村人的心是斑竹，那么现在和未来，只有美玉才配镶嵌他们的心，凤凰才能托起他们的梦。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