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当时文人看来，词是“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但是，在诗歌走上“雅正”道路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情况下，它正是以其娱乐艺术的性质、不够堂皇正大却也较少拘谨的地位，而弥补了诗的不足，获得意外的兴旺。（苏轼）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比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体会到强大的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制，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

--摘编自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成为文学革命“第一个发难的信号”，在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18年，鲁迅则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但是，在文学革命过程中，部分知识分子盲目地否定中国文学遗产，盲目地模仿西洋文学，出现了洋八股，硬搬硬套形形色色的文学上的“主义”。

-据杨加印、张利满《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等整理

材料一：稷下学宫整体上是齐国官学，但前往讲学的学者大都办有私学，带其弟子同入稷下学宫。众人推举学界名流来担任学宫的祭酒，国君不直接干预教学与学术研究。学宫中容纳“百家之学”，成为百家争鸣的文化沙龙。荀子在学宫三为祭酒，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他扬弃以往儒家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吸收春秋以来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天道观，构建其天人关系学说。

——张秉楠《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材料二：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节录）》

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严复《天演论上》，导言一《察变》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怀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希望在西方找到一种能化解中国苦难的灵丹。他们曾一度认为自己找到了灵丹。但是一战的爆发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想的乐园，巴黎和会浇了他们一盘凉水。战后，社会主义成为时髦思想，知识分子先后试验了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最终都宣告破产。1920年11月，陈独秀说：“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近代空想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

——倪培强《再论五四新文化运动》

材料一：文艺复兴运动就是高举人文主义这面思想解放的旗帜，打破中世纪神学桎梏，使文化的各个领域，从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创造了远比千年中世纪更多、更绚丽多彩的成就，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康天意《文明的狂飘疾进时代》

18世纪启蒙学者高举理性与科学大旗，猛烈抨击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宣扬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法制，强调发展科学、张扬个性、追逐功利、享受生活、建立“理性王国”。不难看出，启蒙运动实质上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延续，是人文主义精神的继续弘扬。

——高九江《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

材料二：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

——摘编自梁启超《拟讨专制政体檄》（1902年）

要拥护那德先生（即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即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

材料一 启蒙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强大，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但是垂死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他们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18世纪早期，对植物学感兴趣成为一时的风气，人们热衷于采集矿石、昆虫、化石等，并且加以分类编目。新大陆的发现及异邦物种的出现，也刺激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兴趣。

——吴于廑《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二 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澜，于是而有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想用启蒙手段达到救亡目的。然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充满战乱苦难，国家利益与人民痛苦压倒了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民主的追求。为了群体的救亡，个人权利、自由与尊严都显得不切实际，启蒙工作因而受到了牵连。

——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

材料一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历年来政象所证明，以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

中华民国政治形式与内容的分割迫使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深入到思想文化的深层中去寻找国家富强的出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新文化派，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对“民主”持有肯定态度，同时，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追求方向又不完全相同，可分为激进民主主义、自由派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五类。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西方文明寻找到的科学旗帜已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宇宙人生领域。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取得了舆论上的胜势。出现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论调。

——摘编自穆允军《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思考》

材料三

17世纪时，近代自然科学家大都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神学世界观：同时，他们又借鉴古代一些自然哲学的思想理论，推陈出新，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理性和科学在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的哲学家们和社会科学家们不承认任何的专制权威，不论是宗教信仰和自然观，还是社会制度和国家法律都经受了挑战和审判，一切都需要“理性的法庭”去审查、裁定。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许多科学的、理性的观点推动了当时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

——摘编自张丽敏《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