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汉武帝的诸多统一政策中，包含年号的制定。此前的纪年方法是，将新君即位后的第二年作为元年，以在位年序纪年。皇帝在位时没有特定的名号，如汉景帝在位的第三年即称为“二年”，与其他皇帝的“二年”难以区分。此外，诸王国各以诸侯王之年纪事，更易产生混乱。汉武帝首次“封禅”泰山时，创制了“元封”年号，将当年称为“元封元年”，朝廷所定的年号通用于全国所有地方，后世根据年号也能明白是哪一年。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年号制都被沿用，且影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据（日）宫崎市定《中国史》等

材料一  秦帝国建立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系统和官僚体系。……就秦朝的郡县制度来说，从考古发掘统计出来的数据可以发现，甚至最小的县城的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由秦帝队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可以从上到下传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错。秦帝国的道路系统，在中原地区是两横两直四条主干道，然后以此为基础对外展开若干条辐射线。这样的内建系统，传达命令效率很高，得到神经末梢回馈讯息的效率却有所不足。

材料二  汉代的制度是由董仲舒设计的一套相当清楚的察举制，将过去不是很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方式，落实为定期由地方官员选择当地优秀人才送到中央，在中央实习种种政务，然后再派到各处去工作。这样一个察举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一直不断地有人力资源的流转，把地方讯息无时不经过这些实习人员带到中央。

材料三  唐朝真正走向灭亡，应当是唐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导致的。……唐末的气候并不寒冷，照说不应该有过不下日子的情形，也只能是因为课税太重，而政府上层不了解民情，百姓实在没法忍受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唐朝政府的上层是由一小群贵族长期垄断的，那些来自民间的科举进士，其中不少也是贵族的子弟。更何况，科举出身的寒士很难真正进入决策阶层。另外一方面，唐朝的地方官员在回避本籍的制度下都是外来者，对地方情形并不了解，而且又经常更换职务。因此，汉代地方官员可以承担的回馈信息的职能，在唐朝并不能实现。于是，小乱变成大乱，大乱连续不断，那么庞大辉煌的朝代，也就在农民的锄头和镰刀下，分裂成许多小国。

——以上材料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请回答：

材料一：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秦朝，以御史监察和谏（议）大夫为主的谏官谏议，随着专制集权制度的确立而制度化。汉代御史秩皆六百石，隋唐御史在六品至八品之间……监察御史等监察官的选授权多集中在皇帝手中，并且要求严格。明代要求“（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且“新进初仕，不许除授御史”。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御史由所属机构多变动、仍身兼他职的监察官发展成机构完全直属皇帝、专司监察的官员。

古代监察制度中，监察官多享有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隋唐以后，御史监察机构作为独立的职能部门，一般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长官的指令。……御史之外还常派使臣临时巡察地方。常驻与巡察，例行与不定期巡察相结合，表明了对地方吏治的格外重视。

——摘自《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二：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上自朝廷，下至庶民，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清末新政以后，逐步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等新式传媒工具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被解除了。

——摘自《简析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三：美国的建国者从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制衡体制，以防止某一分支的侵夺或垄断权力，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美国没有建立统一的监察体系，行政的监督任务被分散到各个行政部门分别执行。美国的行政监督系统包括议会监督系统、政府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其中并没有设立专门负责行政效能监察的机构。在美国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基本是并重的，“好的政府就是高效廉洁的政府”。

材料一：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致使相权逐渐削弱，这既是我国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突出特征，也是皇权与相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齐涛《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材料二：董仲舒把“天”塑造成有意志的神，天在人间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即皇帝。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摘编自《汉书·董仲舒传》

①秦朝御史大夫

②汉武帝时期的“中朝”

③唐三省六部

④明成祖初设的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