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致用被过于功利化了

向楠

    ①学以致用，这个原本在大多数人看来毫无问题的观念，最近遭遇不少人挑战。有人指出，我们当前的学以致用观过于功利化，“有没有用”几乎成了衡量学问好坏的标准，使当前缺少真学问与真学术。

    ②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130人进行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72.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学以致用观比较流行；73.5%的人认为学以致用被过于功利化了。受访者中，“80后”占39.3%，“70后”占35.5%。

    ③调查中，受访者对于学以致用观的利弊莫衷一是：29.5%的人认为利大于弊，15.5%的人感觉弊大于利，33.7%的人觉得利弊相当，还有21.3%的人觉得“不好说”。

    ④今年4月，由20名大陆大学生组成的“西安世园使者团”前往台北市参加“花博会”交流活动。广州媒体人丁晓洁也随团参加此次活动。在台湾大学访问交流时，丁晓洁发现，台大近50个系中，竟有15个系与农学、动物学有关，比如农艺学系、园艺与景观学系、兽医学系、昆虫学系等等。

    ⑤“台大生命科学院植物标本馆的一名教师告诉我，与大陆年轻人不同，很多台湾年轻人对动植物研究兴趣浓厚，台大农学、动物学等相关专业报考热度非常高，甚至超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更好的经济、金融等专业。学生完全是出于兴趣和爱好报考。在他们看来，‘学以致趣’比‘学以致用’更有价值。”丁晓洁说。

    ⑥不过，一名民意中国网网友认为，学以致用观流行不但不会带来危害，反而适应当前社会实际需求。现在是知识大爆炸时代，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只能去学习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如果不以“用”作为指导，只会浪费时间，无益于自身发展。

    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绪山曾指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学以致用观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讲，它培养国人积极向上的参与观念，赋予国人较多的务实精神；从消极方面来讲，功利性地以“用”为目的，使学术脱离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应有轨道。同时，这种观念容易使一切智力活动止步于以实用为特征的技术发明，很少进行形而上的学理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只以实用技术为追求目标是短视的，想要在根本层面上经世救国，需要把精神层面的改造也作为追求的目标。

    ⑧为何学以致用观越来越流行？调查中，68.1%的受访者认为这是社会功利化的必然结果；59.1%的人觉得是由于“社会人心浮躁，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长远思考”。此外，52.4%的人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人历来重视实用性思维；51.7%的人感觉是由于“学以致用”能给人带来短期、实际的利益；34.1%的人指出，这是受到强调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影响。

    ⑨四川大学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赵毅衡分析，学以致用观流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儒家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与“经世致用”，这是学以致用观的直接源头；其次，近代以来，随着国人逐渐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整个社会将关注焦点放在如何尽快把知识用于发展生产力上，“实用”成了学术发展最主要的目的，兴趣、好奇心等其他学习目的受到压制。

    ⑩在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研究生谢潇看来，功利化的学以致用观导致当前学术急功近利，很多研究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缺少前瞻性思维。即便偶尔有新观点，也经常会被批评为“不切实际”。“历史上许多重大科学突破最开始都源于天马行空的‘空想’，‘学以致用’不过是附属品，‘学以致知’才是学术根本。”

    ⑪“现在应该适时改变过于功利化的学以致用观了。”赵毅衡建议鼓励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以兴趣、好奇心为指导进行学习。在应用性并不强的理论性课题申请中，不要总逼迫研究者写出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不论是论文数量还是研究者数量，中国学界都非常多。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追求学术研究的质量，打造创新型人才。我们应允许甚至鼓励一部分人挣脱学以致用观的束缚，做一些‘无用’的思考。”

    ⑫调查中，55.7%的人表示很支持赵毅衡教授的上述建议。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11月17日，有删改）

材料一：

    （本报记者徐瑞哲）从新文化运动算起，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已走过百年。“百年语文”走到当下，有什么教得太多了，又有什么教得太少了？昨天，上海市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主办的首届语文教育论坛在华东师大落幕，不少名家一针见血、针砭时弊。

    语文，是语言，也是文学，但绝不同于美术课。甚至有时，借助视图的“帮助”，反而限制了学生对语文文本本身的理解，无助于语言文字能力培养。如今，中小学校语文课堂上，多媒体课件的使用频率与其他科目一样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表示，滥用多媒体已成为语文教学的“毒药”。他发现，有些中学语文课堂已经不用黑板，只靠多媒体屏幕上课。比如教曹操的《观沧海》，作者介绍、作品背景、字词注释、思想意义、艺术手法等，全是网上下载、拼凑而成的。他认为，这样虽然很直观，文本解读却被切割得零碎了，学生阅读兴趣与经验也被挤压了，对文字的感受与想象被干扰了，语文课非常看重的语感也被放逐了。

    另一方面，语文课少了一个重要的口语教育功能。与外语课相比，语文课几乎与口语表达训练没什么关系，在“听说读写”中嘴巴似乎最用不上。在新一轮高考改革过程中，上海等地的外语科目考试都加入了听说测试。而语文科目考试从来都是笔试，“既然高考不考，就几乎没人关注语文也应当培养口头能力。”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表示，眼下很多政府官员、企业家、明星等“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似乎离开讲稿就不会讲话。专家认为，这种现象其实与语文课过于单一的书面语教育不无关系；同时，这也与学生过多依赖多媒体网络有关，其口头交际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2014年12月22日《解放日报》07版）

材料二：

    3月28日上午，美国教育联合会驻华代表处主任孙连成为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的老师、部分家长做了一场关于中美教育的报告。

    当天的报告会上，一直致力于中美基础教育领域交流工作的孙连成一再强调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国，母语教育就是语文，我们的语文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不过相信在2017年高考改革后这一状况将得到改观。”孙连成说。

    孙连成介绍说，美国很重视母语教育，“美国高考考三科，第一科大家知道肯定是数学，第二科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说是语文，对，那第三科呢？我告诉你还是语文。美国高考有三科：数学、阅读和写作。数学多少分呢？800分，那两科呢？每一门也是800分。”

    再看看美国小学的课程表。相当于我们语文课的英文课，一年级每天的教学时间大概190分钟，二年级150分钟，其它年级和二年级都一样。

    “我曾做过统计，美国人对母语教学的时间一周是950分钟，我们多少？拿非常重视母语教育的清华附小来说是320分钟。”孙连成认为，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排在各科之首，“因为无论你走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有再多的思想也没有用，你需要语言的表达。”他说。 孙连成分析说，起始于2017年高考的这轮改革方案，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强了语文的重要性，语文的分值增加几乎已成定局。

    “我们这次高考改革不是学习美国，而是借鉴了西方教育的一些方法。比如对母语的重视，比如强调语文教学与音乐、美术、思品等的融合教学。”孙连成说，在中国，学校不能给学生们更多的空间，因为有些课程体系课表是由教育部门决定的。家长要给孩子更多的时间去补回这些东西。数学很重要，但孩子的语文一定要重视。

    他介绍，美国学校的课程种类少，但注重演讲和辩论以及小组学习，尤其强调细致观察。老师会经常让学生仔细观察一幅图或者一个画面，然后说自己观察到什么，再进行小组讨论或辩论。

（长春广播2015年3月29日，有改动）

材料三：

    中考总分相同，优先比较语文成绩。日前，北京市教委详细解读中考招生政策，这一条特别引人关注。往年单科成绩参考录取顺序是数学、语文、外语，今年则将语文调到首位。从“更注重数学成绩”调整为“更注重语文成绩”的导向，值得点赞。

    人是传播的动物，语言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工具，语文是重要的人文社会，语文能力是学习其他和科学的基础。对学生来说，学好语文的确重要。因为，无论学习什么都需要借助语文的力量，在语文上多下点功夫没有亏吃。希望中小学生、家长和学校都能重视语文，采取多种措施强化语文素养，加强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这样做不但在中考时不吃亏，更有益长远。

（摘自2015年3月25日《北京日报》）

材料四：

    何怀宏说自己曾做过一次试验，让孩子朗读一个学期的语文课本，结果40多分钟就读完了。“作为母语的中文，整整一个学期在学校学一本课本，每天几堂语文课，回来还有课后作业，就翻来覆去学这点东西，考试还不怎样，真是觉得太奇怪了。”何怀宏说，他认为只有大量阅读好书和勤于写作才是培养好的语言能力的关键，而好的语言能力则又是好的思考乃至好的创意的关键。

（摘自2015年4月1日腾讯教育）

材料一：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的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的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外，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微信等平台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摘编自2017年4月5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材料二：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件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但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摘编自2017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三：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摘自光明网2017年4月26日《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

材料一：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叫座的不叫好，叫好的不叫座”成为我国电影市场的怪现象，不少电影因为明星效应收获高票房，但剧情粗糙。业界普遍认为，尽管近年来我国电影市场增长迅速，但内容、品质的提升并未保持同步。内容和质量是电影的核心，仅靠明星、特效画面吸引观众，最终会使观众厌烦。可以看到，优质国产片越来越得到市场的积极反馈，观众对“流量吸睛”的欠诚意之作并不买账。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指出，中国电影观众正步入更为成熟、稳定的阶段，观众群休的观影品位不断提升，对高质量电影产品的需求也在提升，更需要电影产业在反思中进步，不仅仅单方面追求数量的增长，而要从创作端发力，推动各类影片多样化发展，注重将内容、质量作为核心，创作出更多优质作品，促进中国电影持久健康发展。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9月12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走出去”成绩巨大。无论以产品的数量、质量还是市场来衡量，中国都是电影大国。但中国电影“走出去”，不只是“中国产品”走出去，更要实现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走出去。从这点看，中国电影“走出去”如何从量的粗放型发展到质与量的共同提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和海外商业院线发行的中国电影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标准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较好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第二种是一般性地展示了中国元素和故事，有助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关注中国。目前，第二种影片占大多数，且票房较好；第一种影片应是未来中国电影努力的方向。

    电影是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部分，电影创作者要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丰富的民族传统中汲取精华，提炼和融合为影片的中国元素。中国电影在展示中国元素的同时，更要努力传播中国精神，展现当代与时俱进的中国形象。名列2018年海外票房前列的《红海行动》以反恐和撤侨为中心情节，生动刻画出当代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战狼》《湄公河行动》等影片以独特的中国元素、创新的讲述方式，引起更广范围的情感共鸣。同时，“一带一路”给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良好契机与广阔空间，中国电影也可借助于国家战略的东风，加快迈向国际市场的步伐。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8日）

材料三：

    新华社长春9月8日电（记者刘硕、赵丹丹）以“信仰、情怀、担当”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8日在长春举行。论坛期间，电影界人士认为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电影“新力量”的贡献日益突出，应加强对青年电影人才的培养和帮助，进一步提升整体创作实力。

    据介绍，今年截至9月7日，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达到467亿元，同比去年增长16%。国产影片的份额超过了65%，票房前10名的影片中国产影片占7部。国家电影局副局长李国奇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电影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电影创作活跃，题材类型更加丰富，优秀作品不断出现。还有很多影片都不同程度体现了创作上的提升和进步，反映出“新力量”创作者不断超越自我，创作功力更加深厚和成熟。希望青年创作者坚守信仰，永葆情怀，把个人的创作理想和艺术追求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之中，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先进文化的沃土之中，用更多的好作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用更多好作品传承中国文化，展现中国精神，弘扬核心价值观，传递真善美。

    材料一：

    短视频，是特指播放时长在5分钟以内的网络视频。它更加符合移动互联同时代的碎片化消费习惯。短视频在信息交流和传播中，相较于纸媒而言，它采用动态画面+声音的模式，其信息量和生动性远远超过纸媒的信息；相较于电视媒介而言，它的短小精悍和传播形态上的自由性也远远超越电视。而且，借助自媒体平台和各种App，用户还可以自由灵活地对短视频进行编辑、评论或者录制类似内容的短视频进行再传播。这样一来，短视频的社交属性也大大增强。

    在传统的使用文字、图片、语音进行社交的模式中，用户之间的社交模式相对比较简单，用于展示自己的机会不多，短视频平台让普通人的表达权利得到充分的体现，用户在社交中也逐渐从配角演变成主角，与此同时，短视频平台也会针对用户的需求推送客产喜好的内容，并且根据内容进行分类，便于用户精准选择，提供个性化的社交需求。

    （摘编马剑峰《从短视频的流行看媒介社交功能升级与蜕变》

    材料二：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由于绝大多数用户并非专业人士，所制作的短视频趋于平庸化，这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走向庸俗，沦为粗俗，甘于恶俗，乃至违背公序良俗，挑战法律底线，就值得警惕了。有的用户在“吸睛就是吸金”的逻辑支配下，用充斥着“黄赌毒”的内容获得点击量；一些短视频平台奉行功利化的思维，往往放弃守“土”之责，只讲流量周顾正能量，片面追求用户活跃量而忽略内容质量，甚至为了“红利”使出黑招。众所周知，目前有大量年轻人活跃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如果对粗俗的内容听之任之，对错误的价值观放任自流，则不仅不利于短视频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更不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治理短视频乱象，监管部门重任在肩、责无旁贷，此前，国家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等部门，开展网络短视频行业集中整治，为短视频行业带来了一股清风。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短视频传播的海量化、碎片化、便捷化和不可控化，为监管带来了难度，正因如此，消除短视频乱象，除了监管部门发力，更需要平台尽职，共同形成合力。

    短视频行业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以高质量的产品占领市场，以有品位的内容赢得消费者信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王石川《短视频，要流量更要正能量》）

    材料四：

    短视频发展初期，平台上的内容创作多为UGC（用户生产）模式，表现为门槛低，内容良莠不齐，少数创作者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为了保证持续性的内容产出，这些创作者往往走向专业化、团队化运作模式，如早期的papi酱。随着市场进入爆发阶段，行业进一步规范化，只有少数制作精良、具有深度的短视频才能获得关注。短视频已经走过最初的“草莽期”，开始越来越注重内容的质量。

    现在各大平台粗制滥造、俗不可耐的内容逐渐变少，获得用户高度关注的都是制作精良的短视频，而这些其实大部分都是PGC（专业生产）内容。短视频行业的“二八定律”渐趋明显——虽然短视频平台80是UC内容，但排名靠前的80%都是RGC内容，MCN（帮助内容创作者提供商业化变现的组织）模式迅速成为新的风口。

    MCN机构的涌入导致短视频领域水涨船高，一方面让短视频从策划、拍摄、剪辑、宣发、推广等环节都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促使更多优质内容产出，帮助短视频逐渐摆脱“低级”“庸俗”的标签。另一方面也导致短视频已经没有那么“亲民”，平台的算法推荐，流量倾斜都更青睐头部玩家，短视频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人人平等的发声筒。这从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其社交属性的削弱。

    未来的短视频领域将是门槛很高的行业，那个靠“喊麦”就可以火爆全网的时代将不复存在。

（陆地  杨雪  张新阳《中国短视频发展的长镜头》）

材料一：

    什么是数据？数据（data）在拉丁文里是“已知”的意思，在英文中的一个解释是“一组事实的集合，从中可以分析出结论”。笼统地说，凡是用某种载体记录下来的、能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某种信息的，就可称之为数据。古人“结绳记事”，打了结的绳子就是数据。步入现代社会，信息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丰富，载体也越来越多。

    什么是大数据呢？量的增多，是人们对大数据的第一个认识。随着科技发展，各个领域的数据量都在迅猛増长。有研究发现，近年来，数字数据的数量每3年多就会翻一番。

    大数据区别于数据，还在于欻据的多样性。正如高德纳咨询公司研究报告指出的，数据的爆炸是三维的、立体的。所谓的三维，除了指数据量快速增大外，还指数据增长速度的加快，以及数据的多样性，即数据的来源、种类不断增加。

    数据是一种资源，但数据又跟煤、石油等物质性资源不一样。物质性资源不可再生，你用多了，别人就用少了，因而很难共享。数据可以重复使用，不断产生新的价值。大数据资源的使用是非恶性竞争的，共享的前提下，更能够制造双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数据如果不被融合、联系在一起，也不能称之为大数据。

（选自刘军《大数据是“原油”，不是“汽油”》）

材料二：

    5月12日，2019首届天府大数据与数字经济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成果，《2018全球大数据发展分析报告》在当天正式发布。

    就全球趋势而言，2018年大数据市场总体价值约420亿美元，其中大数据软件市场价值约140亿美元。该报告预估，大数据服务和硬件市场规模在经历2016—2022年的快速增长后，将放缓增长趋势，而大数据软件市场规模仍将保持10年的高速増长。

    与此同时，伴随21世纪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爆发式发展，世界各国无一不在觊觎着红利可观的大数据市场，但由于各国基础实力、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差异，全球大数据发展正面临不均衡的市场分布问题。报告对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大数据开放建设程度的分析，韩国、加拿大、美国、法国、印度、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俄罗斯处于第二梯队，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开放数据程度与上述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各国分值呈现较大差距。

以全球大数据发展情况为背景，报告进一步分析到，中国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正处于积极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政府开放数据的实施路径是由地方政府数据开放为点，逐渐形成国家层面的数据开放。从具体数据来看，中国的大数据产业相关人才数量占全球总数的59.5%，排名第一，其次为占比22.4%的美国。另外，2018年中国大数据领域论文被引用次数和相关技术专利数量在全球比例均超过了美国，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在此优势之下，中国如何实现后发赶超？报告指出，政府掌握着70%左右的高价值数据集，因此，政府大数据汇聚共享开放将是实现数据全面共享开放、进而更好发挥其价值的关键。

（选自2019年5月13日《成都商报》）

材料三：2017—2018贵阳数博会参会人员停留比较图

上图为2019年数博会会展中心3公里范围内，各类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同比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