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自秦汉就开始有了专门的监察部门。它在西汉时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改称“都察院”。不论御史台，还是都察院，都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的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何况历代王朝不但有监督官员的专门机构，也都有惩治腐败的严刑峻法，打击的力度也很大。朱元璋甚至规定凡受贿八十贯者，就要剥皮实草。然而腐败却并未因此有所收敛，反倒有“前赴后继”之势……。最后的结果，则是一个又一个的王朝在不可救药的腐败中垮台。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帝国的反腐倡廉治标不治本，也不可能治本。唯一可以指望的是道德。不可否认，正是由于道德的作用，帝国的官员才不至于腐败的全军覆没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

材料二：美国的建国者从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制衡体制，以防止某一分支的侵夺或垄断权力，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美国没有建立统一的监察体系，行政的监督任务被分散到各个行政部门分别执行。美国的行政监督系统包括议会监督系统、政府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其中并没有设立专门负责行政效能监察的机构。在美国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基本是并重的，“好的政府就是高效廉洁的政府”。

——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材料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人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在这样的人性论和人文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因为人心本善的理论预定和圣人崇拜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统治手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加以固定下来，它完全仅作为帝王个人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行政监察思想能够推动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却日益萎缩并退化、变异为一种特务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孟德斯鸠警告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于是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

——以上材料均选自屈双湖、胡雪纷《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

材料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第一条，着眼点就是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选自2018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