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由于“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学校教育得到普遍发展，再加上以“经学取士”为重要内容的选官制度的确立，也使两汉家学得以蓬勃发展。学者专长一艺之后，在授徒讲论的同时，亦受学术家传习惯的影响，极为重视家中子弟的学业继承。如《后汉书•伏湛传》：“（伏）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这种传家世袭的学业就是家学。

    家学是两汉经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粗略统计，在两汉明确有家学情况而且颇有名望和影响的经学世家约有百家之多。他们或者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家业不断，如孔氏之学；或者宗族内相承以传其学，如大、小夏侯之学；或者如睢孟授业其姐的儿子颜安乐以传其学。从而为两汉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家学一直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中有着独特作用。

    家学首先影响汉代统治阶级的教育。家学中因传经学而至仕的比例很大，有的甚至累世儒官，其中又有不少担任帝师或者太子太傅。他们或亲自执讲，或开办学校，在其倡导下，兴学重教也成为评价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汉代隆儒的氛围中，帝王多养成崇儒好学的风气。元帝“柔仁好儒”，即位之后又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明帝曾“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这些由家学而仕宦的势力，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影响着两汉政治和学术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家学本身的发展。

    作为官学的补充，家学是私学的特殊力量。汉武帝时兴太学，此后官学在国家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私学并未因此停顿，反而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汉代私人讲学的事例不胜枚举，读书人学成即授徒相当普遍。家学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学者从事私学教授活动，他们或开门授讲，或声称著闻，学者争相归之，或隐居教授，所授学生常常数百人至千人，著录弟子多至千人乃至万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地方官学由于政治、经济及战乱的影响，时有停置。但是治学的儒者并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即使在战乱中也传业不息，讲学不辍。这种家学传统，在促进经学广泛传播时，也使家族的学术得以保存并固定下来。

    家学所传习的内容很宽泛，并不仅限于经学范畴。自然科学也是家学所传习的重要内容，涉及天文、医学、数学、律法等广泛领域。如刘歆继承父业，从小对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世明律法的颖川郭氏则更为引人注目，据载，郭氏自弘以后，“数世皆传律法，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为官者甚众。

    正是因为有两汉家学的兴盛和学术家传的良好传统，所以在汉末动乱中，学术逐渐家门化并得到保存和延续，从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的家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金石学的兴衰与传承创新

朱凤瀚

    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属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理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二十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中，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提出了“标准器法”.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铜器及纹饰的分类、定名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年唐兰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提出了古文字考释的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促使古文字学脱离开传统金石学与小学的束缚。史学观念的进步也使金文更好地与传世历史文献相联系，使之成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之历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环境、科学世界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时代的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的。

情与辞

朱光潜

    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显著的如喜怒爱恶哀愁等情绪，微妙的如兴奋颓唐忧郁宁静以及种种不易名状的飘来忽去的心境。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文字有言情说理叙事状物四大功用，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若不然，那就成为枯燥的没有生趣的日常应用文字，如账簿、图表、数理化教科书之类。不过这种界线也很不容易划清，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是容易为理、事、物所触动的。许多哲学的，史学的，甚至于科学的著作都带有几分文学性，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不运用言辞则已，一运用言辞，就难免要表现几分主观的心理倾向，至少也要有一种“理智的信念”，这仍是一种心情。

    情感无法直接表现于文字，都必借事、理、物烘托出来，这就是说，都必须化成思想。行文的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种情致，其次要找出具体的事物可以烘托出这种情致，最后要找出适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情思化合体表达出来。创造也并非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艺术所本。艺术根据自然，加以熔铸雕琢，选择安排，结果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全在“自然”之上加这一番“人为”。情是自然，融情于思，达之于辞，才是文学的艺术。在文学的艺术中，情感须经过意象化和文辞化，才算得到表现。浑身都是情感不能保障一个人成为文学家，犹如满山都是大理石不能保障那座山有雕刻，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如果信赖他的生糙的情感，让它“自然流露”，结果会像一个掘石匠而不能像一个雕刻家。雕刻家的任务是给那块顽石一个完整的形式，一条有灵有肉的生命。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在沉静中加过一番回味，情感才由主观的感触变成客观的观照对象，才能受思想的洗炼与润色，思想才能为依稀隐约不易捉摸的情感造出一个完整的可捉摸的形式和生命。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就大概说，文学作品可分为三种，“情尽乎辞”，“情溢乎辞”，或是“辞溢乎情”。心里感觉到口里也就说出十分，那是“情尽乎辞”；心里感觉到十分，口里只说出七八分，那是“情溢乎辞”；心里只感觉到七八分，口里却说出十分，那是“辞溢乎情”。就常识说，情尽乎辞也应该是文学的理想。不过，“情溢乎辞”也未尝没有它的好处。语文有它的限度，尽情吐露有时不可能，纵使可能，意味也不能很深永。艺术的作用不在陈述而在暗示，古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含蓄不尽，意味才显得闳深婉约，读者才可自由驰骋想象，举一反三。把所有的话都说尽了，读者的想象就没有发挥的机会，虽然“观止于此”，究竟“不过尔尔”。拿绘画来打比，描写人物，用工笔画法仔细描绘点染，把一切形色都尽量地和盘托出，结果反不如用大笔头画法，寥寥数笔，略现轮廓，更来得生动有趣。画家和画匠的分别就在此。画匠多着笔墨不如画家少着笔墨，这中间妙诀在选择与安排之中能以有限寓无限，抓住精要而排去糟糠。

（选自《谈美·谈文学》，有删改）

    大数据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巨量可利用的碎片资源。大数据时代的资源环境被寓意为一堆杂乱无章、排列无序的知识碎片。面对无限碎片信息构建的信息化学习环境，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化”资源应用模式被打破。学习者需要用全新的思维方式，认识复杂多变的大数据环境而带来的学习上的变化。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上网人数迅猛增加，因而带动了“平民文化”的兴起。大量的网民组成了微资源开发的主力军。在网络世界里，专家、学者、普通大众、政府官员之间消除了权威界限。人人都有言发，创造了互联网领域巨量的微资源。这些微资源相对于书籍、报刊等，其资源间是零散、无序和互不关联的碎片知识，严重阻碍了人们对知识的获取。在一些专业学科领域，诞生了专业开发团队，他们开发了“微课”“微视频”等大量微资源。这些资源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资源。

    大数据时代促使了新媒体的诞生，新媒体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高效便利的条件。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发展的概念，在一定时期，总有一种媒体占主导地位。”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形态，大数据时代的新媒体是指新信息技术环境下，如数字广播、数字报纸等媒介。尤其是移动媒体的出现，为随时随地上网提供了便利，使学习者过去无法利用的“闲置”时间得到了充分利用。工作或生活之余，休闲或坐公交、地铁途中，利用移动媒体，学习者有意识的碎片化学习，久而久之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零碎时间”。

    碎片化时间内获取的知识是零散、无序和互不关联的碎片，单个碎片知识其自身价值意义并不高，需要学习者利用思维意识对其“再加工”。“再加工”是碎片化知识到新知识体系嬗变的过程。大数据时代解决知识碎片化之道是帮助学习者建构新的知识体系。碎片知识犹如人体各个部件，脱离了知识体系这个生命整体，任何部件都会失去原有意义。

    如何将碎片化知识与已有知识融合，建构新知识体系？在碎片化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需要利用新媒介挖掘碎片知识并对其进行整理、剔除、汲取、加工等操作，实现知识碎片到知识点有意义的重组，并完成知识点到新知识体系嬗变的过程。此过程中，整理主要完成对碎片知识的归类与管理，剔除主要依据个体经验，去掉对个体新知识体系建构无意义的知识碎片。在整理与剔除过程中，也要汲取新的知识作为补充。由于知识碎片的离散性，在知识点、新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系统化思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贯穿整个过程的始末。

（摘编自王承博等《大数据时代碎片化学习研究》，有删改）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一直以来大多赞成唐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么上纲上线，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0年第11期，有删改）

请理解这句话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