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季节

苏童

    祖母天天坐在门槛上听雨，神态宁静而安详。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情。去年秋天是我祖母的弥留之际。我们家的人都记住了那些下雨的日子。

    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 ，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码齐的青粽叶搞乱了。

    祖母去五里外的白羊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这水里有小青蛇。小青蛇游过的水里，长苇子都是甜的。”祖母采着青粽叶，时不时俯视身下的湖水，湖水波动着，把她穿蓝袄的影子搅碎了。突然手里抓的苇叶掉落了。祖母颤抖着，告诉我她刚才看见了祖父的脸。“老家伙来拉我走了。”祖母对着湖水自言自语。

    家里人猜祖母是看见了游过水下的小青蛇。我祖父属蛇，村上人都喊他小蛇儿。他十七岁娶了我祖母，我祖母就成了“小蛇儿家里的”。

    去年端午节前后，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

    “小蛇儿从前最能吃粽子，一顿能吃八个。”有一天村西的老寿爷踱过我家门前，看见了门楣上一捆捆的粽叶，这样对我父母亲说。

    我祖父也死于秋天。死于异乡异地一个叫石码头的地方。据说他是在新婚的五天后出走的，走了就没再回来。祖母守着他留下的老屋过日子，闭口不谈祖父的事。许多年了村里人还是喊我祖母“小蛇儿家里的”。有一年老寿爷跟着贩米船来到湖北一个码头上，遇见了我祖父。他正在码头的石阶上为一个瞎女人操琴卖唱。他跟着老寿爷上了贩米船。他帮着村里人把船上的米袋卸完，拉着老寿爷进了一家小酒店。就是那次我祖父酒后还吃了八只粽子。“你回去吧，你儿子会满村跑了。”老寿爷说。祖父摇着头说，“出来了就不回去了。”后来祖父把他的二胡交给贩米船上的人带回家。

    从我记事起，那把二胡一直高高挂在一家人的头顶上。有一年过年前，我母亲想找块布 把那把二胡擦一擦，但是猛听见下面祖母惊恐的喊声：“凤英子，你不要动它。”

    “我把它擦擦干净。”母亲回过头来说。

    “不要擦。”祖母固执地说，她盯着我母亲的手，眼神里有一种难言的痛苦。

    去年秋天不是好季节，那没完没了的雨就下得不寻常。祖母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她向每一个走过家门的村里人微笑，目光里也飘满了连绵的雨丝。

    “活不过这个冬天了。”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

    就是那个下雨的午后，祖母第一次让我去把房梁上的二胡取下来。我在梯子上向那把二胡靠近时，心止不住狂跳起来。“刚才你看见他的脸了吗？”祖母问我。她的脸上浮起了少女才有的红晕，神情仍然是悠然而神秘的。我摇头。“你这个傻孩子，我死了二胡就是你的了。”祖母说，她闭着眼睛回忆着什么，脸上的红晕越来越深，“那老鬼天天跑到我梦里拉琴，拉得好听呢。”有一个瞬间我感到紫檀木二胡在怀里躁动，听到了一阵陌生的琴声从蛇皮琴筒里涌出来，越过我和祖母的头顶，在茫茫的雨雾里穿行。我抓住了马尾琴弓。琴弓挺轻的，但是似乎有股力要把我的手弹回来。“你这个傻孩子，你怎么不拉呢。”祖母焦灼起来，她猛地睁开眼睛，带着痛苦的神色凝视那只二胡。

    秋天下最后一场大雨的时候，我母亲从箱子里找出了祖母的老衣。母亲把红色的老衣挂在她房里，光线黯淡的房间便充满了强烈的红光。后来我母亲打开了祖母常年锁着的一只黑漆木盒，木盒里空空的，我母亲眼里闪过一丝慌乱，急忙走到后门去。

    “没有了。”母亲对父亲说。“什么没有了？”“那块金锁。”母亲说。

    我父亲沉默了一 阵子，来到祖母身边，轻轻地把她从昏睡中唤醒。“娘，你的金锁呢？”

    “没了，早没了。”祖母那会儿依然清醒，她定定地看着父亲的脸。“娘，我们不要，让你老带走的。”母亲说。“我不带走，死了还带金锁干什么？”祖母说完真切地微笑了一下，那是她一辈子最后一次微笑。祖母闭上眼睛了，不再说话，微笑也渐渐消退。

    清明去扫墓的时候，母亲带着锡箔和纸钱，我拿着一株迎春，父亲却在臂弯里挟着祖父留下的那把二胡。祭坟以后，我看见父亲把那把紫檀木二胡放在坟头上，坟上的火光猛地黯淡了一下，随之又蹿出一群枫叶般的火苗来。

    我祖父的紫檀木二胡被点燃了。在一片寂静中，我们听见那把二胡在火苗的吞噬下发出一阵沉闷的轰鸣，似乎有什么活物在琴筒里狠狠地撞击着。“是你爹的声音吗？”母亲的声音打着颤。“不，是娘的声音。”父亲庄严地回答。

    当蛇皮琴筒发出清脆的开裂声时，我先看见了从琴筒里滚出来的金光闪闪的东西。那东西渡过火堆，渡过父母亲的身边，落在我的脚下。那是我祖母的金锁。

（有删改）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只见牛的犄角，富裕农民的长毛绒高帽，农妇们的头巾在集市上攒动。尖厉刺耳的嘈杂声嗡嗡声一片，持续不断，气息粗犷。不时还可听到一声从乡下人结实的胸脯里发出的开怀大笑，或者系在墙边的母牛的一声长哞。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村奥士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了。

    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村乌勒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大声喊道：“奥士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乌勒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具商马朗丹先生，他看见您捡到了啦。”

    老人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依莫村的长工马利，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村的乌勒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在酒馆里、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有了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然而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有删改）

写对子

袁省梅

    爸揉着肩膀说，今年的对子，你给大伙写吧。大学生哩。

    羊凹岭的人把“对联”叫“对子”。

    我说，那有啥啊？我写就我写。

    柜子上已经放了好多的红纸，都是邻居送的。门口贴的大对子，屋墙上贴的小条子，门上贴的斗大的字，都是父亲写。不知写了多少年了。印象中，每年刚过了腊月二十三，就有人送来红纸。过了腊月二十五，到年跟前了，家里的活多得绣疙瘩，父亲却什么都不干了，从早到黑，坐在炕桌前写对子。母亲一会唤我扫院子，一会叫弟弟拉风箱，她两手浸在面盆里，要蒸过年的花馍，还要洗萝卜剁肉馅包饺子，就是不催父亲一下。

    写对子，就是父亲年前的活。

    父亲盘腿坐在炕桌前，一会儿抓大笔，一会儿握小笔。大笔是写院门上大对子的，小笔是写小条子的，屋墙上的“身体健康”“福如东海”，三分宽的小条子，要用小笔写。墨已经研好了，纸也裁好了。不用父亲动手，这些，有人做。父亲开始写字，桌前炕下就围了人，大人，孩子，都有。看写字，也有等着拿对子的。父亲坐在炕桌前，把一支毛笔在砚盒里舔了又舔，不说话，看笔。提起笔，顿一下，运气似的，才按下笔，刷刷刷，刷刷刷，四个字的小条子，七个字的大对子，就写好了。写好，还是不说话，提着笔，让人展着对子看，摇头，不满意的样子。没见过父亲点头，对自己的字。周围看的人却点一下头，再点一下，说，满羊凹岭，就叔写的好。

    裁纸。研墨。润笔。

    父亲让我在自家的对子上写，别把邻居的对子写坏了，又得花钱买纸。我心里一鼓一鼓的，不服气。可刚把毛笔按在纸上，手就开始抖，一抖一抖地按不住。七个字，写得很艰苦，出了一身白毛汗。

    刷刷刷，父亲坐在炕桌前，也写了一副同样的字。

    父亲把两副对子摆在一起，让我看。我说都一样，都是一个是一个。嘴硬。

    一个还能成两个了？父亲笑得笔上的墨都筛到了桌上。

    父亲的字还是硬朗，遒劲，起承转合，自然而然，我在心里说，嘴却硬，贴墙上谁看呢？一场风一场雨，就烂的看不清眉眼了。

    海海来了。海海不识字。他家的对子年年都是叫我帮忙贴。

    父亲让海海看哪副好。

    海海搓着一双糙手，呵呵地笑，端详了半天，说，这副好。他指的是父亲写的对子。他说，这上头的字瞅着稳当，结实。

    我的脸胀得像谁捏住了脖子。

    海海拿着他的对子走了，是父亲给他写的。他说，叔写的对子好，看上去稳当，结实。

    还是这句话。

    父亲说，不要小看羊凹岭的人，人粗，心眼亮着嘿。又说，写字，要用心，手到，心就要到。初一早上，巷里人都来给父亲拜年。每年都是。本家的，旁姓的，都来，很热闹。与父亲同辈的叔伯，老胳膊硬腿的，跪在我家祖宗牌位前，说是给祖宗磕个头。父亲不让，早都跪下了，说一年就一次。晚辈来了，也是先给祖宗磕完头，又给父亲磕，给母亲磕。

    母亲高兴，父亲也高兴，忙着递烟端茶，抓一把花生一把红枣，塞到娃娃的口袋。

    我的大学还没毕业，母亲病逝。寒假回家，家里清锅冷灶，我的心情也清冷伤感，看着父亲满脸黑深的皱纹，我想父亲再不会给邻居写对子了。可是，刚过二十三，父亲到巷里碰到邻居，就叮嘱，今年早点把红纸送来，他妈不在了，写完了，还要准备年饭理。家里又像往年一样，人来人往，说笑不断。年跟前时，巷里的婶子嫂子也来了，她们不往对子上凑热闹，她们一来，就帮我揉面蒸花馍、煮肉包饺子。年三十祭神祭祖的鞭炮，我家是巷里第一个燃放的。因为我家的饭菜早早就准备好了。

    父亲叹口气，说，看邻居对咱多好，就帮人写个对子。揉揉肩膀，又说，哈时候你能给人写对子？我也好歇歇。我不敢看父亲，盯着门上的对子看，看得心里涌涌荡荡的。

（摘编自小说集《生命的储存罐》）

母亲的心愿

北方

“麻警官，您母亲又闹着要出小区，倒是没在小区里翻垃圾箱捡垃圾。这都第四次了，我们劝不住，疫情的严重性您是知道的，怎么说她就是不听。知道您忙，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找您了。”

“我早晨过去又说了说，怎么还闹呢？吃喝都给她准备得很充足，口罩也买了。”麻利锋刚上卡点，母亲居住的社区张主任就打来电话。昨天张主任就为麻利锋母亲要出去给他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最后还是麻利锋亲自回去，才把母亲拦住了。

母亲越来越不听劝了。麻利锋最初担心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即老年痴呆症），带她到市医院彻底检查，结果显示所有数据正常。大夫说人上了岁数，性格发生变化也不奇怪。

父亲在世时，母亲买菜做饭收拾屋子，还要伺候腿脚不便的父亲，每天不得闲，几乎不用麻利锋操心。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似乎就变了，主要表现是话少了，还总爱在小区的垃圾箱里翻捡废品。纸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泡沫板……只要是废品回收站要的，母亲一样也不会漏掉。起初，听小区门房的梁姨说过几次，好似母亲抢了人家的生意，话说得客气但不好听。麻利锋似信非信，家里见不到任何废品的影子呢。他忙得顾不上，就让老婆去盯了两次，果然看到身形瘦小的母亲踮着脚半截身子插在垃圾箱里，像个土拔鼠似地往外捡废品。

母亲被抓了现行后，更加无所顾忌了。梁姨被进出的车辆登记收费拖住了手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目标落入母亲的手中，碍于麻利锋的面子，再生气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夺回自己的地盘。

母亲是市五小退休教师，每月工资五千多。

麻利锋问她，缺钱吗？

不缺。

为啥捡垃圾？那不是垃圾，是能回收利用的废品，找点事干。

麻利锋劝说多次无效，也不能整天看着她老人家。

“老妈，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门呀！”麻利锋下卡点后急急忙忙赶回家，母亲趴在客厅的窗台上看着外面，他进门也没搭理。麻利锋从母亲的视线角度看去，正好有三个垃圾箱，“正在疫情爆发期，您的身体又那么弱。”

“我没糊涂，电视里天天在播。你也要小心点，小杰真的不能回来了？在武汉没人管咋办呢。”母亲依然没有回头，神情十分失落。

“肯定不能回来的。快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还要怎么管？昨天不是给您打电话报平安了吗？您不用担心。我天天上卡点，可比您孙子辛苦多了。”

“妈知道你们辛苦，要不我才不在家闲坐着，没感染上病毒还坐出毛病来了呢。中间那个垃圾箱里扔进去两个牛奶箱，还有——”

“哎呀妈，看在我苦口婆心饿着肚子说了半天的份上，就算是人家把金条扔进垃圾箱，您也不能下去捡，太危险了。”麻利锋把母亲架到了沙发上，有些急赤白脸，母亲却笑了。

“赶快回去吃你的饭，我又不是小孩子，你比社区那几个女人的话还多。不放心的话，你干脆把老娘绑起来，让我等死算了！”母亲的脸沉了下来。

麻利锋登时泄了气，怏怏地走了。再强硬下去把母亲惹毛了，还真不好收场。安葬了父亲后，他就建议母亲搬过去跟他一起住，母亲说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动员了好几次也不听。

“老太太已经出小区了，我和门口的社区工作人员怎么劝都不听，你赶快回来吧。”麻利锋昨天没说通母亲，早上出门前就叮嘱老婆一定要过去盯着，果然时间不长老婆就打来电话抱怨，“非要去超市不可，买啥我替她去买还不行么。”

麻利锋头疼了：“唉，就让她出去一次吧，五六天没——”

“你以为你是警察就可以让家里人随意进出？老太太真要出了事你负得起责吗？”麻利锋话没说完，老婆开火了。

麻利锋刚赶到小区大门口，就见母亲戴着口罩从不远处走来，身后跟着两个超市的工作人员，推着装满牛奶、方便面的小推车。母亲冲他欢乐地挥着手，麻利锋憋着一肚子气，大声冲母亲嚷嚷：“不让您出门就是不听，尽给人找麻烦！”

“他们几个整天守在小区门口很辛苦，我就是想给他们买点吃的喝的。”母亲轻声细语地说。社区人员愕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其中一位年轻的没忍住，眼圈红了。

“老妈，您做得对！”回到家，麻利锋帮母亲脱大衣，在右边的衣兜里发现了一张工商银行的回执单，是母亲给武汉捐助了四万元的凭证，时间正是今天，超市旁边就有工商银行的营业点．麻利锋悄悄塞回去，转身给母亲竖起了大拇指。

母亲笑得像正午的阳光那般灿烂。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