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13年底张謇出任农商总长，立即着手经济法制建设。他深知，想要快速顺利有效地进行经济法制建设，仅靠自己和农商部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上获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下取得广大工商界的参与和拥护。对于国务院，张謇尽量利用机会宣示和解释自己制定经济法规的设想和方案，以争取获得支持和同情。对于作为法律审核机构的参议院、众议院和法制局，张謇设法沟通，除了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已表示希望两院给予支持外，还在某些重要法规交付审议时，希望参政院和法制局视情况而简化审核程序，尽速审议通过。对于工商界，张謇尽量兼顾工商业习惯，吸收他们所提出的合理意见，如不能吸收则给予解释说服。

张謇在制定经济法规时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如《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就是根据清末资政院在全国各商会讨论和广泛的调查基础上拟订的。《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经农商部邀请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后币制定。其他经济法规的制定，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材料一  孙中山：“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单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 “而且共和政治不仅因为他是政治的根本原则，适合于中国国民的需要，并且在进行革命上也是有力的。”

——摘编自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材料二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民意基础上，中国政府代表第一次对国际条约说了“不”字。从此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出现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中国社会在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

——摘编自张海鹏《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材料三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野蛮侵略下，不管是国内的居民还是海外的华侨，都同样难以抑制地热血沸腾，聚结成一个整体去抵抗外来的侵略者。这场战争也引起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彼此消长的大变化。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正是通过在这场战争中的实际观察，才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并团结在它周围。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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