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 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 “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互动、微信平台等方面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4月5日）

材料二：

    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件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但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4日）

材料三：

    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摘自光明网《国学热升温  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2017年4月25日）

材料一：目前，养老保险还是以省级统筹为主。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虽然达到4万多亿元，但是省与省之间不平衡，有的省份养老金结余较多，有的省份已面临支付困难。全国统筹，有助于实现互助共济，均衡地区养老负担畸轻畸重、增强养老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对建立人工成本公平的企业竞争环境、形成顺畅流动的劳动力大市场，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统筹基金，更需要统一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技术，这就需要多方面的协调推进。

（摘自人民日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如何加强》）

材料二：

材料三：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利用率的特点。因此，在建立面向整个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有必要为老年人制定有关政策，以保障老年人医疗的基本需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功能基本上由单位和家庭承担。我国“入世”之后，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而且面对国际竞争，企业中的“小社会”功能一定要向社区转移。老年人口中的大多数已从过去的劳动岗位上退下来，活动范围圈在缩小，因此社区成为老年社会活动的基本领域。社区养老服务包括提供家务劳动、医疗保健、老人护理，兴办老年食堂、托老所、法律咨询站以及提供文体设施等。所以，面向老年人，需要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形式的系列服务，尽量保证老年人的小事不出家门，难事不出居委会，有些大事也不出街道。

    老龄产业就是指由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等设施和经济活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产业尚未完全开发，企业经营者对老年消费市场需求攀升反应比较迟缓，政府部门对此也还没有相应扶持引导政策。但我们应对老龄产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摘自中国产业网《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材料四：开展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教育，医学教育要兼顾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在医学院校、护士学校的课程中增加有关内容，使医务工作者系统掌握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疾病特点。同时要培养一批适合社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全科卫生工作者，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成员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

    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除了加快经济发展、实现物质养老外，也必须重视文化养老。发展老年文艺事业，是推动文化养老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文艺的形式对老年世界和人生进行诠释，寻找人类存在和人生发展的根据和意义，将使老年人精神世界得到滋养、情感得以升华、心灵得到安抚。

（摘自中国产业网《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材料一：

    特色小镇是聚集特色产业，融合文化、旅游、社区等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特色小镇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城镇功能、优化城镇环境、提升城镇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特色小镇建设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载体，是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我们应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引导作用，推动资源要素的整合集成与优化重组，走出一条特色鲜明、产城融合、惠及群众的新型小城镇发展之路。然而，有的地方打着建设特色小镇的旗号，继续走跑马圈地、搞房地产开发、搞产业园区建设的老路。这种“穿新鞋走老路”的做法，与特色小镇建设的初衷相悖，不仅不利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动能转换，反而可能加剧产能过剩和要素配置扭曲。

（摘编自曾志敏《特色小镇建设须走出新路》，有删改）

材料二：

表格一：2017年浙江特色小镇发展指数7月排行榜最新出炉

浙江省级特色小镇排行榜总榜单TOP10

（资料来源于浙江特色小镇官网）

表格二：第二批276个全国特色小镇区域分布一览

【注】从小镇目前的区域分布来看，华东和西南地区的特色小镇数量最多，华东地区多达78个。西南区域坐拥丰富的旅游资源，特色小镇多达47个，其中，基于旅游发展型的占大多数。

（资料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政府的创新理念和明确的政策支持对于推动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英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起实施的乡村小镇建设，经历了由“单纯强调中心村建设”到“因地制宜进行村镇建设”的过程，政府改变过去单一的建设中心村的做法，使村镇建设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局面。在很多国家，政府还通过规划加强对特色小镇建设的指导。美国第一个世界级葡萄酒产地位于纳帕谷，整个山谷除了酒庄和八个小村落外种满了葡萄。为避免同质化竞争，纳帕郡政府及旅游管理部门因地制宜对八个小镇提出了“葡萄酒本身、葡萄酒+体育运动、葡萄酒+商业艺术、葡萄酒+休闲养生”四个产业发展定位，形成了既有整体性又有差异性的乡村休闲文旅小镇集群。

    国外历史悠久的特色小镇在形成初期大多以工业生产制造为主，随着市场的发展，企业不断调整发展理念、拓展产业链，产业结构逐渐由制造业向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延伸，实现了三次产业间的联动融合发展。纵观闻名全球且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特色小镇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构建“特而强”“小而精”的产业生态系统，找准“产业生态位”是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得以发挥的关键。产业生态位决定了资源要素甚至产业性质的差异，是产业间共生互补或竞争关系的基础和前提。特色小镇不必追求像大城市那样的产业体系，更不用贪大求全、面面俱到，而应聚焦某个优势产业，围绕其来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链，确保形成主题性强的特色小镇。

    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态环境是特色小镇的“内核”。许多国家的特色小镇不仅绿树成荫、干净整洁，而且有独特的历史底蕴，更不存在“千城一面、万镇雷同”的现象。瑞士小镇坚持“生态优先”的“嵌入式开发”原则，在保留原始自然风貌的基础上，几代人用几百年时间打造一个特色小镇，让环保、绿色、舒适成为了小镇标准。各国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不遗余力加以保护，并在小镇规划和建设中保护性利用，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特色小镇文化的支撑作用。在制订城市规划过程中不是根据现代生活需要推倒重来、重新布局，而是在原有城镇格局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功能划分，通过对原有建筑进行改造和利用来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

（摘编自白关峰《国外如何建设特色小镇》，有删改）

材料一：

    信息来源广，考验着大众的分辨能力。自网络信息搜索形式发生变化以来，大众获得信息的方式也出现了变化。更方便的信息获取渠道，让民众能轻松地获取信息，几乎一切问题，通过网络都能得到详细、准确的解答，从而也降低了对知识的权威感与信赖感。但多媒体信息便捷复制、及时传播的特点，让民众信息量急剧增加，同时也超出了信息分析与处理能力，纷繁复杂的信息超出了大众理解与分辨能力。

    信息传播迅速，容易造成群众情绪失控。随着自媒体的使用，它改变了传统一对多的传播形式，变成多对多的形式，自媒体的草根性决定了人人都能充当信息发布者。大众利用微博、短信、微信、视频直播等方式随时随地传播信息，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壁垒。自媒体的隐蔽性让传播者处在隐蔽状态，让整个传播更为随意、大胆，让很多谣言、不实信息开始传播，并且一度影响了群众对信息的正确判断，很容易出现群众情绪失控以及网络舆情事件。

（《自媒体时代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材料二：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新科技在媒体和受众之间开辟了一条彼此了解的通道，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媒体领域的市场细分越来越明显，对用户信息的整理、挖掘和分析显得至关重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处理手段，在增强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力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兴趣爱好、受教育程度、经常浏览的页面、停留时长等数据信息，实现对内容的个性化加工、定制服务，并实施及时有效的精准推送，让“你关注的就是头条”从理想状态可能变成现实。在这里，媒体做到了新闻产品的适销对路，受众实现了各取所需，传播力也就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新媒体时代传播力的影响要素及其建构路径》）

材料三：

    媒体是否位居主流，最终要靠传播效果来检验。全媒体时代，虽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但酿不出“好酒”，也难以留住受众。在我们开疆拓土构建的新媒体渠道上，必须不断增强主流价值的内容供给，不断提供充满正能量的优质产能，通过设置公共议题，把握社会重大问题，进行舆论引导和认同构建，实现与受众的有效连接，推动舆论场形成“以主流引领百舸争流”的局面。

（《主流媒体如何巩固主流地位》）

材料四：

    讲真话产生公信力，报道热点产生影响力。这些最基本、最基础的传播规律，在纸媒时代如此，在新媒体时代同样有效。应该看到，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尊重传播规律、宣传规律方面，即使在过去纸媒时代，也做得并不够好。远离热点、回避矛盾，枯燥乏味、千篇一律，是多年来我们始终在检讨、却时好时坏从未根治的一些现象。在渠道垄断的纸媒时代，读者别无他选，这种矛盾长期存在却没有过于显现，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不仅十分突出，而且影响到了纸媒的生死存亡。

    因此，主流媒体要增强话语权、提升影响力，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是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不回避、不躲闪，讲真话。受众是从平时的点点滴滴中，感受一家媒体的公信力的。只有在日常的报道中，始终关注社会热点，始终满足读者需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关键时刻才能产生真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乃至凝聚力和鼓动力。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社会热点问题上、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采取文过饰非的方式，而又寄希望于在重大事件、关键节点上，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是难以取得满意效果的。

（《以优质内容参与传播竞争》）

材料一：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  近年来，国际重大传染病防控行动中频频显现中国力量。中国流感防控科技创新能力国际领先。中国建立了72小时内筛查鉴定152种已知病毒和147种已知病原细菌等多种综合检测方法与体系，拥有了一批国际前沿水平的防控技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新型重配H7N9禽流感病毒的危害，并迅速成功研发出病毒快速检测试剂，下发到全国各级疾控中心和临床机构。2017年，中国首个H7N9病毒疫苗种子株成功研制，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流感疫苗株提供了科学依据，结束了中国流感疫苗株依赖国外提供的历史。中国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单一抗体通过5种不同的抗病毒机制发挥作用，为研制治疗乙型流感全新特效药和通用流感疫苗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28日）

材料二：

    2008年，侯云德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但侯云德依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结合新疫苗的抗体反应曲线和我国当时的疫苗生产能力和注射能力，坚定地提出了一次接种的免疫策略。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

    侯云德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摘编自冯华《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侯云德：60年织就防病健康网》）

材料三：

    新发传染病是指在人群中新出现或者过去存在于人群中，但是发病率突然增加或者区域分布突然扩大的传染性疾病。如SARS（非典型性肺炎）、艾滋病等，以及过去基本消灭或已被人类控制但由于抗药性或公共卫生措施的消弱而重新出现的传染病如登革热、结核病、流感等等。其特点如下：第一，人兽共患。新发传染病中有3/4是人兽共患病，动物在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发展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传播范围广。如西尼罗河出血热原发于非洲，鸟类是其储存宿主，鸟类的大规模迁徙将该病毒带至世界各地。第三，传播速度快。各地以及国际间的密切往来是新发传染病迅速蔓延的重要因素。第四，预防诊治困难。由于缺乏基线资料，对新发传染病进一步的流行趋势很难预测。

（摘编自易彬樘等《中国新发传染病防控形势及其应对策略》）

材料四：

    2019年初，WHO（世界卫生组织）发布2019年十大健康威胁，其中与传染密切相关的疾病和行为占六个，与十多年前相比，目前传染病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了。传染病与地球村的每个生命息息相关，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与另一个地方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只有一个机舱门相隔的距离。

    2018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死灰复燃，全球多个地区暴发霍乱，登革热病例数居高不下，尼帕病毒病在印度闪现等无不牵动着每一个传染病工作者的心。8月，非洲猪瘟突然在中国多个地方出现，再次牵动全球特别是动物防疫部门的神经，传染病工作者永远在路上。

    回首2018年，传染病领域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针对埃博拉病毒病的疫苗以及多种药物的临床使用都取得较好的效果；登革热疫苗大范围应用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引起轩然大波，但是技术如果用到了正确的领域，则会造福全球。由于中国药物审批提速，2018年中国国内上市药物种类和质量都有所提升，部分药物对于低收入患者甚至可以免费。

（摘编自李硕等《2018年国内外传染病领域重要事件回顾》）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肺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日前公布，清肺排毒汤列入中医临床治疗期首选。该方剂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结合患者情况合理使用。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阻击疲情，美键是抓住核心病机，迅速扭转病情，阻截病气传变渠道，尽快将病邪排出体外。中医药专家综合分析本次疫情特点，统筹考虑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经典医籍里的处方，最终决定将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四个方剂21味药有机组合，化裁为新的方剂——清肺排毒汤。

    截至2月4日，该方剂给4个省36个城市37所医院的214名确诊患者使用，通过综合观察，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在90%以上。尽管本次临床有效性观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研项目，只为迅速教治确诊患者，但临床验证结果与先期处方设计预判完全一致。更为难得的是，一半以上的患者服用一剂药后症状就得到改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我们一定能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抗疫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摘编自王君平《抗疫，中医药添加新力量》，《人民日报》2020年3月12日)

材料二：

    与西医文化相比，中医药文化欠缺了一些所谓的“现代科学性”的逻辑，但起源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也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生活观、健康观和疾病观的体现。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用仁、和、精、诚四个字来概括。然而这些核心价值在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上的传播存在不足，导致当下中医药文化在传播与传承中不得不面临种种现实困境。

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没有取得很好的文化适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医学体系背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在西方强调分析、实验、定量的“科学主义”背景下，强调“气”“阴阳”“五行”等脏腑经络学说的中医药不是“辨证施治”的存在，而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二是市场经济方面，当下医学通行的是更符合资本运作规律的西医，传统中医及中医药受到打压；三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文化自信不强，即便是2015年屠呦呦院士凭借中医药的研究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但直到今天，中医药文化依然未得到足够重视，甚至存在自我贬低的现象。

(摘编自丁云霏《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困境：文化适应与路径建构》，《新闻研究导刊》2019年8月)

材料三：

    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包括建议、规范、指南和标准4个层面，由低向高贯穿一致，是一个最为开放的系统。中医药团体标准可以总结、验证、规范成为行业标准、进一步可以再上升到国家标准，最后争取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

    目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之间的协调性有待加强。例如，作为团体标准的中医临床诊疗指南中的证候诊断标准，与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之间的协调统一性有待加强。

    我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由于行业内存在“重标准制定、轻标准推广”的思想意识及标准宣传不足等各种因素，中医药的一些标准未能被推广应用，当前中医药无法实现应有的价值。因此，如何促进中医药标准的推广应用是中医药标准化工作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摘编自宇文亚等《中医药标准体系的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