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明确了我国未来城镇化的路径和方向；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这是“特色小镇”一词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亮相。从政策的指向中可以看出，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特色小镇已经进入了中央视野。

    当前，各地政府都在规划特色小镇，据统计，目前全国特色小镇总计划数量已超过1500个，加上住建部此前公布的403个特色小镇，今后全国将会出现近2000个特色小镇。从全国来，特色小镇作为新生事物，其原始经验来自于浙江。从特色小镇的范本“云栖小镇”可以看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镇”，而是一个“特而强、聚而合、小而美、活而新”的区块和平台。

    作为人口及产业的核心载体，特色小城镇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经济活力点。例如，美国高科技小镇集聚的硅谷，人口不到美国的1%，但GDP占比却高达4%—5%。在经济新常态下，作为经济、产业、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特色小镇也将成为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应该建成一个融合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而不是一个仅仅为发展房地产而堆砌起来的“空壳子”。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01月24日）

材料二：图：首批127个国家级特色小镇主要产业所占百分比（%）

（《前瞻产业研究院分析报告》）

材料三：

    丽晖谷小镇是意大利冬季最美、最有名的旅游胜地。它的成功之处有三点。一是独特的自然风光。它位于阿尔卑斯山中段，在欧洲两个最大自然公园斯特维奥国家森林公园和波尼纳公园之间，是一条长而宽的峡谷。在这里旅行，有融入大自然的感觉。二是丽晖谷建有许多滑雪设备，能够进行各种冬季滑雪运动，受众包括初学者和高水准的滑雪爱好者。这使得丽晖谷成为独具特色的冬季体育文化集聚地。三是众多人文旅游景点的建设。丽晖谷有着许多迷人的景点，如建筑风格独特的天主教堂、村庄、牧场，以及各种野生物，这些景点成为体育文化产业的衍生休闲配套项目。总之，丽晖谷小镇的特色在于把自然、人文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选自《东方头条》2018年3月13日）

材料四：

    日前走访西部某县的文旅小镇，民俗文化街上灯笼高挂，清一色的仿古建筑，木雕花窗、青砖粉墙，两边的商铺生意却冷冷清清。当地商户说，民俗街刚开业时火过一阵，可小镇位置偏远，周边又没什么大景点，聚不来人气，不少店家只好关门。打造文旅小镇，当地政府投入不少，但是这各路拔苗助长的“人造特色”何以为继，要打个问号。

    纵观成熟的特色小镇，都是有产业基础、有特色优势，在市场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而不具备条件，靠行政推动，一味模仿复制，胜者寥寥。比如同样是香菇小镇，浙江庆元有食用菌企业200多家，产业链条完备，一半农民从事这个行业；而有的地方香菇产业从零起步，也大干快上建“香茹小镇”，真为他们捏把汗。为何一些地方创建特色小镇动力那么强？动力源自传统发展路径依赖，认为抢到特色小镇这顶“帽子”，就有项目、来钱快，不惜下指标、炒概念、造“特色”，有的把特色小镇当融资平台，打着这个旗号搞房地产。

    特色小镇不是越多越好，盲目发展潜藏风险。有关部门测算，一座面积1—3平方公里的特色小镇，投资要几十亿元。跟风上产业，市场风险不小，一旦产业有闪失，会让地方背上沉重的包袱，加大债务风险。前些年，一些地方发展食用菌、苗木产业，一哄而上后产能过剩，“茹变草”“苗变草”，这样的教训应该引以为戒。另外，有的地方“假小镇真地产”，加大了房地产库存，可能重蹈“摊大饼、造新城”的覆辙，让造出的新镇变“空镇”。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06月11日）

    材料一：

    近15年来，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已走向世界。不过，随着市场的发展，单纯的“种子输出”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在国内进行杂交水稻种子的生产，再直接出口到目标国家市场的模式是低水平、低效率的输出模式，实现属地化的科研、生产、推广、销售才是中国杂交水稻高水平输出模式。”武汉科珈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善德认为。

    杂交水稻的国际化贸易，在实际运作中受到目标出口国一定的贸易限制。印度是杂交水稻国际市场空间最大的国家，但是印度完全禁止境外生产的杂交水稻种子进口。孟加拉国要求相同品种第一次进入后，只可持续2年，过后必须在其境内制种生产才可销售。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局2015年发布的《中国种子年报》显示，2008年以来，中国水稻种子在数量和金额上均以2011年为拐点，前升后降，近几年呈现出趋于稳定的趋势。对于这个现象，业内人士认为是目前将种子作为商品出口的发展模式已经接近天花板。

    （摘编自 《农财网种业宝典》）　

    材料二：

    （摘编自《东方财富网》）

    材料三：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樱认为，稻米净进口283万吨，小麦净进口442万吨，稻米和小麦的自给率均在95%以上，口粮安全性没有问题。大豆持续10年大量进口，反应了我国对蛋白饲料进口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而大量进口大豆是因为政府为了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而采取的开放大豆政策，即对大豆进口没有配额限制，而对进口玉米、水稻和小麦，中国是有配额限制，超过配额，就征收20%以上的进口税。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大豆净进口9542万吨，约为上年度我国大豆生产量的7.3倍。事实上，肖国樱强调，中国的土地已经维持不了中国人现有的生活水平，失去的是大豆产业和大豆市场，保障的是中国人口粮的安全。在肖国樱看来，大豆榨油后也用作饲料，它们的进口保障了我国养殖业的饲料供应，维持了中国人民较好的生活水平。尽管如此，曾任中国水稻所生物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的王大元认为，大豆进口主要是作为饲料，从而保证我国人民对肉蛋油奶的需求，一旦国际形势有变，影响大豆的进口，对我国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大量进口大豆存在隐患，政府在这方面的应对预案显得十分重要。

    肖国樱建议，一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多耕地来维持吃好的需求，只有委曲求全选择保障口粮生产、饲料粮外购的策略。另一方面，大豆市场也是一张王牌，是我们手中很重要的筹码，要充分利用好。再就是，要加强农业科技合作和农业走出去战略，培育周边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

（摘编自《2017年中国稻米大豆进口量全球第一，中国口粮安全吗？》）

    材料一：

    网络动画是为互联网而生的动画类型，目前比较准确的定义应是：网络动画是根据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制作，并且以互联网为主要发行渠道的动画作品。网络动画技术表现形式为GIF（1994-2000）、Flash（2000-2005）、Video（2005-今）以及新兴的VR动画等，接收终端也经历了PC、手机等智能终端变化。

与传统动画相比，网络动画在作品的审美倾向、题材选择、表现尺度、类型细分，叙事节奏、视觉呈现上有较明显的特征和差异。网络动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内容、表现形式、视觉形象等，吸引着大量年轻粉丝，成人化倾向明显。数据显示，网络动画在20岁以下及20-30岁年龄段群体中覆盖率分别为43.8%和43.6%，其中以月收入较高人群（超过10000元）和无收入人群覆盖率最高，分别为36%和35.4%。这说明网络动画主要受众群以无收入的学生和有较高收入的都市白领为主。

    网络动画产业在融资渠道、成本控制、制作周期、评估手段、产业价值链条等方面都有新的探索和特点。网络动画大多是周更，长度在几十集、甚至上百集，大量网民参与以及互联网海量存储能力使日益增多的网络动漫平台储备剧增。基于互联网特性，经过网民或从业者大量原创产品在网络上“试错”，这些作品有了与市场对接的机会，也减少了作品后期开发的市场风险。

    （摘编自孙平《中国网络动画产业现状探析》）

    材料二：

    2017年，腾讯、优酷、爱奇艺等国内主要互联网播出平台在引进海外作品的同时，也自觉加大了原创自制的力度。一系列制作精良的网络动画，有效改变了国产动画的形象，使得“古风”“国风”成为中国青少年的新审美。网络动画由于互联网受众本身的年龄特征，体现出以“青春”为代表的主题关键词。例如，《全职高手》根据蝴蝶蓝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网游高手叶修在遭到俱乐部的驱逐后，召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重返巅峰之路的故事，充满激扬奋进的正能量，《一人之下》的架空世界观把玄幻与现实紧密结合，注重发掘人性的光辉。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淀，中国网络动画的主流，不再是以俊男美女、神鬼妖狐来吸引眼球、哗众取宠，而是通过英雄、个性、梦想等青春主题来与观众产生深层次的情感沟通，逐步从注意力经济发展到情感力经济。

    （摘编自《2017年中国动画的理性回归》）

    材料三：

在中国网络动画发展的前期，各网络动画公司几乎都是亏损状态，网络动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开始探索出一条与日本和欧美都不同的盈利道路。动画的制作成本一般都很高，10多分钟一集的网络动画一般要50万元以上，如果没有一条可持续的盈利途径，中国网络动画很难会再有新突破。现在网络动画的盈利模式一般是通过视频网站购买播放权能够收回一定成本，再授权给一些公司销售动画的有关漫画、图书、衣服、手办、玩具等动画衍生品也能收回一些成本，像秦时明月和不良人授权拍真人剧也是一个不错的模式，有些动画公司还将动画播放权卖到国外赚取版权费，同时一些优秀的动画作品会得到一些国家奖项的奖金，政府的扶持也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综合下来，只要动画公司能够制作出优秀的作品，盈利将变得简单。

（摘编自李国正《中国网络动画的发展历程及未来展望》）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民间组织的出现要早于官方组织。从源头上讲，民间组织促进和推动了官方组织产生、发展和不断演化；从实际运行看，官方组织出现之后，便开始组织引导、规范和管理民间组织，它们相互配合、共同构建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到明清时期，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管理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新的形势，官方组织管理体系在继承中不断发展,民间组织形式屡有创新，呈现出强烈的自我发展态势和明显的地域差异性特征。

    民间组织是由基层民众自发形成的非官方组织，到明清时期它们的存在便已无法与官方完全脱离，即便是一些看似与官方毫无关系的民间组织，实质上仍是在官方的允许或默认之下存在。明清时期没有普遍设立县级以下机构，所以发挥民间组织的管理作用极为重要。其基层组织可简单划分为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类，半官方和民间组织都具有广义上的民间组织性质，比如里甲、乡约、社学等，都属于半官方性质，因为它们虽然主要是由民间群体来组织运行管理，却被纳入国家体系之中，接受考核、监督和管理。比如社学，它是半官方性质的民间教育组织，明清时期各地普遍设立。明初天下既定，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就下令地方政府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倡立社学，但效果不佳。清朝明确规定社、义学教师可免差役，体现了半官方性质。各地民间学校的教学水平，主要取决于地方官和地方乡绅的重视程度。

    极具血缘性的宗族义庄、地缘性的善堂善会，以及兼具地缘和血缘的会馆、公所等组织的民间属性更为明显，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官府而存在，它们同样在国家有效的监督和指导之下运行。这类民间组织的产生动力主要来自强烈的自我需要，以及地方精英的积极推动。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稳定，传统经济恢复，手工业和商业不断发展，城市繁荣，城乡各类民间组织也应运而生。商业会馆和商帮就是典型的民间组织。一些商人为方便在外地的经营，多以地域为单位，与经营同类商品的商人联合起来，捐资兴建会馆。它们各有组织章程，保护入会者的利益，研究经营对策，举办联谊活动和公益事业等。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商业组织，即便是商品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中原地区也是如此。分布在大中城市的会馆，也是同籍官员私下聚会场所，在联络亲情和关注家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官方的民间组织在填补政府职能的空缺方面作用最为突出，里甲、保甲和乡约等组织实际担负了县以下基层社会的管理职能。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设立里甲组织，主要职能是编查土地，催办钱粮，完成官府交办的各项公事。比较而言，保甲组织在维护地方治安、防止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等方面功能更突出。两套地方基层组织交叉使用，在稳固国家政权基础、确保赋役征收和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行会、慈善会是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功能的民间组织，在行业自律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

    明清时期的民间组织复杂多样，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城差异大，原生性强，决定了它的自发无序和泛滥性质，难免与“官方”组织利益不一致，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威胁，因此朝廷对其加强了管理。

（摘选自彭勇《活跃在明清时期的那些民间组织》）

材料一：

“道德物化”是指把抽象的道德理念通过恰当的技术设计，使之在人工物的结构和功能中得以体现，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传统的道德教化途径是从人的角度着手，使道德规范内化于人心；而“道德物化”则是从外在环境着手，把道德规范外化到人工物的构造之中。

其实，“道德物化”思想的萌芽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并且在后来以不同的形态在一些学者的思想中不断出现，比如中国古代的“藏礼于器”思想和后现代思想家福柯的“微观权力”思想中都包含有“道德物化”的成分，只不过尚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系统化的表述，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关于“物化”一词本身，也需要做一点讨论。提到“物化”，人们往往会习惯性地想到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从而直觉地产生一种抵触心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指的是，现代社会中人被外物所奴役，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化”是需要被克服和超越的。但是，道德的“物化”强调将抽象的道德理念在具体的人工物构造中得以体现，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引导，此处的“物化”具有正面的意义。

（摘编自张卫、王前《道德可以被物化吗？——维贝克“道德物化”思想评介》）

材料二：

近年来，道德物化思想颇具影响，它最早是由汉森·阿克特豪斯提出，而后主要由他的学生维贝克继承与发展。

尽管维贝克受到过诸多思想的启发，但他直接继承的是唐·伊德的后现象学思路。伊德认为人的当代处境，表现在人总是受到技术调节，扼要地讲，就是技术无时无刻不在调节我们的微观知觉。以视觉为例，在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天体时，人的视野发生了很大改变。有些图像信号被边缘化，隐没在背景下，群星看不到了；而有些信号则被放大，呈现在焦点中，人们看到了月亮上的环形山。可见，望远镜的放大—缩小结构对视觉知觉进行了整理，在此过程中，技术对视觉进行了建构。

所以，后现象学指出人的知觉经验是人和技术共构的，技术不是中立的，它在积极地构造经验。既然人的认识经验总是受到技术的调节，那么道德经验也不例外。维贝克将描述性的技术现象学进行了规范性转向，系统地提出了道德物化理论，旨在澄清技术如何调节人的道德经验。

道德物化包含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在最核心的理论部分，道德物化本质上仍是一个纯粹描述性的理论。现象学和后现象学都是一种纯粹描述性的思路，只不过其描述性的对象不尽相同。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描述对象是意识指向某个对象，而伊德的描述对象是技术如何调节人的知觉经验，到了维贝克这里描述对象又被转化成了技术如何调节道德这一特殊的知觉经验。

但道德物化常被认为是对后现象学做了规范性转向，使得其关注了道德问题。这主要指的不是道德物化的理论部分，而是这一思路的实践性部分。维贝克在描述技术如何调节人的道德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事关“应当”的问题，即我们应当考虑将一些普遍接受的公共善在技术的设计阶段就嵌入到其工程蓝图之中，透过技术的布置和使用来劝导人按照道德的期许去行动。这一规范性的转向主要面向的对象是技术设计的工程人员。道德物化理论指出技术人员应该具备一些道德义务；首先，他们应当将技术不再简单理解成价值中立的工具，而应认识到技术可以调节道德经验，因此应对技术保持价值敏感性。其次，他们应当认识到自己不仅要实现技术的实用性功能，同时也应当主动地将有益于良善生活的重要价值共识嵌入技术中。当然，技术中所内嵌的价值不应该侵害基本自由。这些基本自由所保障的价值通常是基本人权，技术如果使得这些价值更容易受到侵害则应当被立即禁止。维贝克本人曾常年在荷兰著名理工大学特温特大学任教，他在该校指导设计实验室，给很多工程专业的学生上伦理学课。这一现实情境和他提出道德物化学说是紧密相关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维贝克道德物化理论的描述性部分继承了后现象学的一个重要存在论成果，即人与技术共构的关系本体论思想。道德物化的规范性部分可被视为该成果的应用轮理成就。在伊德看来，在知觉的生成层面，人和物是互相建构的，即不是人也不是物完全主导了知觉经验形成。维贝克直接继承了关系本体论，指出在道德经验方面人和物也是互相建构的，克服了人本主义伦理学把人当成唯一的道德主体，把物当成中立工具的伦理思路。道德物化理论鲜明地指出，分析一个道德行为，不能简单仅把人当作唯一主体，而应把人和物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去澄清这两者是如何建构一个特定的伦理行动的。只有澄清道德物化的描述性和规范性部分的关系和内涵，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道德物化哲学。

（摘编自王小伟《道德物化哲学的当代科技伦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