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显示，2015 年，全国共有 3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各类功能区共监测20188点次，昼间、夜间各10094点次。昼间共有 9331 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92.4%；夜间共有7504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74.3%。31个省会城市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87.7%；夜间为 61.8%，交通干线两侧声污染相当严重。

全国最“吵”的地方，并非京沪等特大城市，而是以均值58.9分贝位列第一的贵阳，哈尔滨紧随其后。长期调研显示，哈尔滨噪声强度大跟生活习惯相关，而贵阳则是由于最近几年工地较多。

    2011年3月，世卫组织一份报告首次给噪声污染“定罪”。根据世卫组织对欧洲国家的流行病学研究，噪声污染已成为空气污染之后影响人体健康的环境因素。过度暴露在噪声污染中，不仅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

也正因此，噪声成为环境污染投诉高发区。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其中，工业企业噪声类占16.9%，建筑施工噪声类占50.1%，社会生活噪声类占21.0%，交通噪声类占12.0%。

    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温香彩介绍，与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都不同，噪声污染瞬时性、局部性、分散性很强，所以即使接到群众举报，有时很难取证，投诉经常不了了之；或者当时解决了，之后又会继续。也因此，对于噪声污染，目前的状况是“民不告，官不究”。

    其实，从国家到地方都为此作出了努力。2015年，国家、地方新颁布了9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涉及风力发电机组、三轮汽车等产品的噪声测量方法，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震动控制规范等。2015年，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21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文件，设计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绿色护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与专项整治等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已开始探索一些先进的防止模式。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市建立起约700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声源信息及噪声数据信息的显示和查询，为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了有力手段。

（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邻居的装修声、公路上的汽车声、小区附近的施工声……无孔不入的音波不知给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带来多少烦恼。而且噪声污染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心情，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噪声污染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损伤听觉器官，还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

环保部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在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一方面，噪声污染存在着瞬间性、分散性、随机性等特点，很难抓住现行；另一方面，噪声污染种类繁杂，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对于噪声的管理权限分工并不明确。居民遇到噪声污染，也往往陷入不知道究竟该向谁反映情况的困境。即便是好不容易将问题反映出去，也多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最终使得噪声污染治理工作像是向空气中打出的重拳一样，虽然强劲有力，却无着力点，从而难以发挥效果。

    可喜的是，我市出台的《襄阳市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暂行办法》，着重强调并纠正了上述问题。环保、公安、城管、交通等多个部门进一步理清权责，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的投诉，具体划归至各个部门。今后，群众遇到相关问题可以根据法规找到直接的负责者，各个部门之间也不会再因权责不清而相互扯皮。

    该暂行办法还明确要求，受理单位应自举报受理之日起7日内告知举报人受理及初核情况，60日内将办理情况回复举报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这一要求，保障了该暂行办法能够切实落地，切实执行。

（节选自《襄阳日报》）

材料三：

    20日，一场广场舞大赛在人民广场举行。赛前，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组织发起“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

    当日上午8时，参赛的广场舞团队陆续到达人民广场。舞台一侧，一幅巨大的《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书》宣传板已立起来。跳舞的大妈们了解情况后，争相举起写有“噪音NO”的标牌，在倡议书上签名。一些市民见状，也积极上前参与。

    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主任刘勇介绍，广场舞因噪音问题屡遭投诉，为了改变现状，管理处在市民中调查，并和跳舞的团队协商解决办法。

    活动倡议广场舞爱好者自觉调整跳舞时间，早上7点后开始，晚上9点前结束，每次跳舞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将音量降低到60分贝。目前，在人民广场跳舞的固定团队有6支，均已自愿响应倡议。有成员还呼吁，希望更多广场舞团队也加入，大家一起拒绝扰民、舞出文明。

（节选自《楚天快报》）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 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其实，广义来说，读书是一个人获得知识、学会思考的长期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等同于换一个高等学历。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教育并进步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来体现。

    读了大学，不代表马上就能实现“逆袭”，但不读大学或许更难华丽转身。 它反馈于人的“好处”，未必能够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马上兑现，而常常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其中好处，需慢慢体会。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

    1月3日晚上，两位90后女主播在某平台直播手撕郭敬明和沈煜伦的书，双双称不读书也能赚大钱开跑车。在当晚的直播视频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唯独对其中的书本不屑一顾，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长大以后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了，读书又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却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除了薛屯村，媒体还报道过河南林州的梨园村、河北邯郸的王桃园村、山东平度的庄子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这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 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二是，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介制、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全社会用能成本，促进节能减排；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快5G、物联网等技术大规模应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拓展应用领域。全国政协委员，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陈修言认为，制约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社会资本缺乏投资充电设施的积极性；二是充电设施“落地难”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三是相关新技术的科研攻关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摘编自《陈修言：努力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搜狐网2019年3月17日）

    材料二：

    图1   2014——2018我国汽车销售量及年度同比增长率

    图2  2014——2018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及年度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信息发布会通稿《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材料三：

    近日，有感科技在江苏南通发布了新一代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方案，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有望促成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的普及应用，突破新能源汽车发展中续航短、充电难的瓶颈。有感科技CTO贺凡波博士介绍，大功率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已日趋成熟，当前制约其普及应用的主要因素是安全性、便捷性和经济性，对此，有感科技给出了创新型的解决方案，首次提出超薄型中置线圈方案，这种改变带来了一系列的优化效果。“现阶段，整个汽车行业出现了新的动向，传统燃油汽车市场已经日趋饱和，而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都不断上涨，企业经受住这一市场变化的关键，就是创新。”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说。

    （摘编自《无线充电技术开创新能源汽车充电新思路》，《光明日报》2019年2月20日）

    材料四：

    3月26日，有关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在2019年的补贴政策中，续航里程小于250公里的新能源汽车将不再享受财政补贴，其他车型的补贴幅度也大幅缩水，同时对车辆的技术标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3个月过渡期结束后，地方政府将不再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购置补贴，转而将资金用于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发展前期的主要矛盾是成本过高，因此需要给予补贴以降低购买成本。随着市场规模扩大，成本不断下降，续航里程和充电便捷性就成了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补足基础设施短板是当前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最有效的方式。财政补贴新政策实施后，那些严重依赖政府补贴，缺乏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或将被淘汰出局；优质企业在经历短暂的冲击后，仍会有广阔的成长空间，因为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增量市场。同时，要通过多元化产品布局，抓紧完善充电基础设施，积极提升服务体验，增加消费者使用意愿。

（摘编自《告别“营养液”的新能源汽车当自强》，《经济日报》2019年3月29日）

材料一：

    中国划分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是1908年由中国地学会首任会长张相文，从自然地理分区的角度出发提出的，“秦岭淮水”这条线，从海滨到江苏淮安，再到河南信阳，一直到陕西安康，长约上千公里宽约数十公里，这条线也是中国南北地理气候的分界带。上世纪50年代，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供暖线，划定北方为集中供暖区，南方不集中供暖。这条线于20世纪50年代在“能源奇缺”背景下提出，到现在已沿袭了60多年。但是，每到寒冬时节供暖期至，呼吁“南方集中供暖”的话题都会成为热点，这条持续了60多年的“国家供暖线”，也每每成为网友吐槽的对象。“北方冻皮，南方冻骨”“北方城市取暖靠暖气，南方海滨城市取暖靠日照，像我们这不南不北的中部城市人民靠的都是自己的一身浩然正气”等段子，都是对南北寒冷及供暖的生动描述。

（节选自《网易新闻·南方为什么不集中供暖》）

材料二：图一：2016年国内集中供暖各类热覆盖面积占比

图二：各种能源2017—2021规划供热面积

【注】CAGR：复合年增长率

材料三：

    目前，南方城市一般使用空调和电暖器来度过寒冬，而这种方式不仅浪费资源，不利于节能减排，还加重了居民的经济负担，甚至存在安全隐患。

    相比“秦岭淮水”线，评价南方的冬天是否需要供暖的标准应该是居民的居住体验。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评判冷暖的标准有四个：温度、湿度、风速和光照。其中，湿度对于人体感受到的冷暖影响比较大，气象学普遍认为湿度每增加10%，人体感受到的温度则降低1摄氏度。以上海为例，1月、2月是上海全年最冷的季节，平均气温为3—5摄氏度，但是上海冬季湿度较大，一般在60%左右，而北方地区平均湿度为20%左右，上海比北方地区湿度高了40%。按照湿度对温度的影响可推算得知，上海的温度实际是1度到-1度左右，而在这一温度下，北方地区已经实行了集中供暖，将室内温度提高到标准温度16—18度。科学家认为18度是人体感受最舒适的温度，11度则为人对寒冷耐受的最低限度。因此，即便仅以此作为判断依据，上海也该纳入集中供暖的范围之中。

    以往的南北方供暖界限划分并不准确，就有理由提出重新划定“供暖界限”，而这一界限原则上应该摒弃南北方的区分，以真正的需求来判断供暖是否有必要。

（节选自《暖通空调在线·浅析南方供热》）

材料四：

    清华大学教授江亿认为如果南方复制北方集中供暖模式，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预计到2020年，中国南方地区城镇需要供暖的住宅约70亿平米。北方建筑墙体厚度一般为37厘米，而南方建筑墙体厚度一般为24厘米，保暖性能更差，因此有专家指出，如果南方全采用集中供热，将带来更大能耗。同时，还有专家认为，南方冬季短，投资巨大的集中供热设施将大部分时间空闲。有关业内人士也表示，要适应集中供暖，南方必须进行大规模热源、输送管道建设，以及房屋改造，其工程量和成本极高。

    但是，面对民众的供暖呼声，也不能听之任之。南方冬季温度不是很低，非常适合采用各类热泵技术供暖，这些技术适合分户或分栋的分散供暖方式。这一方面节约能源。分散供暖，每平方米每冬季只需5公斤标准煤，是大规模集中供暖所耗能源的一半。另外，用户经济负担也更低。

    新能源的开发也是解决南方供暖的良好途径。据报道，在南通一些小区，采用了污水源热泵（以城市污水作为冷热源的一项制冷制暖新技术）或地源热泵（利用地球所储藏的太阳能资源作为冷热源进行能量转换的能源技术）集中供暖。

（节选自《南方周末·南方供暖，不走北方老路》）

    材料一：

    日前揭晓的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引起各行各业的人对文学的关注和讨论。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长河中，众多获奖作家贡献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创造，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对象征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娴熟，莫言（2012年）对现代主义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转化……即便是饱受争议的2016年诺奖得主鲍勃·迪伦，在评论家何同彬看来，作为音乐家，其语言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彰显了文学语言对包括摇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渗透，“仍是将文学标准放在了第一位”。

    2018年和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分别颁给了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国内专家均认可这个结果。著名文学翻译家高兴表示，托卡尔丘克的作品有鲜明的质地，“她的文学魅力在于能够对人的内心进行非凡的刻画，把人们心中最微妙、最复杂、最细腻的东西呈现出来。”“她深入人内心的能力很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文学高手所需要的特质。

    彼得·汉德克除了诗歌和剧作，在电影、美术评论上都有很高的修养。汉德克曾在2016年来中国进行文学交流活动，国内读者对其并不陌生。据作家鲁敏介绍，她几年前就读过汉德克的《形同陌路的时刻》和《骂观众》,“后者是那种以形式创新、形式冒犯、台词出位来表达立场的剧作。”在作家周公度看来，两位作家能获奖，正体现了诺奖评委更关注那种个人性更强的文本。

    （节选自《南京日报》2019年10月18日）

    材料二：

    对很多作家来说，写一部重量级的作品并不难，更大的困难在于，在漫长的文学马拉松长跑中，如何保持旺盛持久的创造力。作为一个有着自己评奖准则的文学奖项，诺奖评委们更倾向于综合考虑作家的终身成就，他们更青睐写作黄金期到来较早、高产且长寿的作家。这无疑就筛选掉一批才华昙花一现的作家。作家叶兆言对此曾戏言，一个作家必须不停地写，不管写得怎么样，只有写出来了才是自己的，不写出来，什么可能都没有。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奖，万众瞩目之下，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离他198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1年。正是在那寂寞而漫长的写作长跑中，莫言凭借耐力和创造力为世人贡献了一部部颇有分量的作品。除此之外，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2014年的诺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1968年就发表了处女作《星形广场》，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50岁前就完成全部重要作品，可她获奖时已经88岁。

    （节选自澎湃新闻网2019年10月20日）

    材料三：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总是舆论和公众关注的中心，也会引发人们热烈的讨论。2017年石黑一雄得奖，在和纯文学相关的人们中间都不以为奇，他的作品已较长时期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进行传播，拥有一定的读者和评论群体。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实至名归的肯定。

    这个英国作家，虽然是日本裔，但所写作品却是非常英国风的，没有一点文化冲突的痕迹，不像其他外国裔作家经常涉及文化上难于融入，跨文化生存的矛盾和痛苦等。他写得非常像老派的英国人，但又有微妙复杂的心理表现，他的作品很多，也能够持续写作，一直保持创作力到现在。他的主要作品其实都已经有中文的译本了。其小说有相对具体写实的框架，也有复杂的心理描写和人性观念，现代主义的技巧用得很自然，所以一直有相当高的声誉。他的代表作自然是得了布克奖的《长日留痕》，那部书把老英国人的那种生活形态及其衰落表现得格外深沉。《别让我走》则在英国式的风格中加入了让人吃惊的科幻元素。虽然看起来还是他一贯的风格，却加入了让人惊悚的元素。把克隆人的悲欢和他的一贯的写法融汇，让人印象深刻。

    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全球性纯文学的奖项，要有些条件需要满足，一是作家在作品中运用的技巧要比较复杂，让作品经得起复杂的解读。二是对人性的表现要深入。三是在纯文学圈中有名已久，写作持续稳定，保持水准。石黑一雄这三者都具备，得奖也是必然。

（节选自《社会科学报》 作者 张颐武）

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