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歌

席慕蓉

     1我不到五岁就进了小学一年级，在南京逸仙新村的一个小学里，学会了一首老师教的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上海，在南京，我的朋友在这里。

    这么多来，我不单牢牢地记住了这首歌，并且还记住了教室里地板上温暖的阳光，和窗外对着我微笑的外婆的容颜。

    我的女儿是三岁多在新竹上的幼稚园，也不过是去随便玩玩。所以那天下午，当她说要唱一首新歌给我听的时候，我也不过如平日那样，随口地应答着她罢了。

    然而，我女儿却认真地唱起来了，用她那稚嫩的童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台北，在新竹，我的朋友在这里。

    刹那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出，我几乎要失声惊呼了。转身站起来面对着幼小的女儿，我那不解人事的女儿还抬着头问我：

   “妈妈，宝贝唱得好不好听？”

    我小声地回答她：“好听，宝贝唱得好听。”

    孩子没有听出我声音里的哽咽，她高高兴兴地一边唱一边跑出去找小朋友玩了，我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2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后山上开满了油桐花的小小学校里的孩子们，对他们那样羡慕的原因吧。

    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新竹师专美术科的师生一起下乡，到苗栗县南庄国小举办一场“艺术服务社会”的活动。

    南庄国小实在很小很小，紧紧地贴在山边。周围全是山，全种满了油桐，正开着一簇一簇的白花，风吹过来，后山上的白花就一瓣一瓣地飘落下来，有的飘到山上人家的屋顶上，有的就飘落到学校的操场上来了。

    学校里的小朋友们排演了一些节目来娱乐，等到学校的广播通知一响，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冲向操场。我们被请到操场正面的走廊下，先看了中年级的国术操，然后再看低年级的毛巾舞，最后是高年级的山地舞。

    这些在山间长大的孩子们，有着和城市里的小孩们一样的自信，跳得好极了。我注意到他们的面容饱满，身体结实，低年级那些小朋友们，更是扭得自在、笑容可掬，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而此时，后山上的人家，也都站出来从高高的街边俯瞩着我们。有老人，也有抱着幼儿的妇人，也有荷锄而过的农夫，都靠在街道的红栏杆上，笑嘻嘻地往下看，并且一边还指指点点的。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些孩子都特别熟悉。

    在这个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有多少他们自己无法体会出来的幸福呢？可是说不定，他们反而会觉得这里太偏僻、太闭塞，生活太死板……因此，在他们成为少年以后，反而想去做一个潇洒的流浪者的吧。

    可是，他们哪里会知道，有多少流浪的人渴望能找到这样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小小角落呢？有多少流浪的人捧着一颗憔悴的心却找不到可以安歇的地方呢？

    活动开始时，师生们聚在一起听教育部的一位司长讲话，他对小朋友说：

   “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走出校门来教书就是在这个学校，面对着和你们一样年龄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看到你们，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一样……”

    他对小朋友说话的声音特别温柔，和平常公事公办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语调完全不一样，站在礼堂的后面，我不禁动容。经过了这样悠长的岁月，还能回来细数他少年时的脉络，还有同样的山，同样的树，同样的校舍，同样的操场，甚至差不多同样的小小面孔来迎接他，他的幸福真是难以衡量的了！

    而我是要羡慕他还是妒忌他呢？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首歌。

    我说不出它的名字，我也唱不全它的曲调，可是，我知道，它在我心里最深最柔软的一个角落，每当月亮特别清朗的晚上，风沙特别大的黄昏，或者走过一条山路的转角，走过一片开满了野花的广阔原野，或者在刚亮起灯来的城市里，在火车慢慢驶开的月台上；在一个特定的刹那，一种似曾相识的忧伤就会袭进我的心中，而那个缓慢却又熟悉的曲调就会准时出现，我就知道，那是我的歌——一首只属于流浪者的歌。

    我并不怨怪我的父母，我也不怨怪我的国家，可是，命运给我的，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安排啊！我有一个很美丽的汉文名字，可是，那其实是我的蒙文名字的译音而已，我有一个更美丽的蒙文名字，可是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它。我会说国语、广东话、英文和法文，我可以很流利地说、甚至唱，可是我却不能用蒙古话唱完一首歌，我熟读很多国家的历史，我走过很多国家的城市，可是我却从来没见过我的故乡。

    察哈尔盟明安旗，一个多遥远的地方！父亲说：明安在蒙文里的意思是指一千只羊，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那里羊多，草又肥美。

    而今夜灯下，我不禁揣想，如果我能在一块广阔而肥美的草原上出生长大，而今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了呢？

    在我的心里，会不会有一首不一样的歌了呢？还是说，我也许会和那些在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对外面的一切拥有无法抑止的激情，甚至在梦里也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永远的流浪者呢？

    梦与现实，到底哪一样能够令人满意呢？

【注】席慕蓉（1943年10月15日~），蒙古族，全名穆伦·席连勃，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蓉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自幼随父母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台湾，之后又去欧洲留学。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已。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已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一碗羊肉汤

金光

    就在县里准备树立脱贫致富的典型时，长岭乡建起了一个大牧场。刘乡长说，这个大牧场完全采用孟加拉式的养殖办法，从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各地购进优质绵羊 2000只。虽然乡里在农发行贷了100万元的款，但望着潮水般的羊群，大家心里很踏实：这钱不出两年就可赚回来。

    县委张书记亲自到牧场察看，拍着刘乡长的肩膀说：“不错不错，因地制宜，这才是真正的脱贫项目。”回到县城，张书记当即打电话召集开会，谈了到长岭乡察看天然牧场的感受，他要求从县委班子开始，轮流到长岭乡牧场去参观。

    县委办的同志不敢怠慢，连夜排出参观者的顺序：从6月8日起，当天是常委班子成员，9日是县政府领导，10日扶贫办，11日县委办，12日县委 组织部……一直排到了第二年的3月19日，把县直各单位、各乡镇、村组都排上了，要求所有参观单位要认真了解长岭乡的经验，学习他们敢想敢干的工作思路， 结合实际提出自己乡、村的脱贫办法，力争在两年之内摘掉全国贫困县的帽子。

    接到县委办的通知，刘乡长说，这次县里对长岭乡牧场如此重视，要把长岭乡树为脱贫致富的典型，我们一定不辜负上级的期望，一要把牧场建设得更好，二要搞好接待工作，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乡政府办的同志冷不丁地提出一个问题：一天要接待二十多个人，生活咋安排？这一下难住了刘乡长，牧场远在 离乡政府二十多公里的荒山上，参观的人在乡里吃饭不合适，到山上又没有好东西招待，怎么办？刘乡长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说：“我说个办法，人家领导来参观 牧场，这牧场就是养羊，咱们这里啥都缺就是不缺羊，明天领导们来，我们在山上垒两口大铁锅，拣两只大肥羊宰杀，在山上熬两锅羊肉汤，经济又实惠。”大伙一 听，不禁拍手叫绝。第二天县委的小车一字型排开，足有二十多辆停在了离长岭牧场五六里的山下路旁，领导们一路风尘来到牧场，大家看到荒岭上建成如此规模的 牧场，无不咋舌称赞。中午12点，每人一大碗鲜羊肉汤配上两个脆香的烧饼，更让领导们赞不绝口。县委张书记端着羊肉汤喝了一口说：“香，这比吃几百几千块 的宴席有滋味多了，你们勤俭节约的精神更值得发扬。”张书记号召，今后无论谁来牧场参观，都只准喝羊肉汤，不准吃酒宴。

    第一批来了，第二批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都对长岭乡牧场特别是那碗羊肉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市扶贫办的领导得知长岭牧场的事，决定到牧场看看。这下可慌了刘乡长，他电话与县委张书记商量了好长时间，询问接待的事宜，张书记最后在电话中毫不犹豫地指示：仍然用羊肉汤招待。

    市领导来了，他们转圈看了看牧场后表示满意，就是不见大羊群，便问羊呢？刘乡长心慌慌的，说正在联系贷款购买。现在资金是个大问题，希望市里能 给扶持点。中午他们端起羊肉汤时，一位老领导提了个问题：这羊肉是从山下买的，还是在山上杀的？刘乡长忙回话：“这是咱牧场的羊，现宰现熬，鲜得很，鲜得 很!”这位领导盯着碗里羊肉和漂在汤里厚厚的一层油，皱起眉头问：“一天能宰几只？”刘乡长忙竖起两根手指：“两只，两只!”领导没有再说话，放下羊肉汤就走了。

    刘乡长等着市扶贫办的答复，但眼看牧场的优质绵羊宰完了，还不见上面的精神。于是他沉不住气了，去找县委张书记。张书记正在低着头看一份《内 参》，一行醒目的标题在张书记和刘乡长眼前晃着：《参观者一年吃掉一个牧场》。张书记沮丧地说：“刚才市里来了电话……牧场暂时关闭。”

（选自《最好的小小说》）

柳青的遗产

路遥

    ①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

    ②是的，这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即使创作巴掌大一片东西，他也尽力用他独特的艺术雕刀精心镂刻，尽可能避免一种工匠式的制造。至于他那部未完成的史诗《创业史》，几乎耗去了他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尽管这座结构宏大的建筑物永远再不可能完整一体，而就其现成的部分也不是完美无缺，但它仍然会让现在和以后的人们所珍重。

    ③柳青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他自己的歌喉，使自己突出于一般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严格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公民，尽力要求自己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他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像一个普通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④作家当年毅然地离开繁华的大城市，身居皇甫村一个破庙改建的院宅里，眼睛琐碎地扫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投射到更广大的世界。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当我们读《创业史》时，常感到作品所展现的整个那段生活就像一条宽阔的长河在眼前淌过；而在这条波涛汹涌的长河中，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湾道里停下来，便会发现那里也是一个天地——而且每一处都有一种独特的风光。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舐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

    ⑤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

    ⑥没见过柳青的人，都听过传闻说这位作家怎样穿着对襟衣服，头戴瓜皮帽，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或者像小镇上的一个钟表修理匠。是的，他就是这副模样。可是，这样一个柳青很快就能变成另外一个柳青：一身西装，一副学究式的金丝边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有关国内和国外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地理，几乎世界上的一切方面都在这个貌似农民的作家的视野之内；而且他不仅通晓这些方向的问题，也往往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叫你感到新奇而独到的见解。在他晚年换过几处的寓所的墙壁上，没有什么其它装饰，往往只挂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他会不时走到地图前，用枯瘦的手指头一下子指住他正在谈论的中国或外国的一个地方。他有时会指着地图，给你讲述半天有关英国或法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加拿大小麦种植方面的情况等等。这时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作家，而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位专家。他在写作《创业史》的时候，还写了关于改变陕北山区农业经营方式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有关国外农业方面的资料，使一些著名的农业专家感到吃惊。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的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决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山药蛋”。

    ⑦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五年前已经离开了我们。但这位作家无疑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不薄的遗产。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

吃大饼（有删节）

沈从文

    战前数年朋友来往通信中，遇到形容生活穷困境况时，照例常说“吃大饼”过日子。凡使用这个形容词的，在他本人生活上，虽未必即到“陷入绝境”，在他本人情绪上，实俨然已有点“招架不住”神气，似乎只要加重一点儿，就到“喝北风”程度了。可是“大饼”是个什么样子？有多大？如何做？如何吃？倘若他是一个南方人，要他老老实实回答时，这人若够老实，也许自己会瞠然不语，却令人哑然失笑，因为他虽惯会使用这个名词，可未必见过“大饼”，更未必吃过“大饼”，他吃的或者是巴掌大、焦盐、揉糖，再沾上一小撮芝麻，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面那个装阔旗人掬两丈京钱买的东西一样，事实上名叫“烧饼”，或“烤饼”。（橘生淮南而为枳，这东西过长江就越来越小巧秀气，到后就索性改名为“金钱烧饼”了。论式样，昆明地方所见的倒不少如三尖角的，褡裢式的，银锭式的，隔月形的，……至于中间有个孔，相传为三百年时戚继光征倭寇用作军士干粮，如今说来还带点抗战意味的“戚饼”，反而少见。）也许达人虽吃过“大饼”，还依然不明白这东西本身有多大的，因为凡在桌子旁坐定吃大饼，可能是照云南人熟习的炒饵块烩饵块方式，早已切成丝切成片，加上作料，把大饼原来的素朴与壮观全失去了。宋人笔记说，秦桧的儿孙生长城市，不识豆麦所出，量米时桧询问米粮来源，有人说从簟席上出，有人说从斗斛中出。无一个想得到是从田地里生长。邯郸淳《笑林》说，北人不识笋，吴人为设笋，问从何来，告说是竹子生的。还家煮床箦，预备大吃一顿，久煮不烂，还以为是吴人不诚实，有意捉弄他。可见有些东西即或吃过，还不知道它的本性，也是常有的事。

    生长于长江以北的山东河南朋友，必自以为对于大饼是个完全内行，其实所知道的也只是就经验所及而言罢了，大饼过了河过了江向南方跑，沿黄河上海长江上游向西南高原跑，大饼的命运如何，就依然不大容易知道。

    民国十八年我到武昌时，被朋友孙大雨诗人邀到一个小铺子去吃牛肉大饼。大雨那时节正对于许多事都还充满好奇心，认为这小铺子极有诗意。铺子中简单得很，除却几件粗重桌椅，只是当门一个大而厚重的黄铜锅罐闷了一大锅白汁牛肉，另外站板上棚下一个两尺大三寸厚的大饼。照习惯，限定每天卖完一锅肉，一个饼，即关上铺板休息。小碗盏，大筷子，桌凳复拙重古朴，加上那做买卖人的神气派头，不免令人疑心这原是个有历史背景的职业。问一问，才知道这一家人的先代，原来是随同蒙古达达迈过长江到此落脚的，到太平天国时，又成为长毛贩卖制度之一种，并说那口铜锅，那份锅家业，都是祖先传下来的！试看看那口厚重放光的锅罐，那个二尺大三寸厚素朴壮观的饼面，同时再注意一下掌柜的伸出生有疏疏黄毛的太手，持着大铜勺从热气基勝锅中取肉，舞着大铜刀割饼时情景，真不能不相信，这里有的是“历史”，面前的一位，也许还是匈奴族王子的遗裔。使人想起荆轲专属本来的活计，干这种活计的人，当前已不足请，在历史上刼很做过几件不平凡事业的。

    民国二十八年我在昆明，某一天忽被朋友邀到一个丽江朋友家中去吃西藏式大饼。上桌时，一尺五六寸大，三寸厚，特点是饼面干干净净一片素朴的焦黄（看就使人又感觉接触了神农氏后代的传统生活习惯，也接触了另外一个民族的宗教习惯）。把这个东西一片片割切下来，用大雪山下牦牛身上出产的酥油制成酥油茶同吃，原是边地最平常的方式，不值得提。可是当时我们却还用《红楼梦》上史湘云吃过的鹿脯（而且照孔子旅行时的方式，用刀削吃的），以及《吕氏春秋·本味篇》（亦即历史上有名大厨子伊尹）所未提及的，来自一万尺高大雪山上的四五种稀奇古怪动植物，一同填入腹中，这两件和大饼有关的事，我相信生长北方每天吃大饼的朋友，是不会想到的。

    第三件事是大饼既用“大”为名，最大的饼究竟能有多大？就个人眼目所及，大饼似乎和普通锅面有关，锅面大小又和家庭组织有关，所以如今所见的二尺见方三寸厚的形式，可以说是一般形式，论家庭组织，唐代算得庞大，一家百口是常有的事，可是不分家未必即同炊。杜阳编述叙杂事最善夸饰，记同昌公主死事，李可及为安排一场叹百年舞，用到八百匹官施，舞竟珠翠满地。可是轮到赏赐三十骆驼的饼送给葬役夫时，还是只说“各径阔二尺”。从记载上看，且像是已到最大限度，大饼之大超越纪录，实应数一位赵老总的成就。孙光宪《北梦琐言》说：五代王建主蜀时，有一位善吃喝好客人的赵雄武，绰号“赵大饼”，每次用面三斗做饼一枚，做成后，有好几间屋子大。唐人普通房间纵不如宋人费木料，也总得有两丈见方，这个饼很可能就有六丈大小。当时这种大饼的用途，说是值大内宴会，或豪家设厂筵时，这位起官人即于众宾内奉献一枚，裁剖用之，各人一份，吃得大家饱饱的。至于这个六丈见方的大饼，从赵府转到另外一处筵席，如何抬去，可不说明。若不太厚，或者卷成一束，派那十五位鲜衣花裤大师傅抬去，也未可知。这种大饼的制法，就是一种秘密，据说当时至亲好友，即不肯传授，无由模仿。若不然，别的不说，现在昆明电话局长赵先生，既以喜做烧鸭子著名，又好客，只要如法仿造大饼一枚，请客时，就可以把三百客人同时邀集，不至于感到束手了。

    后记：假期匆匆过去，家中大小工作重新开始，想起孩子们在嚷叫“吃不饱”之余，然能不断大笑。在讨论到大小男丁三口今年雨季来临时，得如何学习赤脚和泥浆奋斗，都十分高兴。主妇在为家事为生活把一个作主妇的最高工作效率用尽后，尚永远不失去脸上代表从容与快乐的微笑。以及寄住城中由念佛而神经失常的妹妹，在极痛苦情形中，亦尚能独自用笑来排遣挣扎，我心想，一家人尚能笑，真不妨事。写点小故事，赠给同样无可吃的正直国民，在他的单纯沉闷工作外，若能有机会笑笑，也不为无意义！一般人常说，战争是要血和泪的。据个人意思，人生中某一种无形战争，所需要的也许倒是保持那个“虽败北不气馁”的微笑或大笑！

    三月一日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