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地方自治开始向近代转变，治安法官取代郡长，逐渐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斯图亚特王朝时期（1603—1688年），经历两次内战和共和国的实验，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世纪，治安法官按照地方习俗进行管理，完全不受议会法令的影响，地方自治发展到鼎盛时期。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l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国家立法机关主动控制地方自治主体的现象。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1894年制定颁布了《区、教区、乡议会法》，规定民选议会作为地方权力机关。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地方逐步仰仗中央财政支持，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研究》

材料二：西方地方自治观念传入中国，始于道光年间，在内忧外患之下，1907年清政府的地方自治序幕在江苏的“上江”（上元和江宁）两县拉开，自治局、调查局、调查官署局等自治机构先后成立）同年，清廷令各省设立咨议局。）1908年开始，清政府先后颁布《洛议局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等，从而形成了由城镇乡自治到府厅州县自治的等级地方自治架构。但地方自治未脱离“官治”，自治章程严格规定业务范围、活动规则；在相关政策的宣讲过程中，出现了民众误会、反对等现象。1909年，各省议员赴京请愿速开国会，遭到清廷坚决拒绝，矛盾很快激化，地方自治运动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

——编自丁旭光《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研究》

材料一

对比一下英国革命时期的社会分裂，区别就很清楚：英国革命是纵向地把社会分开，因此无论哪个阵营获胜，原有的社会结构都会保留下来。法国革命是横向地把社会切割开，因此如果王权和贵族这个阵营胜利，那么原有的社会结构会被保留，革命等于没有发生，可是如果第三等级胜利了，那么整个社会就都被颠覆了，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社会。

——钱乘旦《西方那一片土》

材料二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第五款规定“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八条中规定：美国商民“雇觅跟随、买办……均属事所必需，例所不禁，应各听其便，所有工价若干，……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同时《五口通商章程》第一条、第十条都有相关规定，“依条约规定，中国政府答允外国人不干涉外国人雇佣中国人的事。”同时，根据“一体均沾”的最惠国待遇，其他国家的商人也获得这项权利。至此，买办脱离清政府的限制，近代意义上的买办登上历史舞台。

——程蕾《中国近代社会群体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