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 地

袁有江

老人披一件脏兮兮、蓝白相间的校服，站在雨棚下盯着他。老人脚边放着一个瘪下去的尿素袋子。稍远处有个小化粪池。

临近家门时，他发现走错了路，在离前面村庄百米左右的地方。窄窄的水泥路，突然齐崭崭地断了。没腿肚子的麦苗，隔断了归途。

他沿着麦地间的小径，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老人走去。

大叔你好，在忙着给麦子撒肥料吧?

乖乖，我看你那车怕是过不来了。这边路没修通。

这块小麦是你家的吧?长得真好。大叔是好把式啊。

听口音，你就是我们这的人吧?刚从外地回来?

后天清明了。很久没回来，我不知道这路不通。

你是哪庄上的?

袁家湾的。

哦，那就在我们庄后头。老人掖了掖披在身上的衣服问，清明回来上坟?

是啊。大叔，我记得以前这庄上有条跑客车的石子路，还在吗?他朝庄上望去。一条灰白的路梢，隐没在不远处一栋平房的后面。

在倒是在，就是被拉沙车轧坏了，烂得不像样。

应该也还能过车吧?他目测着路的宽度。大叔，我急着要赶回家吃饭。想从你家麦地借过行不?轧掉的麦子，我补你钱。

车开不过来吧?麦子深，地又潮，会陷在里面。老人看看麦地，你只有倒回去了。

大叔，我的是越野车，底盘能升高的。要是陷在里面，我自己负责。

要是陷在里面，这块地就祸害了。

弄坏的麦子我全赔。好不好?

老人看看麦子，又看看他，一脸的为难。

你不能倒回去从那边路走吗?

路窄，也怕遇到车。估计倒回去就下午了。就算您老帮个忙，钱我先给你。反正你种麦子也是为了卖钱嘛。

老人目测着车到他跟前的距离，走到麦地边，抓了一把泥土，在手心里碾磨着。你看，土都是湿的。车会陷在里面的。

①稀薄的雾纱渐渐散去，阳光普照下来。娘该在家等急了，本来说好回家赶午饭的。兄弟姐妹们今天都来家里，专等着和他一起吃午饭。他正想着，娘的电话就打来了。娘说一桌人都在等他开饭。他跟娘说，我马上就到。

接完电话，他看着老人说，大叔，损坏你多少麦子我赔多少。他掏出钱包，数了一千元钱往老人手里塞。老人像对着一个烫手的山芋，迟迟不伸手。他将钱硬塞进老人的口袋。

大叔你穿校服啊?

小孙女的。老人尴尬地笑笑，丢了可惜，挡挡寒。

大叔，你的孩子们清明没回来?

呵呵，等我死了，他们就回来给我上坟喽。

您小孩都在外干大事，忙着呢。他捏着车钥匙，开始心急火燎起来。

大叔，您就行个好吧。我娘打电话催我了。

唉，你去开吧。老人摸摸口袋里的一沓钱，想着孙女一学期的生活费够了。他又看看那些水绿葱嫩的麦苗说，你尽量走直点，不要轧掉多了。

他启动车子，升高底盘。眼前的麦地，让他突然有种莫名的兴奋。自打买了这辆越野车，他还从来没越过野地。他打到四驱模式，一档，将轰鸣着的路虎开进了麦地。厚重宽大的轮胎。摧枯拉朽地压倒麦苗。车后现出两条轨道般的辙。

他穿越麦地时，老人赤着脚也下了麦地，跟在他车旁边，不停地冲他喊，慢一点，轻一点。那手足无措的样子，好像在呵斥一头闯进麦地的野猪。

总算过来了。他停下车，拿出一包烟，想送给老人。

老人出神地看他刚刚压过的车辙，突然喊住他，你不能走!轧掉太多了。

②老人快步走进麦地，蹲在车辙前。他颤抖着青筋暴突的手，从泥土里扶起一根压扁的麦苗。接着又扶起另一根……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是在扶起一个个刚被车撞到的娃娃。

大叔，我们不是事先说好的吗?他递过烟。

老人没接他的烟，自顾自地咕隆着，不兴这样祸害庄稼的，你赔我麦子……老人干瘪的眼窝里，慢慢蓄满了泪水。他扶着几根压扁的麦苗，半晌不语。

要不然，我再多给你点钱。反正你种麦子是要卖钱的。

老人终于哆嗦着站起来说，我伺候了一冬一春的麦子，糟蹋了。真心疼啊。老人抹了一把鼻涕，干笑着说，是我答应的。不怪你。你回家吧。都怪我自己。我真混。

清明节的下午。细雨迷蒙。一位披着雨衣的老人，循着车辙，找到了他家门口。他出门一看，正是前天轧过他麦地的老人。老人是来还他钱的。老人说，那些麦子，我一棵棵扶过。一大半都能在这场雨里活过来。小孙女的生活费儿子寄来了。这钱我不能收你的。老人说完。将一沓包在塑料纸里的钱，小心翼翼地递到他的手心，转身走了出去。

最后的黄豆

    爷爷是染布的。他爱吃黄豆出了名。在镇子西头，爷爷十七岁那年刷刷地在地上架起了好几口大染锅。这吃饭的手艺是“偷”来的。

    爷爷从小喜欢跑进大染坊找老板的儿子斗蛐蛐。有时老板的儿子跟私塾先生念书，爷爷便蹲在一旁，直愣愣地盯着热气腾腾的大染锅。爷爷蹲着染布时，就从兜里摸出几料炒熟的黄豆塞到嘴里嚼，这样一蹲就是一两个时辰。“呆瓜”——染布师傅往往这么笑话爷爷。当爷爷染出第一锅布时，大家才知道爷爷不呆。

    那年，家里遭了大灾，爷爷架几口大锅开始染布。开业那天，镇子里所有人都听到爷爷一边敲锣一边喊话，开张头半个月染布不收钱，染坏了一赔二。爷爷没钱请帮工，自己把麻绳往肚子上一勒，一把黄豆往嘴巴里一塞，一边香甜地嚼着，一边搅动大染锅。当爷爷嚼完三四把黄豆时，青布便染成了。青色衬着爸爸额头的汗珠，沉稳得像傍晚袭来的夜幕。

    后来，那家大染坊被爷爷挤垮了。没过半月，爷爷快乐的嚼着黄豆把那几口锅搬进了大染坊。于是，镇子里又了有大染坊。那名声像染布匠拿搅锅棍敲锅一样，咣咣当当响得很。在嚼着一把又一把黄豆时，爷爷兜里也开始响着咣咣当当的银元声。

    有了钱，除了每天有滋有味的多嚼几把黄豆，还取了奶奶。迎亲那天，爷爷喝了好多酒，醉了，进洞房时还绊了一脚，兜里的黄豆全撒在地上，他捡了好一阵子，奶奶什么反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后来跟我讲这事时，爷爷还叹气，这一绊，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后半辈子也不会活得这样磕磕绊绊。说这事时，爷爷喘着粗气，我帮着捶了半天背，他还是喘得满脸猪肝紫。

    其实，爷爷在生父亲的气。

    闲时，爷爷经常是一边慢慢嚼着黄豆一边跟我聊天，像在咀嚼他的一生。他说，父亲是一个“倒钱筒”。父亲是爷爷的独苗，奶奶宠着他，惯着他。听爷爷说，父亲才十岁，就开始进大烟馆。没钱，就赊账。烟馆老板拿着赊账本来计钱时，爷爷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就像一颗荒野的树那样疯长。

    我十岁那年，三天三夜，父亲跟人赌输了。大染坊被抵了赌债。那一天爷爷没有嚼他的黄豆，唉声叹气，一脸乌云。

    搬出大染坊时，爷爷习惯性地掏出黄豆，迟疑了一下，爷爷这回没有把黄豆塞进嘴巴，而是把黄豆一路撒在地上。

    没几年，爷爷病得不行了。父亲依然整天不着家，爷爷的安危只是他耳边刮过的一阵微风。临终前的那个晚上，爷爷示意我到他跟前，他手中攥着一个小布袋，打开来，是些黄豆。昏暗的灯光下，豆子炒得金灿灿的，爷爷说，这辈子只剩下这点黄豆了，他的声音很轻，连他旁边油灯的火苗都没有动一下，他颤巍巍拈出一颗豆子，习惯性地放入口中，又试着嚼它。不知是黄豆太硬，还是爷爷老了，牙品不行，他没嚼动，又把豆子放入袋中。

    他叹叹气，说这辈子就爱这黄豆，人走了带上它，也算来世上留个念想。他慈爱地对我说，如果你长大了真活不下去，可以再到爷爷这里来拿这黄豆吃。不过，你要是争气，最好就别来找我了，他语气中满是沮丧。

    我愣愣的，不太明白，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晨，爷爷走了，手里紧紧攥着那小袋嚼不动的黄豆。邻居帮忙葬了爷爷后，父亲才回来。没人怪他，他在邻里眼中只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影子。

    父亲长号着，声间凄厉，如同塌了脊梁。大家都知道他为什么哭，整整两天两夜，他雇了好几个人把小屋子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连瓦背也全掀掉了，还是没有找到传说中爷爷那几坨金子。他疯了。

    后来，一个金匠跟我说爷爷确实有几坨金子。不过，爷爷临终前偷偷让他打成了一颗颗金珠子。

    我蓦然明白，爷爷那小袋黄豆是什么了。爷爷给我留了一笔活命钱。

    有人曾问我，金子最终找到了吗？

    当然没有。爷爷的坟头早被我平了，当时还有人说，我跟我那疯死掉的父亲一样，也是忤逆不孝。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企业，人们称我是什么“著名企业家”。不久前，一次慈善会上，我说了，死后捐出全部财产，我那个儿子和老婆都不跟我说话了。为什么这么做？有记者问我，我一时语塞，眼前浮现出爷爷那小袋最后的黄豆。

（改自王琼华《最后一碗黄豆》）

治印

聂鑫森

    著名的老篆刻家厉刃，一早起来，心情特别好。他先在院子里看了看花架上一盆盆的太阳花。猩红的花骨朵正迎着霞光慢慢地展开，然后踱进他的书房。书房的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是他亲手写和刻的三个篆字：“石窝窝”。这个名字似乎有点土，但却很有意味，桌子上、博物架上，到处堆着各种各样的印石和关于篆刻的书籍，空气里飘袅着石头的气息。

    昨夜，厉刃其实睡得很迟，一口气为本城评选出来的五名优秀的清洁工人，各刻了一方印。是总工会的同志交下的任务，酬金当然是按他的润格，每印四千元。但厉刃说：“为他们刻印，我分文不取，而且要刻好。”这几方印确实刻得既有气势又有韵味，采用的是汉官的风格，下刀雄浑奇肆，但细部却又婀娜多姿。他觉得这些身处底层的工人，正直朴厚，情感丰富，有一种值得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刻完印，已是凌晨三点，他又兴致勃勃地把印文和边款拓到宣纸册页上，将来可以收入到他出版的印谱中去。

    老伴忽然走进来，说：“有个年轻人要见你，他是市政府办公室的主任，叫任之。”

    厉刃说：“我并不认识他，不见，哪有来这么早的？”

    老伴说：“八点都过了，还早？也许人家有急事呢，我去叫他进来吧。”

    厉刃点点头说：“也好。”

    走进书房里来的任之很年轻也很英俊，上穿银灰色短袖衬衣，系着一根紫红色的领带，下穿一条牛仔长裤，挺时髦的。

    “行石老先生，冒昧打扰，请您原谅。”

    “行石”是厉刃的字，任之不直呼其名，可见这小伙子是很懂礼貌的。

    任之递过一张介绍信，上面写着“兹有任之主任前来拜访，求请为市长华阳刻一印章。”

    “行石老先生，不知可否？”

    厉刃笑了笑：“我给任何领导刻印，都是要收取润金的。这是我的规矩。”

    “能不能破个例？”

    “不能！”

    任之犹豫了一阵，说：“我知道老先生是每印四千，能不能少一点？”

    “分文不少！”厉刃有些不高兴了。这样的事他见得多了，头头爱风雅，下属要讨上司的欢心，送个字画、印章，却又不想花钱。厉刃从不让人占这样的便宜。

    “润金我照付……我想三天后来取。”

    “不，一星期后来取，这几天我没时间。”

    “好吧，都依老先生。”任之付了润金，悻悻地走了。

    任之走后，厉刃觉得心里憋得难受，便找了块印石，操刀刻“华阳之印”。仍然是汉官印的格局，但笔笔画画端庄质朴，边款为：“治印必端方，做人亦如是。华阳先生雅正。厉刃奏刀。”

    不久，市长华阳亲自主持了一个本地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的座谈会，厉刃应邀参加了。在开会之前，华阳特地走到厉刃面前，诚恳地说：“厉老，谢谢您赠我的印，刻得真是太好了。”

    “华市长，您不必客气，这印您是花了四千元定刻的。”

    华阳愣了一下，随即说：“当然要谢您的，艺术——是无价的。”

    这个座谈会开了整整一天，华阳微笑着听取大家对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并认真地做了笔记。在中午的宴会上，华阳特意给厉刃敬了酒，祝他在古稀之年再创辉煌。

    几天后，厉刃收到了华阳的一封亲笔信。

    信是这样写的：

厉老：

    夏安！您在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令我茅塞大开，获益匪浅，谢谢！

    首先要向您道歉，办公室主任任之未经我的应允，擅自上门求印，多有打扰。谢谢您的提醒，我特意去财务室查了账，小任竟然用四千元公款付的润金。我除补交这笔款子外，还特意在机关党员大会上做了检讨。任之主任虽然年轻有为，但此种行为却不可姑息，已暂调离办公室，去一个乡镇锻炼，以观后效。

    “治印必端方，做人亦如是。”真乃警醒之语，我会牢记在心的！

    厉刃读完这封信，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忽然问老伴：“捐献给希望工程的五万元寄了吗？”

    “早寄走了。”

    “那就好，那就好……”

甲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做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伤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节选自高尔斯华绥《品质》）

乙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万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样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节选自杨绛《老王》，有删节）

谷仓顶上的羊

周涛

    萨依巴格六月的阳光是白花花的银屑，亮得耀眼，使得人透不过气来。偶尔有一些树，也只是些灰淡的黯绿，丝毫打不起精神。

    县委副书记余会全在一群乡干部的陪同下走在土路上，脚下踏起的土围沾在裤腿上，像是不小心踢翻了石灰桶。余会全心绪茫然！他想着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妻儿，光阴两隔，一下子换了个世界。再想到他工作的那个大院里的人人事事，每想到一个都觉得人家脸上挂着嘲讽。下午的安排是检查新建的一个粮仓。远远地已经看到了，那个粮仓挺高大，耸立在一片场院上，席棚尚未遮盖，木架像一个庞然大物的骨架标本，空空荡荡的。

    几个身穿衬衣头戴圆顶皮帽的维吾尔族村民，正在木架上扭过脸来看着他。他觉出自己脸上微微有些笑意，算是打招呼吧。

    忽然，他的目光被一个东西吸引住了——谷仓顶上站立着一只羊。那只羊仿佛不是站立在高大的粮仓顶上，而是站立在险峻的绝壁断崖之上，旁若无人，君临万物。

    咦，这真是有些奇了？大白天的羊怎么跑到那么高的谷仓上去了？

    “把它从上面先给我赶下来！”他命令道。

    村民们照他的指示去做了，轻轻一轰，那羊就下来了。它从谷仓顶上轻轻一跃，就站到了土墙上；然后在墙头像散步似地踱至中端，头朝下顺势一跳，就这么下来了。它下来后，仿一个高层人物来到了人民群众中间，面容和蔼，态度矜持，频频点头示意。

    余会全有一种被接见的感觉，略有遗憾的是，那只羊看也没看他一眼，却对几个维吾尔族村民表示亲昵。尽管如此，余会全还是对这只羊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崇敬之情，因为它的确是显得太不同凡响了，其肥壮、硕大与高贵，均非凡羊可比。他起了疑惑，就问：“这羊怎么和一般的羊不一样？”

    乡长询问了村民，然后转告他说，这是一只野羊。村里的人上山打猎打死了它的母亲，把它牵回来了，养大了，成了现在这样子，喜欢上房，厉害得很！

    余会全听了，心想，这就是这只家养野羊的身世了，难怪如此行为怪异、气概不凡呢！这是一只无意间从野生世界闯进人类社会的大角盘羊，在适应了村民习俗的同时还完好地保留了它的天然习性。他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一种什么深远的意思一闪而过，他能感觉到有一种原始的滋味令他触动。

    他凝视着那只羊，它皮毛灰黄，油光发亮，肌肉发达而饱满。再细看它的一双眼睛，褐黄色的一对，没有一丝哀告的神色，里面全是桀骜不驯的野性之光。它是骄傲的、高贵的，甚至对陌生人透出一种藐视。余会全想，这才是一个充满了自信和自豪的生命呐。他凑过去想摸摸它，可它跳开了。

    余会全想起了羊在谷仓顶上的自在模样，但想象不出羊是怎么跃上这三米多高的土墙的。“能不能再让它上去？”他对身边的人说。

    村民们围过去轰那只羊。开始羊不太情愿，但轰了几下，它只好当众表演了。它朝土墙冲过去，奋力一跃，让自己停顿在土墙的半腰上；然后在土墙的陡壁上做起了慢动作，先用两只后蹄扣住墙壁，再支撑全身。空出两只前蹄仰身再次一跃，把八十多公斤的身体稳稳地送上了墙头。剩下的事对它来说就是轻而易举了，就像一个完成了高难度动作的平衡木选手，放心大胆，充满自信，它的四蹄踏出清脆的响声，轻盈地跃上谷仓顶，像帝王一样居高临下。

    余会全想，是啊，总有一种东西高高在上，是我们所难企及的。他想不到这只羊竟会如此强壮，想不到这只羊竟会如此聪明，它跃上土墙时运用了完美巧妙的方式，使不可能完美的事物完美实现。

    余会全看着那只羊一一谷仓顶上的羊，它正高傲地昂起头颈，如站在悬崖巅顶，遥望远方。余会全意识到了，他永远不会忘记这只羊。

    十多年后，副市长余会全在省委党校的结业典礼上讲话，他说起了这件往事，他说：“萨依巴格乡六月的阳光是白花花的……谷仓项上，站立着一只羊。” （有删改）

春雪

    年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村里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各家回来的年轻人，又陆续离开了家。村里并不太富裕，这些村中的年轻人为了自己将来的生活，需要到更为广阔的天地去打拼。过年的那几天，倒是村里最热闹的几天，也是村里年轻人最多的时候，也是李老汉感到最孤独落寞的时候。

    李老汉吃过了午饭，在自家门槛上坐着，朝着不远处的小路上张望了很久，扭过脸来，从腰间解下旱烟袋，用柴火点着后，“吧唧吧唧”地猛抽了几口，缓缓吐着烟气。抽了一会儿，又呆呆地望着家门前的洋槐树，望得出神。树是他年轻的时候种上的，那年春天，儿子刚出生，他心里头高兴，兴冲冲地跑到集市上，挑了棵最好的树苗种在了门前的空地上。以前，他一有空就来给它浇水，可现在，他皱着眉，瞪着树，突然骂了一句：“瞎长这么高，有啥子用！”

    他火气突然上来了，把脸强扭过去，眼眶不觉湿润了。于是站起身来，轻轻把门带上，蹒跚地沿着小路走了出去。村子里很安静，天也晴朗得正好，阳光从那些尚且光秃秃的树枝上投了下来，奇形怪状的影子交织了一路。最近的天气已经开始回暖了，燕子从南方回来，在李老汉头顶的天空轻快敏捷地飞过。李老汉这才想起这几日自家房檐下也多了一个燕子窝呢，白天雏燕在窝里叽叽喳喳地叫着，以前嫌吵，现在的他，习惯了这吵闹之后，突然觉得自己的周围静得可怕，让人发慌。路的尽头是一片碧绿的田野，绿油油的麦田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晃着，不远处几个孩子在兴高采烈地放着风筝，欢声笑语和耳畔的风声糅合在一起，像一首欢快的协奏曲。李老汉望了望孩子们，又望了望田野的尽头，他的面容舒展开来，扭过头去，又轻叹了一句。

    李老汉已经七十六岁了，老伴是前年初春走的，老伴刚走时，李老汉觉得天仿佛塌下来一般，虽然他拼命像以往那样，一天一天地过，但心头像是被活生生掏空了一般。那一阵子，他拼命地干活，干活，心里只想着：“我这把老骨头了，累死也就算了，也好陪她一起走啊！”索性李老汉干了一辈子的农活，身体还算硬朗，硬是将那段时光撑了过去。

    天已经不早了，太阳的余辉染红了西边的云彩，嬉戏的孩子早被爷奶叫回了家中。李老汉慢慢地往回赶，走到家门口，他忽然听到院中传来说话的声音，像是儿子的！李老汉咧开了嘴，激动地推开了门，蹒跚地走进院子里，四下里张望着。但是一个人也没有，他慢慢地低下了头，推开了灶房的门，坐在灶台前的小凳上。

    年前腊月廿八，李老汉也是像今天这样坐在小凳上，准备生火做饭。邻居家的小张突然过来，说是他儿子从省城打来电话，等着李老汉去接。李老汉一听，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赶了过去。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看不见星星。李老汉从小张家出来时，突然飘起了雪花，不一会，黑蒙蒙的夜色里多了一层亮晶晶的银白。方才的电话，让他整整半年的希望全部落空。“娃他爸，啥时候回来呀？”“大，这边活太忙了，俺们就不回了，强强寒假作业也多，不用挂念我们，这边过年管吃管住，工资还比往常多，给你汇了两千块钱，你在家……”李老汉在雪地里缓缓地走着，雪花落了他一身，他头顶上的银发全部变成了白色。来到门前那棵洋槐树下，他再也撑不住，扶着树，豆大的眼泪从眼眶中滴落，落到树脚下的雪地上，渗进了泥土中。他叫这棵树“怀根”已经三十多年了，因为他的儿子也叫“怀根”。

    他踉跄地来到堂屋，拿出那只他亲手糊好的风筝，上面是小燕子的图案，可爱无比，神采奕奕。李老汉轻轻抚摸着，突然双手一松，任由风筝飘下。风筝在空中徘徊了很久，轻轻地落到了地上。

    门前的雪一直在飘着，门前的那颗洋槐树的枝干，悄然无声地被雪覆盖。

（选自《名家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