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旧民本是时代呼唤君主集权的产物，新民本则是在时代试图解构君主专制制度之际应运而生的。所以旧民本中包含着浓厚的尊君思想，而新民本思想中则包含着强烈的限君意识。如果说“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社会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君主集权来实行国家权力的整合，那么，手工商业时代到来之际那只“看不见的手”便开始排斥君主专制制度。新民本思想在尊君和限君的同时，却无法摆脱旧的传统思想的羁绊，最终选择了有限的君主制度，而未能顺利驶向近代民主的广阔海域。

———摘编自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新民本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约束君主权力。他们以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确立宰相与君主的同事关系，在行政上拥有与君主“同议可否”的权力。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是治理国家的机构。学校参与治理天下的主要途径是对君主进行监督与制约。王夫之则提出将中央的权力一级级分解：“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

———摘编自谢贵安《明清文化史探研》

材料三：梁启超在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提出政为民政、政以为民，他认为先民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之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是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孙中山主张发扬光大中国传统重民思想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为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具有浓厚重民色彩的思想十分称道，并用近代民主观念加以诠释，主张把政权公之于天下，让人民当家作主。

———摘编自韩丽雯《近代中国民本思想演变的机缘和桥梁》

材料一  孟子提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

——摘编自林晓平《论孟子对历史治乱盛衰的总结》

材料二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宋孝宗继位，诏求直言。朱熹上疏提出了他的“帝王之学”的两条基本原则：“先格物致知”，“自然意诚心正”，这样就可以应对天下的一切事务。扩充了天理，克服了人欲，就会“圣心洞然，中外融彻”，也就是心正意诚。据《宋史》记载，此后不久，有人在路上碰到朱熹，劝他见皇帝不可再讲“意诚心正”，“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回答说“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摘编自李申《简明儒学史》

材料三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