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代中国铁路修建权多半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掠夺，这些铁路不但被这些国家经营，路权也掌握在他们手里。但京张铁路则与之相反，在当时这场中外铁路利权的争夺战中，中国最终取得了自修京张铁路的胜利，“不但建筑之资本为国有，建筑的计划亦是我国工程师所计划”。京张铁路沿途地形、地貌条件复杂，尤其是八达岭居庸关附近，需要开山凿洞，工程艰巨，但詹天佑先生创造了人字形路线解决了关沟段通车难题。通过修建京张铁路培养了大批的铁路人才、传播了铁路技术，为中国铁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摘编自姚兴哲《晚清京张铁路自主修建政策的由来》

材料二：随着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詹天佑毅然公开出面抗争。1911年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粵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希予支持”，并公开致电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公司，要求两公司协同抗争保路……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詹天佑在主持粵汉铁路建造的岗位上，不断以铁路建设的新成就，表达他对民主政权的支持。詹天佑也以自己的极大的热情、丰富的学识与在铁路工程界的威望，支持孙中山的雄伟的铁路建设计划。詹天佑还积极帮助孙中山制作详尽的规划与措施，认真提出多种有价值的意见。

——摘编自经盛鸿、孙燕《詹天佑与辛亥革命》

材料一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的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在东亚保持领袖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周边小国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封贡体系体现了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他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清廷把西方国家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对待，作为内政的一部分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处理，而没有专门常设的外交机构。

——摘编自徐中约《l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