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

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望着我笑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这样对地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这水，这沙滩。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用给她父亲做袜子的布，先给我做了穿上。

女孩子的父亲，现在地里没活儿了，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饭食很好。

“等赚了钱，给我买张织布机子！”

大伯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半个月后，在曲阳，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得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以后，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

（1949年12月）

（有删改）

老街沧桑徐贵祥

小时候，我认为老街是一座城市，至少曾经是一座城市，再至少将来也会是一座城市。

老街坐落在皖西中部丘陵的一个高台子上，基本上呈“F”形，三条大街构成了老街的全部。我姥姥家住在老街的中心，不偏不倚正好在下面那一短横和一竖的交界处。

姥姥家的后面不是街区，往北是一个土坎，再往北是河湾，那便是老街的“郊区”了。河湾里有茂密的树林、摇曳的竹影，老街人生活的重要源泉——龙井也镶嵌在河湾中间。老街的路心铺着整齐的青色石板，这些青色石板不仅承载着生活的步履，也勾勒着老街的历史，有些石板上还镌刻着文字。

街上住着卖油条的、刻私章的、轧棉花的、修收音机的、卖百货的，木匠、篾匠、铁匠、理发匠，染坊、油坊、米坊、豆腐坊，还有清末太监、下放干部，一应俱全。每到夏天，街上有叫卖鸡头米（芡实）的、有拉京胡的、有说大鼓书的，倒也有声有色。大人们用龙井水沏一壶六安瓜片，摇着芭蕉扇，边品边聊，舒坦得像神仙。

一年总有那么几次，要在东头学校的操场上挂起黑边白幕放电影，那就俨然是节日了。这样的好时光实在太少，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靠“打仗”充实文化生活。

跟多数人的童年相似，我小时候酷爱“打仗”，特崇拜陶声奎。陶声奎是公社食堂炊事员陶大伯的儿子，比我们大好几岁，因而是我们“公社小孩”的司令。陶声奎率领我们“南征北战”，今天跟南头小孩交手，明天跟北头小孩比划，英勇无畏，所向无敌，每每遇到恶战，陶声奎总是身先士卒，冒着砖头泥块，领头羊一般左遮右挡，保护我们。

许多年过去了，我已经遗忘了很多东西，而唯独对于老街的一草一木乃至门板和青石路面记忆犹新。现在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其实，老街是不是城市，或者说是否曾经是城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街提供的那一份独特的感觉，那叫卖声、读书声、铁匠铺里的淬火声、篾匠铺里的裂竹声、胶底布鞋踏在青石街面上的橐橐声的混合，还有刚出炉的烧饼的香味、热豆腐的气息……这一切都似乎在显示，老街的日子是喧闹的，清贫而火热。老街的上空永远飘扬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飘扬着人的气息。

我们终于跻身于城市的峡谷，久居闹市，几乎被钢筋水泥封闭了，脚不沾地，把我们和土地长久隔离。而回忆起阔别数年的故乡，一种异样的清凉便从遥远的故土扑面而来。

今年5月，我回了一趟故乡，公干之余，排除了众多的干扰，坚决地去了一趟老街。尽管我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面对老街的破败还是触目惊心。自从参军之后，离开老街将近三十年了。三十年，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天变大了，路变短了，树林变小了，河床变高了，青石板几乎被挖光了，那口长久萦绕我心头的龙井，几乎被浑浊的溪水淹没了。改革开放之后，老街的多数居民都跟随镇政府迁往西边，一条通衢大道两边真的生长出一座新型的城镇，老街便被抛弃了。

终于找到了龙井，然而此时的龙井面目全非，全然没有我当年记忆里清冽幽深的感觉，水面与河沟平齐，分不清楚是河水还是井水。顺着井壁，水面上浮着厚厚的青苔，上面居然还有青蛙打坐。

我被这个意外打击得心灰意冷，正在失落，不远处茅屋里走出来一位估计已逾七旬的老人，问我们：“你们是哪里来的？”大约是看这老汉年纪大，介绍徐贵祥他很难知道，而我父亲在这里当过公社书记，几乎家喻户晓，所以陪我同行的表弟任家杰先把我父亲的大名抬出来。岂料老汉眼一瞪说，徐彦选我怎么不认识？他不是徐贵祥的爸吗？知道徐贵祥吗？在北京，大作家。任家杰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

他是作家？老汉说，你门缝里看人啊？我天天看电视，只要有徐贵祥的消息，我一准能看见。《弹道无痕》《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老汉如数家珍，末了还得意地向我们冷笑一声：知道吗？徐贵祥就是吃了这口龙井的水才出息的，听说他要回来修这口井。

说真的，那一瞬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荒草土坯屋内，黑白电视机前，一个孤独的看井人，一个年迈的村夫俗汉，居然有如此浓郁的乡情，居然有如此强烈的荣誉心。我是他自豪的资本，他是我精神的盟友。为了这个因为我而自豪的老汉，我也应该写出好的作品——我们负起责任的理由，往往就是这么简单。

站在井边，我沉默了很久。直到我们快要离开，老汉才似乎想起了什么，揉揉眼睛，把目光定定地落在我的脸上，嘴巴嚅动着说，未尝，未尝你就是……我说我是徐贵祥，谢谢你，老人家。

老汉神情一变，赶紧张罗烧水，要让我们喝一杯龙井茶。

离开老街之后，我突然想，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想寻找的并不是城市，而我永远需要的是老街。城市遍地都是，而且越来越多，大同小异，但是我心中的老街只有一个，尽管在三十年后面目全非。但是三十年前的老街在我的心中是不死的，那绿荫婆娑、人气旺盛的古色古香的记忆，那宽阔的河面和清澈的溪流，那永远像少女的眼睛一样明亮的月光，正是我心灵的家园啊！

（有删改）

响器

刘庆邦

大笛刚吹响第一声，高妮就听见了。

她以为有人大哭，惊异于是谁哭得这般响亮！当她听清响遏行云的歌哭是著名的大笛发出来的，就忘了手中正干着的活儿，把活儿一丢，快步向院子外面走去。

他们这里生孩子不吹，娶新娘不吹，只有死了人才吹打张扬一番。

大笛不可抗拒的召唤力是显而易见的，不光高妮，庄上的人循着大笛的声响纷纷向死了人的那家院子走去。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响器班子在院子一角，集体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吹奏。这是镇上崔豁子的响器班子，那个老头儿就是四乡闻名的崔豁子。他们吹奏出的曲调有着古朴单纯的风格，它绝不模仿任何哭声，而更接近旷野里万众的欢呼，天地间隆隆滚动的春雷。人们静默地听着，只一会儿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死者出殡时，响器班子是在行进中吹奏。响器在旷野里吹奏，跟在庭院里吹奏给人的感觉又不同些。收去庄稼的千里大平原显得格外宽广，麦苗长起来了，给人间最隆重的仪式铺展开无边无际的绿色地毯。在长风的吹拂下，麦苗又是起伏的，一浪连着一浪。高妮不认为麦苗涌起的波浪是风的作用，而是响器的作用，是麦苗在随着响器的韵律大面积起舞。不仅是生性敏感的麦苗，连河水，河堤外烧砖用的土窑，坟园里一向老成持重的柏树等等，仿佛都在以大笛为首的响器的感召下舞蹈起来。响器的鸣奏对举哀队伍的帮助更不用说，有了响器的点化，哭就变成了对生死离别的歌咏，就有了诵经的性质，并成为人类世代相袭的不朽的声音。

高妮走在响器班子左侧前面一点，为了听得真切，看得真切，她不惜倒退着走路。高妮心中热浪翻滚着，她不可避免地流泪了。

死者入土后，响器班子拐上大路，直接向镇上走去。高妮有些不由自主地尾随过去。崔豁子问，你跟着我们干什么？高妮的回答连她自己事先也没想到，她说，我想跟你学吹大笛。崔豁子把高妮上下打量了一下，说，回去请你爹来找我吧！高妮大喜过望，两眼顿时开满泪花，一路小跑回去了。

高妮家的人不同意高妮去学吹大笛，因为吹大笛不是女孩子家干的事。母亲对高妮采取了控制措施，不让高妮走出院门，用活儿占领高妮的手脚。高妮在家穿着辣椒串子，穿到半截儿，她的手哆嗦了一下，把头直起来了。她听见起风了，风呼呼的，一路吹荡过来。在劲风的吹荡下，麦苗拔着节子往上长，很快就变成了葱绿的海洋。风再吹，麦子抽出穗来，开始扬花。乳白色的花粉挂在麦芒上，老是颤颤悠悠的，让人怜惜。当风变成热风时，麦子就成熟了。登上河堤放眼望去，麦浪连天波涌，真是满地麦子满地金啊！母亲问她不好好干活儿愣着干什么？她回过神来才听清不是起风，空气中隐隐传来的是大笛的声响。高妮怎么也坐不住了，她借口去趟茅房，攀上茅房里的一棵桐树，登上茅房的墙头，轻轻一跳，就摆脱了母亲的监控。

高妮的父亲从镇上的崔家叫回了他。父亲打了她，下手很重，把她打哭了。她听见了自己的哭声，哇哇的，通畅而嘹亮，像是从肺腑里发出来的，底气相当足，跟大笛的声音也差不多吧。父亲不许她哭，命她憋住，憋住！可是她却往大里调整了口型，哭得更充分了。父亲拿过一块毛巾，塞进她嘴里去了。鼓着腮帮子貌似吹大笛的高妮，只能在脑子的记忆里重温大笛的音响。大笛响起来了，满地的高粱霎时红遍，它与天边的红霞相衔接，谁也分不清哪是高粱，哪是红霞，哪是天上，哪是人间。然而好景不长，地上刮起了狂风，天上下起了暴雨。大风把成熟的高粱一遍又一遍压下去，倔强的高粱梗着脖子，一次又一次弹起来。暴雨下了几天几夜，大地成了一片汪洋。这时候，高粱仍有上佳表现，举出水面的高粱如熊熊燃烧的火炬，暴雨不但浇不灭它，经过暴雨的洗礼，大片的高粱简直成了火的海洋。高妮脑子里的大笛响到这里，眼泪又禁不住滚落下来。

母亲把她嘴里的毛巾掏出来时，是让她吃饭。她咬紧牙关，当然不会吃。母亲解开捆她的绳子，她还是不吃。她不光不吃饭，连话也不说了。

父亲请来一位亲戚，帮着做高妮的工作。这位亲戚用历史的观点，说吹大笛属于下九流行业，一个人如果选择了吹大笛，一辈子就被人看不起了。说得苦口婆心，可高妮仍坚持绝食，拒绝说话。后来这位亲戚对高妮父亲说，人各有志，算了，给孩子一条活路吧！

没人会关心高妮为练习吹大笛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一个人来到世上，要干成一件事，吃苦受罪是不言而喻的。两三年后，高妮吹出来了，成气候了，大笛仿佛成了她身体上的一部分，与她有了共同的呼吸和命运。有人说她的大笛能呼风唤雨，要雷有雷，要闪有闪；能让阳光铺满地，能让星星布满天。只要一听说高妮在哪里吹大笛，人们像赶庙会一样，蜂拥着就去了。

消息传到外省，有人给正吹大笛的高妮拍了一张照片，登在京城一家大开本的画报上了。照片是彩色的，连同听众占了画报整整一面。有点可惜的是，高妮在画报上没能露脸儿，她的上身下身胳膊腿儿连脚都露出来了，脸却被正面而来的大笛的喇叭口完全遮住了。照片的题目也没提高妮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响器。

（有删改）

金三儿

范子平

桃花、顺子姊弟俩背了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了。桃花娘锁了门，钥匙塞砖头下，急匆匆扛起锄头要上工，忽觉脊背发热，一愣怔，马上明白，是金三儿！她回过头来，果然见金三儿隔着矮矮的院墙，贼溜溜地看着她。她说，三儿，又看上了俺家啥东西？金三儿说，说那话！东西在你屋，我看得见吗？

桃花娘没心思跟他打卦聊嘴，想起是钥匙放得不对了。那时候的锁是老式狭长的黄铜锁，钥匙是一根细长铁板儿，头儿弯一点弯儿。一把锁就一把钥匙，为了自家人开锁方便，上地干活都不带钥匙，都是随意放屋门的近处，或门槛里边——那时屋门不开锁也能往里推一大祚深的地方，或鸡窝里，或窗户下的旧鞋里等。但这些地方，金三儿都能寻摸得到。

村里左不过三四百口人，人人都知道金三儿是偷儿。金三儿到地里干活偷地里，到村里游荡偷村里，各家各户偷了个遍。最恶劣的是去下蛋的老母鸡肚下摸鸡蛋——金三儿都懒得煮，随即磕开倒嘴里就生喝了。不过，小偷小摸不算喊，那个时代讲究家庭成分，金三儿往上推三代都贫农，两岁死了爹，娘又跟人跑了没踪影，他一个人过，冷锅冷灶的也可怜，大家伙儿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金三儿偷屋里东西最烦人。不过那时都穷，屋里也都没啥值钱东西，再说金三儿偷屋里也算有节制，都是趁没人，寻摸到屋门钥匙，开了门进去拿块饼，或弄个烤红薯等，别的他也不拿。为此金三儿挨过骂，挨过打，但坏习惯改不了。今年中秋节前，在贵州煤矿当工人的桃花姑父过来，带来两包月饼。一包四块，桃花娘要给桃花的姥姥送一包。剩下一包，家里四口人，夫妻俩加桃花和顺子，正好每人一块。桃花娘先是去了桃花姥姥家。剩余的一包桃花娘放馍篮里，高高地挂起来。

可还是遭了贼手——那贼百分之百是金三儿。其实那天下午，桃花娘也是见到金三儿隔了墙斜眼看她。她当时就一惊，但想这次钥匙放屋门上搁板里，金三儿个子低够不着，就放心扛着锄头往地里走了。到晚上全家吃月饼时，桃花娘傻眼了。包裹纸还有上边红盖头都好好的，可拆开里边，四块月饼每一块都被刀子切过，每块月饼去掉五分之一，篮子里还有些许月饼屑末。看来是就着篮子当场就进肚里了。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今天又被金三儿盯上，桃花娘心里烦躁。想钥匙放到哪里都能被金三儿寻到，这次不能着了他的道儿，桃花爹被队里派到外地挖渠做工，桃花和顺子放学晚，那干脆就把钥匙带身上吧，但从没在身边带过，搁大口袋里也沉沉的，不时得摸它一下恐怕丢失。

男的女的一众社员在西北麦田里点豆饼，大家嘻嘻哈哈的。桃花娘由于身上带了个一排长的铁钥匙，一弯腰就硌得慌，心里就不高兴，平日里的开朗活泼不见了，她只是不住气地暗暗骂金三儿。后半晌，一辆绿色的自行车疾驰而来，是邮局送信的，经常从村里村外过，大家都认得他。喜梅想给他来一句笑话。送信的却严肃地吆喝起来，咱这儿谁是桃花娘？人们都一愣。桃花娘赶紧说，就是俺，咋的啦？送信的说，我走出您村时，听到有人吆喝桃花家失火了，回头看村东头有冒烟，还有人追着我车子喊，让过来给你捎个信呢！

桃花娘啥也顾不上了，起来就往家跑，跑得丧魂失魄像逃兵一样。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自己家从不富足，那五间房是十几年口挪肚攒才盖起来的，一柱栋檩一根橡木一块砖瓦都是自家的血汗，再说，房子烧毁了，去哪里弄钱再搭窝呢？还有屋里的方桌柳椅，床第铺盖，要说都不值钱，可再去购置，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拿出这笔钱的！她又想，好好的咋就失火了呢？想起来了，昨晚洗的单子没有晾干，早晨把它折叠了放在竹熥笼上去通，熥笼放在煤火口，留的煤眼儿大了，大约火焰蹿上来了，把单子燃着了……

家里的方向还冒着黑烟，桃花娘一气儿跑进院子，腿都软了，一头栽倒在地上。有人把她拉起来，一院子人呢，都在看她。她抬起头看家里，屋门被端掉了，锁扣搭连着一扇门斜挂一边。喂牲口的大伯王增说，桃花娘呀，你要感谢人家金三儿呀，他跟我正在牲口棚里铡草，看到你家院子冒黑烟，连说不好了，去大街上喊“救火了——”，又抢先挑起水桶往你家跑。来了好多人，可都进不去门呀，金三儿窝下腰把你家门硬端掉一扇，大家都去泼水，还算及时，没过太大会儿就扑灭了火。桃花娘强撑着精神进屋看，遍地浊水横流，煤火上熥笼连单子早烧成灰了，灶火前木头窗户烧没了，墙壁也黑一大片，房顶也有烟熏的痕迹，要不是及时救下火，后果不堪设想，想着想着目光就不由自主地寻金三儿。

金三儿其实就在她身后，头发都烧没了，满脸黑乎乎的，额头带着伤；棉袄烧掉半拉，裸露的胳膊也带着伤。金三儿看桃花娘目光往他身上扫描，嘶哑着喉咙喊，桃花娘，天地良心，你家的锁我可没打开，事儿太急，真没找到钥匙呀！

桃花娘感慨万千，嘴里喃喃着：“金三儿呀，金三儿呀——”她喊道：“老少爷们儿，我谢谢咱了，再帮点忙，赶紧把咱金三儿送医院救治吧！”

（节选自《北京文学》2024年07期，有删改）

红骆驼

王松

顾莎起来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对芳妈说，半小时后出发。

顾莎在车上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女儿马上要高考了，正在最后冲刺。但顾莎没直接打给女儿，打的是丁睿的手机。丁睿果然在家，正给女儿做早餐。他在电话里乐呵呵地说，放心吧，女儿状态很好，昨天模考结果出来了，成绩很稳定，一会儿吃完早饭就去学校。顾莎这才放心了。

顾莎5岁时，把母亲叫芳妈。顾莎是在姥爷家长大的。顾莎只听说，芳妈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那里到处是沙漠和戈壁。

到顾莎上小学时，芳妈就回来了。芳妈一见顾莎就抱着她，一边亲一边说，这次芳妈不走了，再也不走了。但当时，顾莎问了芳妈一句话，她问，爸爸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她的童年时光，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来接，或者是爸爸，唯独她，只有姥姥和姥爷。①每次一问，就看到妈妈脸上止不住的泪水。

飞机在云层的上面飞着，像漂浮在一团一团的泡沫上。

飞机落地，停稳，顾莎带了随身的背囊和提袋，用轮椅推着芳妈下了飞机。走在廊桥上时，手机响了。顾莎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是云姨。想了想，把电话按掉了。

顾莎来到一个拐角，回头瞥一眼，确信看不到芳妈了，才拿出手机。云姨在电话里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是一种湿润的平静，像溪水流到石头上的声音。顾莎一直感到奇怪，②云姨在戈壁滩那样干燥的地方，声音怎么会这样湿润。

顾莎没见过云姨。虽然芳妈从没说过，但顾莎猜测，芳妈应该也没见过。

顾莎知道有云姨这个人是在高中毕业时，正准备高考。当时因为一件偶然的事，那天下午，顾莎去医院给芳妈送巧克力。进医院大门，收发室的曹大爷知道她是顾芳主任的女儿，就出来叫住她，说又有顾主任的汇款单。当时顾莎感觉到了，曹大爷的眼神有些异样。③接过汇款单一看，果然吓了一跳，这竟然是一张2万元的汇款单。在20世纪90年代初，2万元还是一笔巨款。其实在此之前，顾莎就知道，这些年每到月初，都会有人给芳妈寄钱来。以往也有这样的时候，顾莎偶尔来医院，收发室的曹大爷有汇款单就随手交给她，但一般都是一百元左右。顾莎每次拿了汇款单，回去交给芳妈，从不问这是谁寄来的。芳妈也不说，似乎这是个不言而喻的事。汇款单上有详细的汇款人姓名地址，从地址看，这钱显然是来自戈壁滩的深处，汇款人的名字叫潘大兴。

这次和云姨通电话，尽管顾莎没问，云姨也没说，但顾莎明白了，也许是潘大兴工作忙，走不开，这些年，一直都是云姨在替他往这边寄钱。

也正因如此，这次顾莎并没告诉芳妈，到了那边，云姨会在机场接机。

汽车来了，随行的还有矿区的两个年轻人——成林和陈偌偌。汽车下了高速，向西一转，开上一条很窄的林荫道。顾莎没想到，在戈壁滩上竟然会有这样一条枝叶繁茂，浓荫郁郁的小路。两边的树枝伸展着交织在一起，朝远处看去就像一条绿茵茵的长廊。刚才下高速时，顾莎听云姨对小秦说，先去英雄塔。

汽车又开了一段路，前面出现一个宽阔的广场。车停了下来。云姨对芳妈说，您就不用下去了，在车上看一看就行了。芳妈指指轮椅，对顾莎说，我要下去。

云姨看看芳妈，又看看顾莎。

顾莎说，那就下去吧。

这是一座灰色花岗岩的纪念塔。在纪念塔的前面，还矗立着一面巨大的国旗造型雕塑。芳妈从车上下来，坐在轮椅上，并没过来，只是远远地朝这边看着。云姨说，这座英雄塔的塔高是19.58米，寓意这片矿区，当初是在1958年建立的。

说着，回头看了看成林和陈偌偌。

这时，两个年轻人拉着手过来，仰起头朝英雄塔看着。

云姨在英雄塔的前面站了一会儿，说，上车吧。

汽车又向前开了一段，朝旁边一拐，开上一条笔直的水泥路。又开了一会儿，来到一个公园。车停下来，顾莎下来朝四周看看，发现这不是公园，是一个陵园。

她立刻睁大眼，回头看着云姨。

云姨看一眼坐在轮椅上的芳妈，转身朝前面走去。

顾莎推着轮椅，跟在后面。

一条很窄的小路。路边长满了骆驼草。但看得出来，这些骆驼草显然不是野生的，而是有人特意在这里栽种的。顾莎知道，这种骆驼草看着不起眼，其实是一种很神奇的植物。它在地表只有小小的一蓬，可是下面的根系却扎得极深，而且会向四周蔓延，能有几米甚至十几米。来到一座墓碑跟前，云姨站住了。这时，顾莎看清了，墓碑上镌刻着几个大字，“潘大兴同志之墓”。下面还有一行竖着的小字：“1992年敬立”。

芳妈回头看看云姨，问，他是，1992年去世的？

云姨点头说，是。

顾莎在心里回想了一下，那是自己要高考，父亲突然让云姨寄来2万元钱的前一年。接着就明白了，父亲直到临去世，心里还记着，他的女儿第二年就要高考了。

她终于忍不住了，眼泪流了下来。

云姨说，他是个不要命的人。那次是反应堆突然出故障，他下去维修。按规定，人在下面最多只能停留4小时，可他一连待了二十几个小时，直到排除了故障，就这样……

云姨没再说下去。

顾莎慢慢回过头，看着墓碑，喃喃地叫了一声，爸。

④此时，顾芳正把轮椅朝墓碑的跟前摇过去……

（本文获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有删改）

材料一：

清晨（节选）

迟子建

①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西班他们刚走，雨就来了。在这之前，连续半个多月，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瘦了，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弯了腰了。②我不怕天早，但我怕玛克辛姆^①的哭声。柳莎^②到了月圆的日子会哭泣，而玛克辛姆呢，他一看到大地旱得出现弯曲的裂缝，就会蒙面大哭。好像那裂缝是毒蛇，会要了他的命。可我不怕这样的裂缝，在我眼中它们就是大地的闪电。

安草儿在雨中打扫营地。

我问安草儿，布苏是不是个缺雨的地方，西班下山还得带着雨？

安草儿直了直腰，伸出舌头舔了舔雨滴，冲我笑了。他一笑，眼角和脸颊的皱纹也跟着笑了——眼角笑出的是菊花纹，脸颊笑出的是葵花纹。雨水洒下来，他那如花的皱纹就像是含着露珠。

我们这个乌力楞^③只剩下我和安草儿了，其他人都在早晨时乘着卡车，带着家当和驯鹿下山了。以往我们也下山，早些年去乌启罗夫，近年来到激流乡，用鹿茸和皮张换来酒、盐、肥皂、糖和茶什么的，然后再回到山上。但这次他们下山却是彻底离开大山了。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布苏，帕日格告诉我，布苏是个大城镇，靠着山，山下建了很多白墙红顶的房子，那就是他们定居的住所。山脚下还有一排鹿圈，用铁丝网拦起，驯鹿从此将被圈养起来。

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③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使我成为一个瘫子；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

两年前，达吉亚娜召集乌力楞的人，让大家对下山做出表决。她发给每人一块白色的裁成方形的桦树皮，同意的就把它放到妮浩遗留下来的神鼓上。神鼓很快就被桦树皮覆盖了，好像老天对着它下了场鹅毛大雪。我是最后一个起身的，不过我不像其他人一样走向神鼓，而是火塘，我把桦树皮投到那里了。它很快就在金色的燃烧中化为灰烬。我走出希楞柱^④的时候，听见了达吉亚娜的哭声。

我以为西班会把桦树皮吃掉，他从小就喜欢啃树皮吃，离不开森林的，可他最终还是像其他人一样，把它放在神鼓上了。我觉得西班放在神鼓上的，是他的粮食。他就带着这么一点儿粮食走，迟早要饿死的。我想西班一定是为了可怜的拉吉米才同意下山的。

安草儿也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但他的举动说明不了什么。谁都知道，他不明白大家在让他做什么事情。他只是想早点把桦树皮打发掉，好出去做他的活计。安草儿喜欢干活，那天有一只驯鹿的眼睛被黄蜂蜇肿了，他正给它敷草药，达吉亚娜唤他去投票。安草儿进了希楞柱，见玛克辛姆和索长林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他便也那么做了。那时，他的心里只有驯鹿的那只眼睛。安草儿不像别人那样把桦树皮恭恭敬敬地摆在神鼓上，而是在走出希楞柱时，顺手撒开，就好像一只飞翔的鸟，不经意间遗落下的一片羽毛。

虽然营地只有我和安草儿了，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孤单。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的一个人了，也不会觉得孤单的。

我回到希楞柱，坐在狍皮褥子上，守着火塘喝茶。

以往我们搬迁的时候，总要带着火种。达吉亚娜他们这次下山，却把火种丢在这里了。没有火的日子，是寒冷和黑暗的，我真为他们难过和担心。但他们告诉我，布苏的每座房子里都有火，再也不需要火种了。可我想，布苏的火不是在森林中用火镰对着石头打磨出来的，布苏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光，那样的火又怎么能让人的心和眼晴明亮呢？

我守着的这团火，跟我一样老了。无论是遇到狂风、大雪，还是暴雨，我都护卫着它，从来没有让它熄灭过。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

我是个不擅长说故事的女人，但在这个时刻，听着“刷刷”的雨声，看着跳动的火光，我特别想跟谁说说话。达吉亚娜走了，西班走了，柳莎和玛克辛姆也走了，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安草儿自己不爱说话，也不爱听别人说话。④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我知道这对冤家跟人一样，也长着耳朵呢。

材料二：

我们是很崇敬火神的。从我记事的时候起，营地的火就没有熄灭过。搬迁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白色公驯鹿驮载的是玛鲁神，那头驯鹿也被称做“玛鲁王”，平素是不能随意役使和骑乘的。其后跟着的驯鹿驮载的就是火种。我们把火种放到埋着厚灰的桦皮桶里，不管走在多么艰难的路上，光明和温暖都在伴随着我们。平时我们还常淋一些动物的油到火上，据说我们的祖先神喜欢闻香味。火中有神，所以我们不能往里面吐痰、洒水，不能朝里扔那些不干净的东西。这些规矩，我和列娜从小就懂得，所以尼都萨满给我们讲火神的故事时，我们都很入迷。

听完故事，我和列娜各自说了一句话。

我的话是对尼都萨满说的：额格都阿玛，是不是每天晚上火神都从里面跳出来跟你说话？尼都萨满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火，摇了摇头。

列娜的话是对我说的：你将来可一定要保护好火种啊，别让雨浇灭了它，别让风吹熄了它！我点了点头，就像夕阳对着要坠入的山谷点头一样。

（节选自《额尔古纳河右岸》^⑤）

【注】①玛克辛姆是“我”的小侄子，其母妮浩为部落的萨满（巫师）。妮浩去世后，玛克辛姆常有一些怪异的举动，这预示着他要成为新萨满。②柳莎是“我”的儿媳妇，月圆之夜因思念逝世的丈夫而哭泣。③乌力楞：鄂伦春语音译，由通古斯语“乌力尔托”一词引申而来，意为“子孙们”。若干“乌力楞”组成一个氏族。④希楞柱：鄂温克人居住的圆锥形的帐篷。⑤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史实以及唯美的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