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思想方面，姚鼐极为崇尚程、朱之学，可“正之”，但不能诋毁、讪笑，否则便是“诋讪父、师”，要遭天谴。姚鼐虽加意维护程、朱，但较为通速，能兼容其它学说，甚至能吸纳汉学之长。他还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又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这一理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

他先后任杨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等书院主讲，精心培养了梅曾亮、姚莹等一大批弟子，他以自己的古文理论指导教学实践使“桐城家法”得到广泛的传播。姚鼐一生的著作等身，有《惜抱轩诗文集》、《惜抱尺牍》等。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槲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

﹣﹣摘编自李帆《姚鼐学术思想论述》

材料：14—17世纪中外部分著作

材料反映了14—17世纪中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些相似与不同之处。请任选一个角度，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习惯以文化为优先认同单位的古代士大夫，对明清之际天崩地陷式的巨变实在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王朝的覆灭便等同于文明的灭绝。在这种痛苦感情的刺激下，以“华夷之分”提炼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清初不合作的士人群体中颇具号召力，可当亡国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当清朝皇权依靠文化的普世主义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时候，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也就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困境。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材料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交互作用、彼此制约的辩证过程中逐步构建并于甲午后初步形成的。为救亡图存，维新派主张“满汉平等”“合举国之民心”；立宪派主张“合族救国”；民国后，孙中山将“驱除鞑虏”转变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使世界强国不敢轻视中国”。晚清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但剖析各种思潮，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贯穿其中。

——摘编自俞祖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