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初，废弃了秦代法律的严酷繁杂成分，由萧何制定了崇尚宽简的《九章律》，《九章律》和其他一系列法律，统称“汉律”。汉律的形式，主要有律、令、科、比四种。律为律条，令为诏令，科为法律适用，比为案例类推。汉律强调皇权至上，法自君出，儒家经义成为其法理的基础。近代严复曾说：“三代以还，汉律最具。吾国之有汉律，犹欧洲之有罗马律也。”到明清时期，中华法系已走到尽头。晚清，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冲击下，统治者对法律做了一些调整，但是，最终也未能走上立法民主化、司法独立化的道路。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第二版）》

材料二：在中华法系中，与商业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得不到充分发展，重视公权益即国家利益，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私权益即庶民个人利益，却得不到应有重视。而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其中有关财产所有权和契约的各项规定，都是由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经典性规范构成。尤其罗马法利用有利的客观地理环境，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和法律制度，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法系之一。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材料一：西汉初期的宰相大都来自功臣列侯，这形成了初期皇权与相权较为稳固的局面。

皇帝和宰相能较好地合作处理国家大事，宰相与皇帝之间的个人关系比较稳定，宰相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制度）关系明确，宰相制度逐步完善。同时，宰相制度适应了其他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御史大夫、太尉、内朝官以及地方王侯国等制度的设立和完善使宰相制度处于更为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制度环境当中。宰相制度本身比之秦朝也进一步发展，职权进一步明确、职权类型化更为明显、机构也日益复杂化。

——摘编自张扬《西汉初期宰相制度研究》

材料二：首相是帝国唯一的大臣，主持帝国政府。“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议会选举。首相有权在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发起辩论，提出法案。表决失败，不能投不信任票迫使他辞职，因为他只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其任期长短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愿。首相在内阁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各部都不是独立的机构，“部长”不是该部负责的政治人物，是首相的助手，称为“国务员”。因此，只要取得皇帝的赏识，首相便是帝国全部权力的化身。从1871年起到1890年，俾斯麦一直就是这个“帝国的监护人”。

——摘编自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