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班

冰心

    L女士是我们全班男女同学所最敬爱的一个人。大家都称呼她“L大姐”。

    她是闽南人，皮肤很黑，眼睛很大，说话做事，敏捷了当。在同学中间，疏通调信，排难解纷，无论是什么集会，什么娱乐，只要L大姐登高一呼，大家都是拥护响应的。

    在医预科的末一年，有一天，我们的班导师忽然叫我去见他。在办公室里，他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婉转地对我说，校医发现我的肺部有些毛病，学医于我不宜，劝我转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要学医，是十岁以前就决定的。因我的母亲多病，服中医的药不大见效，西医诊病的时候，总要听听心部肺部，母亲又不愿意，因此，我就立下志愿要学医，学成了好替我的母亲医病。在医预科三年，成绩还不算坏，眼看将要升入本科了，如今竟然功亏一篑！从班导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是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生理学实验室，我说：“L大姐，我不能同你们在一起了，导师不让我继续学医，因为校医说我的肺有毛病……”L大姐愕然，说：“不是肺痨吧？”我摇头说：“不是，据说是肺气枝涨大……无论如何，我要转系了，你看！”L大姐沉默了一会，便走过来安慰我说：“可惜得很，像你这么一个温和细心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做个很好的医生，不过假如你自己身体不好，学医不但要耽误自己，也要耽误别人。同时我相信你若改学科，也会有成就的。人生的路线，曲折得很，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她赶紧又加上一句：“你素来对文学就极感兴趣，我常常觉得你学医是太可惜了。”我听了大姐的话，转入了文学系。在她的指导鼓励之下，我渐渐地消灭了被逼改行的伤心，而增加了写作的勇气。至今回想，当时若没有大姐的勉励和劝导，恐怕在那转变的关键之中，我要做一个颓废而不振作的人吧！

    在我教书的时候，L大姐已是一个很有名的产科医生了。在医院里，和在学校里一样，她仍是保持着领袖的地位，作一班大夫和护士们敬爱的中心。在那个大医院里，我的同学很多，我每次进城去，必到那里走走，看他们个个穿着白衣，挂着听诊器，在那整洁的甬道里，忙忙地走来走去。闻着一股清爽的药香，我心中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如同一个受伤退伍的兵士，裹着绷带，坐在山头，看他的伙伴们在广场上操练一样，也许是羡慕，也许是伤心，虽然我对于我的职业，仍是抱着与时俱增的兴趣。

    抗战前一个月，我从欧洲回来，正赶上校友返校日。那天晚上，我们的同级有个联欢会，真是济济多士！十余年中，我们一百多个同级，差不多个个名成业就，儿女成行（当然我是一个例外），大家携眷莅临，很大的一个厅堂都坐满了。觥筹交错，童稚欢呼，大姐坐在主席的右边，很高兴地左顾右盼，说这几十个孩子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她接引降生的。酒酣耳热，大家望洋兴谈起做学生时代的笑话，气氛愈加热烈了。主席忽然起立，敲着桌子提议：“现在请求大家轮流述说，假如下一辈子再托生，还能做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哄然大笑。于是有人说他愿意做一个元帅，有人说愿做个百万富翁……轮到我的时候，大姐忽然大笑起来，说：“×××教授，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女人。”大家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当着许多太太们，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也笑着反攻说：“L大夫，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男人。”L大姐说：“不，我仍愿意做一个女人……”

    盛会不常，佳时难再，那次欢乐的聚会，同班们三三两两的天涯重聚，提起来都有些怅惘。事变后，我还在北平，心里烦闷得很，到医院里去的时候，L大姐常常深思地皱着眉对我们说：“我呆不下去了。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枝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大家都点点头。我说：“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假若当初……”大姐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

    一年内，我们都悄然地离开了沦陷的故都。我从那时起，便没有看见过我们的L大姐，不过这个可敬的名字，常常在人们口里传说着，说L大姐在西南的一个城市里换上军装，灰白的头发也已经剪短了。她正在和她的环境，快乐地、不断地奋斗，在蛮烟瘴雨里，她的敏捷矫健的双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华民族的孩童。她不但接引他们出世，还指导他们的父母，在有限的食物里，找出无限的滋养料。她正在造就无数的将来的民族斗士！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回到故都重开级会的时候，我能对她说：“L大姐，下一辈子我情愿做一个女人，不过我一定要做像你这样的女人！”

（选自《冰心散文》，有删节）

桃园

废名

    王老大只有一个女孩儿，叫阿毛，一十三岁，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王老大一向以种桃为业，住的地方就叫做桃园。

    桃园的篱墙的一边又给城墙做了，但这时常惹得王老大发牢骚，城上的游人可以随手摘他的桃子吃。他的阿毛倒不大在乎，她还替城墙栽了一些牵牛花，花开的时候，许多女孩子跑来玩，兜了花回去。这是指西山的落日，这里正是西城。阿毛每每因了这一个日头再看一看照墙上画的那天狗要吃的一个，也是红的。

    秋深的黄昏。阿毛病了也坐在门槛上玩，望着爸爸取水。桃园里面有一口井。桃树，长大了的不算又栽了小桃，阿毛真是爱极了。爸爸担着水桶林子里穿来穿去，不是把背弓了一弓就要挨到树叶子。阿毛用了她的小手摸过这许多的树，不，这一棵一棵的树是阿毛一手抱大的！——是爸爸拿水浇得这么大吗？她记起城外山上满山的坟，她的妈妈也有一个，——妈妈的坟就在这园里不好吗？爸爸为什么同妈妈打架呢？有一回一箩桃子都踢翻了，阿毛一个一个的朝箩里拣！

    阿毛看见天上的半个月亮了。她不相信天是要黑下去，——黑了岂不连苔也看不见？——她的桃园倘若是种橘子才好，苔还不如橘子的叶子是真绿！她曾经在一个人家的院子旁边走过，一棵大橘露到院子外，——橘树的浓荫俨然就遮映了阿毛了！

    “阿毛，进去，到屋子里去，外面风很凉。” “爸爸，你还要上街去一趟不呢？” “今天太晚了，不去，——起来。”王老大歇了水桶伸手挽他的阿毛。

    “瓶子的酒我看见都喝完了。” “喝完了我就不喝。”

    爸爸实在是好，阿毛可要哭了！——当初为什么同妈妈打架呢？半夜三更还要上街去！家里喝了不算还要到酒馆里去喝！但妈妈明知道爸爸在外面没有回也不应该老早就把门关起来！妈妈现在也要可怜爸爸罢！

    “爸爸，我们来年也买一些橘子来栽一栽。”

    “买一些橘子来栽一栽！你晓得你爸爸活得几年？等橘子结起橘子来爸爸进了棺材！”

王老大向他的阿毛这样说吗？问他他自己也不答应哩。但阿毛的橘子连根拔掉了。王老大这样的人，大概要喝了一肚子酒才不是醉汉。

    这时月亮才真个明起来，就在桃树之上，屋子里也铺了一地。王老大坐下板凳脱草鞋，——阿毛伏在桌上睡哩。

    “阿毛，到床上去睡。”“我睡不着。”“你想橘子吃吗？”“不。”

  阿毛虽然说栽橘子，其实她不是想到橘子树上长橘，一棵橘树罢了。她还没有吃过橘子。

    “阿毛，不说话一睡就睡着了。”王老大就闭了眼睛去睡。但还要一句——“要什么东西吃明天我上街去买。”

    “桃子好吃。”

    阿毛并不是说话说给爸爸听，但这是一声霹雳，爸爸的眼睛简直呆住了，如果不是夜里，夜里睡在床上，阿毛要害怕她说了一句什么叫爸爸这样！桃子——王老大为得桃子同人吵过架，成千成万的桃子逃不了他的巴掌，他一口也嚼得一个，但今天才听见这两个字！

    “现在那里有桃子卖呢？”一听声音话是没有说完。慢慢却是—— “不要说话，一睡就睡着了。”

    睡不着的是王老大。

    窗孔里射进来月光。王老大不知怎的又是不平！月光居然会移动，他的酒瓶放在一角，居然会亮了起来！王老大怒目而视。阿毛说过，酒都喝完了。瓶子比白天还来得大。王老大恨不得翻起来一脚踢破了它！世界就只是这一个瓶子——踢破了什么也完了似的！

    王老大挟了酒瓶走在街上。

    “十五，明天就是十五，我要引我的阿毛上庙去烧香。”低头丧气的这么说。

    自然，王老大是上街来打酒的。

    “桃子好吃，”阿毛的这句话突然在他的心头闪起来了，——不，王老大是站住了，街旁歇着一挑桃子，鲜红夺目得厉害。

    “你这是桃子吗！？”王老大横了眼睛走上前问。

    “桃子拿玻璃瓶子来换。”

    王老大又是一句：“你这是桃子吗？”同时对桃子半鞠了躬，要伸手下去。

    桃子的主人不是城里人，看了王老大的样子一手捏得桃子破，也伸下手来保护桃子，拦住王老大的手——“拿瓶子来换。”

    换桃子的收下了王老大的瓶子。王老大捧了桃子——他居然晓得朝回头的路上走！桃子一连三个，每一个一大片绿叶，王老大真是不敢抬头了。

    “王老大，你这桃子好！”路上的人问。王老大只是笑，——他还同谁去讲话呢？

    围拢来四五个孩子，王老大道：“我替我阿毛买来的。我阿毛病了要桃子。”

    “这桃子又吃不得哩。”是的，这桃子吃不得，——王老大似乎也知道！但他又低头看桃子一看，想叫桃子吃得！王老大的欢喜确乎走脱不少，然而还是笑——“我拿给我阿毛看一看……”

    乒乓！“哈哈哈，桃子玻璃做的！”“哈哈哈，玻璃做的桃子！”

    孩子们并不都是笑，——桃子是一个孩子撞跌了的，他，他的小小的心儿没有声响的碎了，同王老大双眼对双眼。

1927年9月

裱画徐

马犇

    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徐姓的裱画师。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寐“边芦雁”。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怍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

俄罗斯性格

阿．托尔斯泰

    ①我的朋友伊戈尔年轻键壮，十分出众。每当他从坦克炮塔里钻出来的时候，简直犹如战神！但在库尔斯克那场猛烈的战斗中，伊戈尔中尉那辆坦克不幸被德国鬼子的一颗炮弹击中。他虽然活了下来，也有视力，但脸被烧得模糊不清。八个月之后，递给他一面镜子的护士转过身去，哭了起来，而他立即把镜子还给了她。

    ②“经常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呢，”他说，“这个样子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是，他再也没有向护士要镜子，只是常常用手摸摸自己的脸，好似在逐渐习惯它似的。医疗委员会认为他不适合再去作战了，于是他动身回去探望一下父母。

    ③他回到村子里的时候，天色已接近黄昏。看，还是那口井，从这里数第六个小屋就是父母住的茅舍了。他突然站住了，双手插在口袋里，他摇了摇头，向那所房子走去。他的膝盖陷在雪里，弯身向窗内看去，他看见了母亲正在暗淡的灯光下准备晚饭，母亲还是披着那条黑包的披巾，但老多了，耸着消瘦的双肩……“啊，早知道，至少每天该给她写上几个字，讲讲自己的情况……”她把简单的饭菜摆在桌上，一壶牛奶，一块黑面包，两个匙子和一碟盐，她站在桌边，干瘦的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沉思起来。伊戈尔从窗外望着母亲，他明白，决不能让她受惊，决不能让她那张熟悉的、年老的脸因绝望而颤粟。

    ④好吧，就这样吧！于是他推开了门，走进院子里，然后走到台阶上，敲了敲房门，母亲在门里答应着：“谁？”“苏联英雄格罗莫夫中尉。”他回答说。他的心猛烈地跳动着，他就把肩头顶在门楣上。不，母亲没有听出是他的声音，他自己也仿佛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的声音，他的声音在多次手术之后已经变得沙哑、沉闷、含糊不清了。

    ⑤“亲爱的，你有什么事吗？”她问。“我给您带未了您儿子伊戈尔中尉的问候。”这时候她打开门，跑向他，一把抓住了他的双手。“我的伊戈尔还活着？他好吗？亲爱的，你快进屋坐吧。”伊戈尔坐在桌旁的一条长凳上。这个地方还是他当年双脚够不着地板时坐的那个地方。那时候，母亲常常摸着他的头，说道：“吃吧，好儿子。”

    ⑥不一会儿，他的父亲回来了，这些年来也衰老了许多，他的胡须好像撒上一层白粉。他看了看客人，在门口跺了跺破毡靴，不慌不忙地解开了围巾，脱下了短皮袄，然后走到桌子跟前，握了握客人的手，啊，多么熟悉的、宽阔的、慈父的手啊！

    ⑦伊戈尔坐着讲着自己的、也不是自己的事情，他坐得越久，就越不能承认自己的身份，也越发不能站起身来说：“你们认了我这个丑八怪吧，母亲，父亲……”这时他既快乐，又很痛苦。

    ⑧“好啦，我们吃晚饭吧，他妈妈，给客人拿点什么好吃的来。”他们像过去一样坐下来吃晚饭，就在吃晚饭的时候，伊戈尔中尉发现母亲特别注意看他那拿着匙子的手。他笑了一声，母亲抬起眼睛，她的面孔过分敏感地颤抖起来，问道：“您还没有讲什么时候会给他假期，让他回家来住上几天，我们有三年没见过他了，大概，他长成大人了吧，胡子也长出来了……是啊，天天都和死神打交道，大概他声音也变得祖了吧？”“他会回来的，也许，你们会认不出他来的。”

    ⑨他被安排在大炕上睡觉。这里的每块砖头，木板墙上的每条缝隙，天花板上的每个疤结，他都是熟悉的。屋里的羊皮和面包的气味——这种家里舒适和亲切的气味，就是在死亡面前也是无从忘记。三月的风在屋顶上呼啸着。父亲在隔板后面打着鼾，母亲辗转反侧叹息着，久久没有入睡。中尉俯伏而卧，把脸埋在手掌里。

    ⑩第二天早上，木柴燃烧的噼啪声惊醒了他，母亲悄悄地在炉边忙活着，他那的皮靴已刷干净放在门边，他那当初从家里带到战场上的包脚布也已洗干净，挂在晾衣绳上。

（有删改）

鸡鸭名家

汪曾祺

    “三爷，鸭都丢了！”佃户和长工一向都叫我父亲为“三爷”。

    “怎么都丢了？”

    这一带多河沟港汊，出细鱼细虾，是个适于养鸭的地方。有好几家养过鸭。这块地上的老佃户叫倪二，他要养鸭。从来没有养过鸭，这怎么行？他说他帮过人，懂得一点。没有本钱，没有本钱想跟三爷借。父亲觉得让他种了多年草田，应该借给他钱。父亲也托他买了一百只小鸭，由他代养。事发生后，他居然把一趟鸭养得不坏。

    前两天倪二说，要把鸭子赶去卖了。父亲问他要不要请一个赶过鸭的行家帮一帮，怕他一个人应付不了。运鸭，不像运鸡。鸡是装了笼的。运鸭，还是一只小船，船上装着一大卷鸭圈、干粮、简单的行李，人在船，鸭在水，一路迤迤逦逦地走。鸭子路上要吃活食，小鱼小虾，运到了，才不落膘掉斤两，精神好看。指挥鸭阵，划撑小船，全凭一根篙子。一程十天半月。经过长江大浪，也只是一根竹篙，晚上，找一个沙洲歇一歇。

    “不要！”他怕父亲再建议他请人帮忙，偷偷地一早把鸭赶过荡，准备过白莲湖，沿漕河，过江。

    “倪二在白莲湖里。三爷赶快去看看吧。一趟鸭子全散了！”

    “散了”就是鸭子不服从指挥，各自为政，四散逃窜，钻进芦丛里去了，而且再也不出来。小船浮在岸边，竹篙横在船上。倪二呢？坐在一家晒谷场的石辘轴上，手里的瓦块毡帽攥成了一团，额头上破了一块皮。几个人围着他。他好像老了十岁。他疲倦了。一清早到现在，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他跟鸭子奋斗了半日。他一定还没有吃过饭。他的饭在一个布口袋里——一袋老锅巴。他木然地坐着，一动不动。不时把脑袋抖一抖，倒像受了震动。——他的脖子里有好多道深沟，一方格，一方格的。颜色真红，好像烧焦了似的。老那么坐着，脚恐怕要麻了。他的脚显出一股傻相。

    怎么办呢？围着的人说：“去找陆长庚，他有法子。”“哎，除非陆长庚。”“只有老陆，陆鸭。”陆长庚在哪里？“多半在桥头茶馆。”

    桥头有个茶馆，是为鲜货行客人、蛋行客人、陆陈行客人谈生意而设的。区里、县里来了什么大人物，也请在这里歇脚。卖清茶，也代卖纸烟、针线、香烛纸马、鸡蛋糕、芝麻饼、七厘散、紫金锭、菜种、草鞋、写契的契纸、小绿颖毛笔、金不换黑墨、何通记纸牌……总而言之，日用所需，应有尽有。这茶馆照例又是闲散无事人聚赌耍钱的地方。茶馆里备有一副麻将牌，一副牌九。推牌九时下旁注的比坐下拿牌的多，站在后面呼吆喝六，呐喊助威。船从桥头过，远远地就看到一堆兴奋忘形的人头人手。船过去，还听得吼叫：“七七八八——不要九！”——“天地遇虎头，越大越封侯！”常在后面斜着头看人赌钱的，有人指给我们看过，就是陆长庚，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诨号“陆鸭”，说他能跟鸭子通话，他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愁。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现在见到鸭就怕。

    “不要你多，十五块洋钱。”说了半天，讲定了，十块钱。他不慌不忙，看一家地杠通吃，红了一庄，方去。“把鸭圈拿好。倪二，赶鸭子进圈，你会的？我把鸭子吆上来，你就赶。鸭子在水里好弄，上了岸，七零八落的不好捉。”

    这十块钱赚得太不费力了！拈起那根篙子（还是那根篙，他拈在手里就是样儿），把船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啧啧啧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好像来争抢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只小船的四周来。本来平静辽阔的湖面，骤然热闹起来，一湖都是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极了，欢喜极了，放开喉咙大叫，“呱呱呱呱呱……”不停地把头没进水里，爪子伸出水面乱划，翻来翻去，像一个一个小疯子。岸上人看到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倪二也抹着鼻涕笑了。看看差不多到齐了，篙子一抬，嘴里曼声唱着，鸭子马上又安静了，文文稚稚，摆摆摇摇，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贵“和”。这个“和”字用来形容这些鸭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唱的不知是什么，仿佛鸭子都爱听，听得很入神，真怪！

    这个人真是有点魔法。

    “一共多少只？”

    “三百多。”

    “三百多少？”

    “三百四十二。”

    他拣一个高处，四面一望。“你数数。大概不差了。——嗨！你这里头怎么来了一只老鸭？”

    “没有，都是当年的。”

    “是哪家养的老鸭让你裹来了！”倪二分辨，但也没用。

    他一伸手捞住了。“它屁股一撅，就知道。新鸭子拉稀屎，过了一年的，才硬。鸭肠子搭头的那儿有一个小箍道，老鸭子就长老了。你看看！裹了人家的老鸭还不知道，就知道多了一只！”倪二只好笑。

    “我不要你多，只要两只。送不送由你。”

    怎么小气，也没法不送他。他已经到鸭圈子提了两只，一手一只，拎了一拎。

    “多重？”他问人。

    “你说多重？”人问他。

    “六斤四，——这一只，多一两，六斤五。这一趟里顶肥的两只。”

    “不相信。一两之差也分得出，就凭手拎一拎？”

    “不相信？不相信拿秤来称。称得不对，两只鸭算你的；对了，今天晚上上你家喝酒。”

    到茶馆里借了秤来，称出来，一点都不错。

    “拎都不用拎，凭眼睛，说得出这一趟鸭一个一个多重。不过先得大叫一声。鸭身上有毛，毛蓬松着看不出来，得惊它一惊。一惊，鸭毛就紧了，贴在身上了，这就看得出哪只肥，哪只瘦。晚上喝酒了，茶馆里会。不让你费事，鸭杀好。”

    “杀的鸭子不好吃。鸭子要吃呛血的，肉才不老。”

    什么事都轻描淡写……毫不装腔作势。说话自然也流露出得意，可是得意中又还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嘲讽。这是一点本事。可是人最好没有这点本事。他正因为有这些本事，才种种不如别人。他放过多年鸭，到头来连本钱都蚀光了。鸭瘟。鸭子瘟起来不得了。只要看见一只鸭子摇头，就完了。这不像鸡。鸡瘟还有救，灌一点胡椒、香油，能保住几只。鸭，一个摇头，个个摇头，不大一会，都不动了。好几次，一趟鸭子放到荡里，回来时就剩自己一个人了。看着死，毫无办法。他发誓，从此不再养鸭。

    “倪老二，你不要肉疼，十块钱不白要你的，我给你送到。今天晚了，你把鸭圈起来过一夜。明天一早我来。三爷，十块钱赶一趟鸭，不算顶贵噢？”

    他知道这十块钱将由谁来出。当然，第二天大早来时他仍是一个陆长庚：一夜“七戳五在手”，输得光光的。“没有！还剩一块！”

 一九四七年初，写于上海（原文有删改）

医　者

周国华

    读高二那年，我妈病了，痛得满床打滚。我背着她到赤脚医生那里。医生为她打了针止痛剂，手一摊：“怕是大病，赶紧送县医院。”

    我借了辆三轮车，把我妈拉到县医院。医生诊断后，把我叫到一边：“你妈得的是癌症，晚期了，花再多钱也没用，你自己决定吧。”

    癌症？我眼前一阵发黑。我爸走得早，这些年来，我妈就靠种那点承包田供我上学，如今……

    不能这么放弃！我刚想办住院手续，我妈含笑进来说：“医生，给我开点药吧，止疼的就行，我命硬，能挺过去。”

    拗了半天，我还是按我妈的意思做了。我知道，我妈一旦决定了的事，没人能改过来。回家的路上，我拼命憋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兜里只有三百块钱，那是全家仅剩的那么一点点。

    或许天不绝人，我去村里小店买东西，无意中听到有人说，邻乡有个老中医挺神的，治好过一些大医院都没法治的怪病。我立马找了过去。

    老中医家里坐着很多病人，得什么病的都有。老中医话不多，而且声音很轻，只是在搭脉后简单地问上几句，就摇头晃脑开起了方子，完了，又叮嘱几句，也看不出有啥高明之处。最后一个轮到我，老中医瞅了我一眼：“病人呢？”

    我拿出医院的诊断书，讲了我妈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我说来得急，我妈也下不了地，先来问问。说到最后，我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老中医瞪了我一眼：“这么大了还哭，没出息。走，带我去看看。”

    老中医给我妈搭完脉，捋着花白的山羊胡子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垂手，惶惑地盯着他。老中医让我把三轮车上那个蛇皮袋子拿进来。一打开，里面全是草药。老中医告诉我把这几把药分均匀，半年服完，应该就可以了，不行的话，再去找他。

    我连连点头，掏出三百块钱：“只有这些了，别嫌少。”

    老中医没接钱，双手把玩着桌上的青花瓷瓶，左看右看，还不住地点头：“不用了，你留着做学费吧，这个东西卖给我吧。”

    我妈连忙摇手：“不，这是我的嫁妆，几块钱买来的，乡下人没闲心插花，我常说，还不如碗勺来得实用呢。”

    老中医晃头捻须，说：“实用不实用我不管，家里有一个，正好配个对。”

    送走老中医，我和我妈还真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种好事，诊费、药费没付不说，还白白拿了一千块钱！

    半年后，我陪着我妈去了医院，诊断结果让我欣喜若狂，我妈竟痊愈了！

    我拿着锦旗去谢老中医，老中医一笑：“有钱了，就把瓶子赎回去，价钱嘛，翻倍。”我点头。

    我如愿考上了医学院。用那些钱，我撑过了第一个学期。之后，我勤工俭学，再没用过家里一分钱。毕业后，我凭着优异的成绩，被省城一家大医院聘用。我接我妈进城，贷款买房，娶妻生子，进修深造……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偶然观看《鉴宝》节目，里面一个青花瓷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瓶子，看上去跟我家的一模一样。专家几百万的估价让我又吃惊又愤怒，原来老中医早就知道瓶子的价值。我想起了老中医眯着眼的神情，哼，狡诈，虚伪！

    我憋着满肚子怨气去找老中医。老中医已去世，他儿子接过我的字条，一笑：“家父说你会成为医生，果然没错。”

    我突然想起，那天我对老中医说，我想放弃学业，赚钱养活我妈。我有点发蒙，是不是自己太小人了？

    里屋的橱柜上，摆放着两个青花瓷瓶，花纹一样，成色迥异。老中医的儿子取过那个釉色发暗的瓶子：“民国的，不过也值几千块钱。”

    我脸红了。瓶子的内壁上，依稀还能看到我儿时调皮的涂鸦，是我家的那个！我疑惑地望着另一个青翠欲滴的花瓶。

    “这个是我祖上为一官宦人家诊病时，那家主人给的。”

    我掏出一万块钱，老中医的儿子执意只收下两千：“家父嘱咐，不敢有违。”

    对着老中医的遗像，我郑重地磕了三个头。泪眼婆娑中，我又看到了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温馨，深邃。

    一块匾额悬在墙上，上面的两个字熠熠生辉——“医者”。